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米亶)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米亶)賣子者；禹以曆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準數一上十，豐之策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通權達變的理財方法。”管仲回答說：“天以天時水旱體現其權變，地以財物多寡體現其權變，人以能力高低體現其權變，君主以發號施令為權變。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權變，人、地的權變也無從掌握。”桓公說；“為什麼不掌握天權，人地之權就無從掌握？”管仲回答說：“商湯在位時有七年旱災，夏禹在位時有五年水災。人民沒有飯吃以至有出賣兒女的。商湯隻好用莊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夏禹隻好用曆山的金屬鑄幣，來贖救人民無食而出賣兒女的。所以，君主對於天時水旱不能掌握防備，人力和土地財物也都無從掌握了。因此，成王業的君主總是每年貯蓄糧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當於夠吃一年的貯備。三十七年就能有相當於十一年多一點的貯備。每年貯蓄三分之一不至於傷害民生，還可以促進農民重視農業並勤奮努力。即使天災毀壞土地生產，發生凶旱水澇百姓也不會有死於溝塹或沿街乞討的了。這就是掌握天時以對待天的權變的辦法。”桓公說：“好。我想實行掌握‘三權’的理財方法，該怎麼辦？”管仲回答說：“梁山南麵所產的糸青茜和山東掖縣一帶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寶。”管仲接著說：“用這些東西換取糧食，每年貯備一分，行之五年，國家就有力量使糧價比以前上漲十倍。”管仲接著說：“要鑄錢立幣，拿出兩年的貯備糧雇人采銅，建立冶銅鑄幣的場所。但物價的水平則要與別國保持一致。因為商品價格偏高，別國就來傾銷射利；商品價格偏低，物資會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價一致。物資泄散外流，就等於本國失權；被人射利，就等於本國失策了。國家不能防備天時水旱之變，民間隻好互相借貸以求自備，等於使人民私相奴役。這是刑罰所起和亂國的根本原因。均平變為不均平，富裕淪為貧窮，國家積累就陷於空虛了。這就是天地人三種權變都沒有掌握的表現。”桓公說：“掌握‘三權’的理財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說：“如果大豐收的年份，完成國家長期貯備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說：“歉年應當補助，為什麼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說：“歉年則糧價容易增高，一可為十，十可為百。用歉年掌握豐年，歉年的糧食價錢，一斤可以買上十斤糧；豐年的收糧數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錢。國家就有九倍的贏利。然後再用輕重之術策劃豐年糧食的經營，‘三權’都將由君上掌握了。這就是國家的通權達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製。”管子對曰：“國無製，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製，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策。”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策，其無能者矣。”
桓公問管仲：“請問國家固定不變的政策。”管仲回答說：“國家沒有固定不變的政策，因土地有產量的差別。”桓公說：“何謂國家沒有固定不變的政策，是因土地有產量之別麼？”管仲回答說：“上等地畝產十石，中等地畝產五石，下等地畝產三石，其餘都屬於荒地。一個農民，一般種田百畝。市場糧價在上述四類地區必然反過來分別表現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種精通商品流通理財之法的國家，百畝地的收益就可以趕上並等於千畝地的收益數字。那麼，百乘之國就趕上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就趕上萬乘之國了。所以，土地若沒有各種不同的產量，國家就不存在所謂理財之策，自然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政策。”桓公說：“好。如今想成為大國，進而由大國統一天下，不懂得通權達變的理財之策，看來是無所作為的了。”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準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複。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準道。”
桓公說：“現實行權變之策，後果又將如何？”管仲回答說：“君上若通曉廣狹的理財之術，就不致因為國土小而怕國土大的；若通曉輕重之術，就不會因為資財少而伯資財多的。這乃是國家理財政策的大事。”桓公說：“好。那麼要用它統一天下，治理海內，並永遠垂譽無窮，有辦法做到麼？”管仲回答說：“有。那就是：使經濟統計工作掌握理財方法，使物價調節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資尚未形成以前，控製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後，使財物一變為十，九倍為國家贏利。號令緩急的方法輕重之策的作用，就在於使財物一個增長為十個，十個增長為一百。然後再把十成的收入對開，用半數的五分之四為貯備，另外的半數則用來搞理財措施，由君主操縱經濟上的開放與收閉。”桓公說；“什麼叫開放與收閉？”管仲說：“君主不提倡仁，國人就沒有互助的風氣；君主不提倡慈孝，人們就怠慢雙親而輕於犯過。這是最大的禍亂。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財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來樹表柱立高門表彰仁孝。對於鄉中的孝子都送禮聘問，孝子的兄弟不論多少都免服兵役。由於樹表柱立高門提倡仁與慈孝，社會財物將廣為施散而輕賤下來。國家乘此輕賤之機而運用理財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財物又進到國家之手。再運用五成財物繼續按照從前的辦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運轉一樣進行。這便是長久享有天下的辦法，也可以稱之為‘平準之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旦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上次下吉），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驅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利用教育的理財方法。”