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準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說：“梁聚對我講：‘古時候實行輕稅而薄征，這算是稅收政策中最適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見如何？”管仲回答說：“梁聚的話不對。輕賦稅則國家倉凜空虛，薄征收則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則皮、帛不能出口，國家倉凜空虛則戰士低賤無祿。對外，皮貨和絲帛不能輸出於天下各國；對內，國家的戰士又處境低賤。梁聚的話顯然是錯誤的。國君有山，山中產銅，可用銅鑄造錢幣。如能用錢幣折算糧食發放全國俸祿，糧食就全都囤集在國家手裏，糧價可上漲十倍。農民晚睡早起，不用驅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產量。這樣一來，戰士隻要有從前一半的糧食俸祿，就可以為國效命；農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於主持國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語驅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必直接用言語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這樣，使百姓沒有不為他所用、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見是錯誤的。”桓公說：“好。”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遊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又問管仲說：“有一個名叫請士的人對我說：何以不對各種有才能的人進行管束？”管仲說：“何謂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說：“就是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謀士全部拿出謀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這樣做，就可以治國麼？”管仲回答說：“請士的話是錯誤的。俸祿輕，士人就不肯死難；幣值低，士人就輕視獎賞；物價低，謀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國家有此三種怠情現象，還有什麼辦法呢？如果把糧食的七成操縱在國家手裏，隻讓三成在下麵流通，謀士就可以用盡他們的謀略，智士就可以用盡他們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請士的話是錯誤言論，因為不懂得輕重之術，就隻能叫作錯誤的言論。”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說：“從前周朝享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行於天下，然而竟被下麵篡奪了。下麵是用的什麼辦法呢？”管仲回答說：“國君在不同地區得到貢物，是放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這樣，利用黃金買賣是一個辦法，利用江陽之珠買賣是一個辦法，利用秦地明山所產的曾青是一個辦法。這叫作以少變多，以小變大，也屬於輕重之數的範圍。”桓公說：“天下的理財方法全屬於輕重之術麼？”管仲說：“例如現在糧價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資價格尚低，大夫便把商入找來說：‘請替我販賣糧食而收購其他物資。’如果糧食原價為一，這就有九倍盈利。由於糧貴而其他物資尚賤，這樣，大夫就買進來九倍的物資。待糧價恢複原狀，又把這九倍的物資加價銷出去。貨物推銷到民間，九倍的貨幣又進入大夫之手。結果錢、糧的贏餘收入都歸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卻隨時出頭露麵。精通糧食業務的官員外逃，被別國諸侯接納為官。他們結聚朋黨，操縱物價，包攬市場民用。就國內說，大夫自謀私利而不肯盡忠；就國外說，諸侯串通結聚朋黨。精通糧食業務的官員則外逃。所以天子便喪失了他的政權。”桓公說：“講得好。”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幹，某縣之壤狹若幹，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裏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裏邑皆籍粟入若幹。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幹，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櫎從而以忠，此以輕重禦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又問管仲說：“保證終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辦法做到麼？”管仲回答說：“這辦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實行，隻可先在本國實行。”桓公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管仲回答說：“國內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數的，全年糧食的消費和剩餘也有定數。主持國政的，隻需經營好糧食就行。也就是說，無論某縣的土地多大，也無論某縣多小，都必須有一筆貨幣貯備。在該縣州裏向農民貸放公款。到了大秋，糧價下降三分之一，國君便下令通告郡縣屬大夫管轄的裏邑都來向政府交售糧食。糧價與時價相同，為國家把糧食貯藏起來。結果，國內糧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國家手裏。翌年春天，糧價成倍上漲，就是因為此法。夏天，便把糧食按市價發放民間，此時百姓正需要糧食經營農事。到了大秋，就對農民說：‘過去存在你手裏的糧食是多少，現在國家要求折成錢數歸還。’百姓說：‘手裏無錢隻好還糧。’結果農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糧食又歸國家了。