安術有七,危道有六。
使國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種,使國家危亂的途徑有六種。
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使國家安定的方法:一是賞罰根據是非而定;二是福禍要根據行為善惡獲得;三是生死要根據法律的規定決定;四是人賢和不賢是實際存在的,不能憑君主的個人的愛憎;五是愚和智是客觀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別人的誹謗或讚美來確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觀標準而不憑主觀猜想;七是要誠實守信不欺騙。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危亂的途徑:一是砍削木材偏到準線以內,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決,不依據法令;三是用別人的禍害謀劃;四是用別人的災禍取樂;五是危害別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對自己喜歡的人不親近,厭惡的人不疏遠。如果這樣,人們就失去了樂於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條件。人們不樂於生存,那君主就不會受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無法推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左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範圍內充分發揮智慧和才能,在法令範圍內竭盡力量,用來打仗就能取勝,用來治理國家就能安定。太平社會使人樂於生存去幹好事,愛惜身體不做壞事,小人少而君子多。所以國家可以長久的存在,永久平安。在狂跑的車子上沒有孔子那樣的智者,在傾覆的船隻下沒有伯夷那樣的廉者。所以法令就是國家的船和車,安定的時候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現,危亂時爭奪和貪鄙的人就會湧現。所以使國家安定的辦法,像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一樣,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先王把法令書寫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順應了客觀規律,所以後人都能信服。如果讓人們去掉饑寒時吃飯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做不到;違背客觀規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如果強製人們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那君主就無法安寧。君主以永不滿足的貪欲去搜刮已被搜括盡的民眾,那麼民眾就會說:“我一無所有了”;民眾一無所有,就會輕視法令。法令是用來維係治理國家的,一旦被輕視了,君主的功業就無法建立,名聲也就無法獲得了。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聽說古代名醫扁鵲療治疾病時,插入刺骨的刀子;聖人挽救危國時,進獻逆耳的忠言。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時疼痛,自己卻能得到長遠好處;忠言逆耳,所以心裏暫且難受,國家卻能得到長遠利益。因些,危重病人從疼痛中得到好處,勇猛剛毅的君主為得福不怕進言的逆耳。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鵲能竭盡技巧;君主不怕進言的逆耳,就不會失去伍子胥那樣的忠臣;這是長治久安的方法。生病了卻不能忍住疼痛,扁鵲的技巧就無法施展;危險了卻害怕進言的逆耳,聖人的忠心就無法進獻。這樣一來,長遠利益就不能傳留後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幹;盡如比幹,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幹,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禦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堯,卻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這好比希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幹那樣,都像比幹那樣,君主自然就不會有什麼過失,臣下也就不會背離君主。君主不能正確估計自己的力量,手下又有田成子那樣圖謀篡權的臣子,還要希望他們都像比幹,所以國家無法安定。假如聖君被廢,暴君得立,那麼人們就不可能發揮長處,卻要時常為短處所憂慮。失掉了長處,國家就建不起功業;拘束在短處裏,民眾就不再樂於生存。用沒有功業的國君駕馭不樂於生存的民眾,這在全國百姓中是行不通的。像這樣的話,君主就無法役使臣下,臣下就無法侍奉君主。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桀,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國家的安危在於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於強弱。國家的存亡在於君主是徒有虛名還是握有實權,而不在於臣屬的多少。所以,齊國是大國,但由於名不符實,君主在國內被架空了,名位和實權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奪君位。桀是天子,但沒有是非觀念;對無功的人給予獎賞,使阿諛奉承的人憑著欺詐手段得以尊貴起來;對無辜的人橫加刑戮,使駝背的人因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把欺詐當成正確的,把天生缺陷當成錯誤的,所以小商得以戰勝大夏。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君鞏固內部政權,所以不會被別國所滅亡。如果國家內部治理得不好,卻又不被別國所滅亡的,從來不曾有過。所以周朝奪取殷朝的政權,就像在庭院內撿到別人的東西一樣容易。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丟失了什麼,那麼周人連殷境內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覬覦,何況敢於改變君位呢?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重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明君的治國原則是適合法製的,這種法製適合民心。所以,貫徹法製,國家就能治理好;脫離法製,民眾就會思念。堯和當時的國民並沒有訂立牢靠的盟約,但治國原則能夠行得通;舜沒有立錐之地留給後代,卻結下了恩德。能夠把古代堯舜作為榜樣來確定治國原則,並把恩德永久留傳給後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