管仲回答說：“百姓中凡有精通農事的，為他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養牲畜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精通園藝樹木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種瓜果蔬菜使其產量提高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於治病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通曉天時的；即能預言災情，預言某種作物歉收或豐收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懂得養蠶不生病的，也都設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要認真聽取這些專家的講授並把記錄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對他們無所幹擾。這是國家理財之策的一件大事。這樣做可保證國家財用上下消費都很充足，各級積蓄都很充裕。然後就給物資流通劃定四方限界，在境內靈活掌握號令的緩急，吞吐物資，用理財之策來控製經濟。為做好這些還需要任用五種有技藝的官。”桓公說：“何謂任用五種有技藝的官？”管仲說；“懂詩的可用來記述社會事物，懂時的可用來記述年景豐歉，懂春秋的可用來記述國事的成敗，懂出行的可指導行路的順逆，懂易的可用來掌握吉凶與成敗，懂卜的則可預測凶吉與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藝者，都賜給一匹馬所能耕種的土地，一斤金所能買到的衣服。這是有助於國君擺脫蒙昧愚妄的一種措施。這五家都可以及時發現問題：懂‘時’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時候說明情況，君主就不致錯過時機，錯行理財之策，而帶來財源興盛的結果；懂‘春秋’的官，可以遠占得失，以為後來的教訓；懂‘詩’的官，記述人們的行動而免於差錯；懂‘出行’的官，詳述道路的情況而免生誤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禍福凶吉，不至於發生錯亂。管理這些人應是君主的權柄。”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仲說：“利用權柄的理財方法，我已經明白了，要維護國家鞏固又該怎麼辦呢？”回答說：“有專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時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曉得失規律、萬物始終的人才，君上都已經授官使用了，其餘則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桓公說：“何謂按一般方法管理？”管仲回答說：“糧食是人們生命的主宰，知識是人們治事的幫助。但百姓知識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則君貧，民貧則君富一樣。這叫作看到事情的兩個方麵。國事的關鍵，全在於政策緩急得當；為君之道，全在於設計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於禁止邪惡產生。”桓公說：“何謂設計法度得宜？何謂禁製人心邪惡？”管仲回答說：“設計各種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製人心邪惡，要注意懲前毖後。這樣，禍事就不會發生，百姓也沒有犯罪的憂慮了。”桓公說：“再請談一談禁製人心的邪惡。”管仲回答說：“晉國有臣不忠於國君，想殺害君主，屬於政治性的大罪。對所有犯罪的各家，晉國一律都判定他們全家不準任職事君。這就是晉國的不對了。齊國處理此等事件，則按照主從分別定罪。懲治壞人用刑罰，表彰好人用獎賞，這就是戒止人心邪惡的做法。這種做法也可以稱之為‘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準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禦神用寶。”桓公曰：“何謂禦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裏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裏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托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為無貲，而藏諸泰台，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製，中二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桓公問管仲說：“上述輕重平準之法都付諸施行以後，理財之策是否就此結束啊呢？”管仲回答說：“沒有，還有禦神用寶。”桓公說：“何謂禦神用寶？”管仲回答說：“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龜，用這龜就可得到相當於百裏土地的利益。”桓公說：“何謂得龜相當於百裏之地？”管仲回答說：“讓得龜者把龜放在大盤裏。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備十乘馬車，攜帶黃金百斤，到得龜人的家下令說：‘國君賞賜給您中大夫的官服。’還說：‘這是東海海神的後代，樣子象龜，寄居在你的家裏，賜給您中大夫的官服，終身享用，並給你百斤黃金的報酬。’於是把這龜奉為無價的貴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條牛，立名為無價之寶。過四年後，征孤竹國，了解富戶丁家所藏的糧食，足夠三軍五個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來向他說：‘我有一件無價之寶在這裏，現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這個寶物抵押給你，借用你的糧食。’丁氏向北再拜領命，送到糧食，但不敢接受這個作為抵押的神寶。桓公便對丁氏說：‘我老了，兒子又不了解這裏的前前後後。你一定要收下這個抵押品。’丁氏回家後，便改建房屋，輔設墊席，把龜收藏起來了。過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時候，即可公開宣布丁家糧食確實滿足三軍吃了五個月。桓公再舉辦一種利用貢龜的理財辦法：確定文行價值七千金，年龜價值為四千金，黑白子的龜價值為一千金。凡用貢龜製度所得收入，相當兩個齊國領土的數字。貢龜的使用：在國家危難的時候就把它作為寶物抵押出去，在國家安定的時候就讓它在物資流通中起作用。”桓公說：“何謂流通中的作用？”管仲回答說：“市場物價若出現投機詐騙的現象，則國無理財之法而民無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糧食、錢幣兩大投機對象以外的物資。”桓公說：“何謂兩個投機對象以外的物資？”管仲回答說：“萬乘之國不可以沒有價值萬金的庫藏龜寶，千乘之國不可以沒有價值千金的庫藏龜寶，百乘之國不可以沒有價值百金的庫藏龜寶。利用這種後備的寶物，同國家政策號令的進退相結合，這就可以叫做乘時調節市場的物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