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五〕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經濟的籌算計劃。”管仲回答說：“國家沒有財物積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說：“為什麼說國無積蓄的原因在於政令呢？”管仲回答說：“一個農民隻能種百畝土地，而春耕春種隻能在二十五天內完成。”桓公說：“為什麼說春耕春種隻能在二十五天以內呢？”管仲回答說：“冬至後六十天地麵解凍，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凍。地下解凍才可以種穀，過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種，所以春耕春種必須在二十五天內完成。現在君上修建扶台，國內五方的民眾都來服役。一直過了春天您還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時機，全國五方之地就成為廢棄之地了。征發一人的謠役，百畝地不得耕種；征發十人，千畝不得耕種；征發百人，萬畝不得耕種；征發幹人，十萬畝不得耕種。春季已失去了那個‘二十五天’，夏天又再來征發徭役，這就是春天誤了種地，夏天誤了耘苗，秋天再無休止地征發，這就叫做糧食、土地不斷地喪失。種穀既已延誤了農時，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稅，農民吃用糧食通常隻是收成的一半，現今則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稅還要求交納現錢。這些便是暴亂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隨之以暴力鎮壓，就要發生所謂‘內戰’了。”桓公說：“講得好啊！”

管子曰：“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管仲接著說：“這就是因為沒有充分利用計算籌劃的理財方法。那些成王業的君主，從不侵奪百姓的農時，所以能五穀豐收。但是五穀豐收後，戰士就往往輕視爵祿，百姓也難免輕視國家獎賞。那種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就能使農民努力耕作而成果歸於君上，婦女勤於紡織而成果歸於官府。這並不是想要傷害民心民意，而是實行了利用物價高低的理財政策，就不能不是這樣的結果。”

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裏。’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裏、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籍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桓公說：“具體做法如何？”管仲說：“古代虞國是真正懂得運用計算籌劃的理財方法的。”桓公說：“到底什麼是運用計算籌劃的理財方法？”管仲說：“對於種百畝田的農民們，下達一個通令說：‘這個大約二十五天的時間，歸你們自己進行春耕，國家並發給你們貸款。’到了大秋，五穀大熟，國內糧價下降了一半。這時又通告農民們說：‘你們的貸款，都要折成糧食償還，而且要送交州、裏的官府收藏。’等到國內市場的糧食有一半控製在國家手裏時，就可使糧價提高二十倍。於是又通告遠近各縣、各裏、各邑的官吏們，要求他們都必須交納兵器和各種用具備用。同時通告說：‘國家沒有現錢，用糧食折成現錢購買。’這便在國內糧食價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經過償還糧食來支付器械的貸款，國家的器物都得到供應，而用不著向百姓直接征收。這就是虞國運用計算籌劃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