這樣，利用糧價的上漲，掌握季節的變化，無不是國家的理財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糧，是通過流通拿到國家手裏的；取用百姓的糧食，是通過季節價格變化拿到手裏的。囤積低價的糧食，再用高價賣出去，這都是有效的辦法。這樣做，哪裏還容有自謀私利的大夫獨自囤糧食呢？至於各諸侯國的糧食，如果他們的糧價是十，我們是二十，那麼各諸侯國的糧食就流歸我國了。如果他們是二十，我們是十，我們的糧食就流歸各諸侯國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須嚴守高價流通政策，各諸侯國就無法泄散我國的糧食。糧食流向高價的地方，就象水往低處流一樣。我們國家並不是發生災荒，而是投放貨幣加以囤積，使糧價加倍提高，所以各諸侯國的糧食就來到了。這就是我們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諸侯國的一分。財利不致被外國所奪，大夫也不能占有糧食過多。這種‘以重藏輕’的政策，使國家可以常保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諸侯服從而不會發生征戰，本國臣子也服從而盡其忠心。這就是以輕重之術駕禦天下的辦法，謂之為理財方法的實效。”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準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台之錢，散諸城陽；鹿台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策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複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複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準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國家的統計理財工作。”管仲回答說：“國君對大夫經濟失去了解，等於沒有部屬；對百姓經濟失去了解，等於沒有基礎。掌握大夫經濟情況要根據一個縣的調查計算，掌握縣要根據一個鄉的調查計算，掌握鄉要根據一個家庭的調查計算。”桓公說：“其統計理財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說：“貨幣流通的標準數量，在一個縣須有適合於該縣土地的調查數字，在一鄉須有適合於該鄉土地的調查數字，在一家必須有適合於一家人口用度的數字。所以不及時掌握郡的經濟情況就等於無人相與，不及時掌握縣的經濟情況就等於沒有部屬。”桓公說：“怎樣實行？”管仲回答道：“成王業的藏富於民，成霸業的藏富於大夫，敗國亡家則是把財富收藏在箱子裏。”桓公說：“何謂藏富於民？”管仲說：“請拿出棧台所存的錢幣，貸放在城陽一帶；拿出鹿台的錢幣，貸放在濟陰一帶。國君還向百姓下令說：‘百姓富君主不會窮，百姓窮君主不會富，因此國家不向百姓征收錢幣，府庫也不積累錢財，把財富都藏在百姓手裏。’等到年景豐收，五穀豐登。糧價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這筆貸款收購，使糧食歸國家，貨幣散在民間。這樣因錢幣都投在民間，幣值下跌，糧價則上升一半。上年的糧食有兩分在下，下年的糧食有兩分在上，兩年有四分糧食在上。則隻有一分在民間流通，糧價可繼續上漲到三倍。國家按人口征稅，每戶一年才收十錢，如每家都向政府買糧。把每十畝地產糧食加價十錢，就可以從一戶得到相當於十戶的人口稅收入。這正是來自糧食銷售政策和利用貨幣的作用。然後用國家所掌握的貨幣的半數，再次發放於百姓，分糧食為四分，使之三分在國家，一分在民間，就又形成此項政策的再一次反複。至於大夫，由於他封地多，囤積糧而對抗君主，也請用統計理財方法來剝奪他。”桓公說：“何謂用統計理財方法來剝奪？”管仲回答說：“統計有四分之三的糧食掌握在國家手裏時，就通知百姓都來買糧，按照君主之所藏盡量出賣。糧價就會互相影響而跌價十分之三。剩下的糧食以貨幣收購，糧價按跌落回來的標準，大夫也就無法抬高糧價了。國君發放俸祿也用錢而不用糧，全部糧食就都被國家掌握起來。最後國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糧食拿出來，也就是留三成，貸出七成，賑濟貧民，也是一種仁義的舉動。這樣，采取措施使糧價跌落，是對付大夫的一個辦法；靠鄉的市場管住糧價，而對大夫所住的城市進行收取，是對付大夫的又一個辦法；投出糧食與物資，既博得仁義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資價格，是對付大夫的最後一個辦法。一切都要掌握時機而決定進退。所以說：成王業者善於掌握時機，稱聖人的善於掌握變化。”桓公說：“好。”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準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仲說：“特告訴我：‘把天子的葬衣定為三百件，固然太吝嗇了，但要想削減大夫財富，則可以照此而行。’這項使大夫散財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說：“這不是法家的辦法。讓大夫把墳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奪農事和市場上的傭工，不是利國之道。百姓死後也不可用彩帛作為覆棺之物，而埋於地下。善於治國的人，隻需掌握市場時機而采取有緩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製大夫了。這叫作運用國家的統計理財工作。”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屍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複遊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國家的爭奪之事是怎樣出現的？”管仲回答說：“是從宗戚開始的。”醒公說：“何謂由宗戚開始？”管仲回答說：“一國的國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為十個國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為五個國家。他們傳了三代以後，彼此僅是同族同祖的關係而已。傳了十代以後，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關係而已。所以爭奪起來鬧得伏屍滿地，用兵決鬥不止。輕重家們還從中乘機謀利。所以說：不可把土地分封於人，不可把財富資源授讓於人。財富資源是終而複始的生產消費，隨四時運動而發展消滅的。