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問於管子曰：“國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準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後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問管仲說：“國家的平準措施可以講給我聽聽麼？”管仲回答說：“國家的平準措施是按照不同時代而製定不同政策的。”桓公說；“何謂按不同時代而製定不同政策？”管仲回答說：“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虞舜當政的時代，斷竭水澤，伐盡山林。夏後氏當政的時代，焚毀草藪和大澤，不準民間增加財利。殷人當政的時代，不許諸侯經營牛馬畜牧事業，還限製他們製造武器和工具。周人當政的時代，統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貯備各種物資。五家的辦法雖有不同，而集中統一的作用是一樣的。”

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眾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禦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說：“那麼，對此五家的政策，借用哪家為好呢？”管仲回答說：“燒山林、毀草菇、火焚大澤等措施，是因為禽獸過多。伐盡山林，斷竭水澤，是因為君智不足。焚燒草藪大澤，不使民間增加財利，既取消工具武器的發展，又閉塞人們的生產能力，都是為了加強自己。不許諸侯經營牛馬畜牧事業，還限製他們製造武器工具，是為了不過分生產武器和工具而統一民心。派官吏管理人才，禁止私造刀槍，提倡仁義道德，是在穩固基礎上安定自己地位。五家的政策雖有不同，而作用是一樣的。”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說：“現時當政的王者，采用哪家的政策為好？”管仲回答說：“可以兼用五家之法而不可全盤照搬。”桓公說：“此話涵義如何？”管仲回答說：“設立祭神的壇場來封禁山澤，統一製造武器工具來運用物資，使天下同來經營但卻嚴格著物價政策。實行伐盡山林與斷竭水澤的辦法，控製財利並掌握流通。開發礦山以鑄造錢幣，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場，使人民富饒起來。因為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適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糜鹿牛馬的牧場。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發行貨幣來掌握糧食。這就利用了無用的土地吸收百姓餘糧。五家的政策都采用了而沒有全盤照搬。”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準也。”
桓公說：“上述五個朝代，已經概括了人們所知的各種辦法了。以後成王業的君主如何，可以再談一談麼？”管仲回答說：“重視調查而做到有條不紊，積極改革而不留戀過去，條件成熟就應當實行，條件已變就應放棄。成王業的具體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這裏所說，隻能是五家的平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