聖人總是統一用號令的緩急來掌握它，統一用政策的開閉來控製它，用輕重理財之術來奪取它，用仁義之道來支配它。所以，能夠與天地共同長久不敗，這正是一統天下君主的大權。”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裏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裏，田之美惡若幹，穀之多寡若幹，穀之貴賤若幹，凡方六裏用幣若幹，穀之重用幣若幹。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人，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關於貨幣的計算籌劃。”管仲回答說：“當初是三夫為一家的生產單位，占用六裏見方的土地，出兵車一輛，配備二十七人。所謂貨幣的計算籌劃，就是以六裏見方的土地為單位，計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產糧多少，糧價高低多少，六裏見方土地需要貨幣多少，以及就其糧食價格來計算應需要貨幣多少。因此，貨幣的計算籌劃，就是把這個需要量推算於全國，使貨幣的數字與全國的土地數量相適應，這就叫作貨幣的計算籌劃。”桓公說：“貨幣計算籌劃的理財方法，應該怎樣實行？”管仲回答說：“士的俸祿用貨幣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稅也用貨幣，官府的人夫、馬匹等一切開支也用貨幣支付，這樣，糧食就全部留存在國家手裏，貨幣就散布在民間流通。糧價上漲十倍左右，就是因為此法；其他物資因糧貴而降價二成左右，也是這項政策的結果。然後就對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財物，如合乎國器規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訂立收購合同。國君的糧食本來就是貯藏在各鄉各州的。於是就發出通告說：‘某月某日，凡與國家有合同的債務關係的，即可在本鄉本州就近解決。’這就是說，雇用車馬人夫運物領糧隻需一天時間就可以辦完。國家理財政策，固然是出於糧食的統計，但國家謀取上述物資，也是貨幣計算籌劃的作用。如今，錢幣雖然貯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貨幣和操縱物價的都是商人。市場上凡幣值上升則物價下降，幣值下降則物價上升，糧價上升金價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糧食、貨幣、黃金的平衡關係，天下的經濟秩序就可以安定了。這也是控製天下的一種辦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準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諛〕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遊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價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策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仲說：“平準之法，輕重之術以及國家的統計理財，我都知道了。請問利用祭祀的理財方法。”管仲回答說：“從狼牡到馮會口，從龍夏以北到海莊，是禽獸牛羊生長的好地方，何不利用這個條件來貫徹國家理財之策呢？”桓公說：“何謂貫徹理財之策？”管仲回答說：“在馮會口這類牧場設一官吏，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若是從事牧養的官員，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就從‘都’一級提升為縣級。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種牛種馬配種繁殖的，就叫作目無祭祀禮儀，禁止他春秋兩季用牛羊進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為的，禁止他祭把門神與山神。由於加強管理，馮會、龍夏一帶牛羊的月價將比往日上漲十倍。這項政策，是從祭把禮儀出發的，取得收入於山林無用之地的，壟斷牛羊市場的政策。這正是對國家理財政策的‘貫徹’。”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準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國內的地勢問題。”管仲回答說：“有山區，有低窪多水地區，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區，有常年溢水為害的地區，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區。這五種不利地勢，是人君所憂慮的事。山區尚可貯備糧食三分之一，低窪多水地區尚可貯備糧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對開的地區尚可貯備糧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傷害，常年溢水地區尚可貯備糧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區，就隻好努力掌握外國糧食。發展手工業的精美木器生產來掌握各諸侯國的糧食，這就是準時解決五種不良地勢問題的辦法。”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故曰：為諸俟，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遍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桓公問管仲說：“如海內統一，控製了天下諸侯，解決地勢的政策就不用了麼？”管仲回答說：“現今還是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餘財，還要利用季節的變化，實行操縱市場的辦法，使東西南北相補助，為取得一致而加以調節。所以說：在諸侯分立條件下，則直接掌握物資貴賤來對付各諸侯國；在天下統一的條件下，則利用貨幣掌握物價漲落，使之調平就是了。東西充足則使之調出，不足則製止之。統一天下的君主按時視察各鄉、各州的經濟情況，故百姓謀求財利不至於互相傾軋，生活極為穩定。國君則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這叫作國家整體的經濟統計謀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