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製，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製，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
開天辟地之後人類誕生了。在這個時候，人們隻知道自己的母親卻不知道自己的父親，他們處世的原則是愛自己的親人，喜歡私利。愛自己的親人，就會區別親疏，喜歡謀求私利，就會心存邪惡。人多，又都區別親疏，心存邪惡為自己，那人類就會混亂。這個時期民眾都盡力製服對方來竭力爭奪財物，這樣就發生的爭鬥。發生了爭鬥又沒有一個正確的準則來解決，那人們就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賢人確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確標準，主張無私，因此人們喜歡仁愛這一準則。此時隻愛自己親人的狹隘思想被廢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確立了。凡是講仁愛的人，都把愛護、方便別人當作自己的事務，而賢德的人把推舉賢人當作自己的處世原則。人口眾多，而沒有製度，長期把推舉賢人作為治理準則，就會發生混亂。所以，聖人順應當時社會的發展形勢，製定了關於土地、財貨、男女等的歸屬權。名分確定了而沒有製度不行，因此設立了法令；法令確立了而沒有人來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設立了官職；官吏有了而沒有人統一領導不行，所以設立了君主。君主確立了崇尚賢德的思想就廢除了，而尊重顯貴的思想又樹立了起來。如此看來，遠古時代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人們的思想是推崇權貴而尊重官吏。崇尚賢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則是推舉賢人，可是設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賢人的準則沒有用了。親近親人，是以自私自利為原則，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這三個不同時代，不是做的事互相違背，而是人們原來遵循的規則有問題，所以人們原來重視的東西更改了，這是因為社會形勢變了，而人們所要施行的標準也就不一樣了。所以說：統治天下的原則是有規律的。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則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並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君主統治天下的標準是一個方麵，而大臣輔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標準又是一個方麵，他們所奉行的的原則不同，而他們所遵行的準則卻隻有一個。所以說民眾愚笨，那麼智慧就能稱王天下；世上的人聰明，那麼雄厚的實力就可稱王天下。民眾愚笨就會力量有餘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聰慧，就智七有餘有實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學，力量用盡了就會服輸。所以神農教會人們從事農業生產而稱王天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實力而征服了諸侯，這是屈服他的實力。民眾愚笨，心中沒有知識，就要向別人請教；貢人聰明，可是當用盡力量時就會屈服。所以靠智慧稱王天下的就會拋棄刑罰，用實力來征服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眾。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並，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
聖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於現狀。效法古代就會落後於時代，局限於現狀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時代。三代統治方式不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所以建立王業有一定原則，而守住王業的辦法卻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奪取政權，卻又順從君主的原則來治理國家，用武力奪取天下，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業靠的卻是禮製。現在強國致力於用武力兼並別國，弱國所做的事是盡力防守，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夏兩個時代，而近古時代不遵循商湯、周武王的治國原則。像商湯、周武王那樣統一天的方法補被拋棄了，所以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商湯、周武王統一天下的方法已經被塞堵很久了，可現在的君主沒有誰能開啟這些方法，因此，沒有出現第四個像夏、商、周三代那樣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聽進去我的這番話，今天我願意用實際效果來說明這個道理。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之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古代的民眾淳樸又寬厚，現在的民眾乖巧而虛偽。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眾放在首位；現在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麵而使用刑罰。這個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現在社會上所說的不義，就是要確定民眾所討厭的，廢除民眾的所喜歡的。現在二者名實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確立民眾所喜歡的，那麼民眾就會被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傷害；確立民眾所討厭的，那民眾就會享受他所喜歡的東西。憑什麼知道是這樣呢？人憂慮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樂就放蕩，放蕩了就會產生喜歡安逸的懶惰思想。因此用刑罰治理民眾就會畏懼，就不會有邪惡的事發生，沒有邪惡的事發生，民眾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快樂了。用道義來教化就會放縱自己，民眾放縱自己就會作亂，民眾作亂就會被民眾所討厭的東西傷害。我所說的刑罰，就是實施道義的根本；而現在所說的義是暴亂的原因。治理民眾的人，如果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去治理，最終民眾一定能得到他們的喜歡的；如果用他們所喜歡的來治理，民眾一定受害於他們討厭的東西。

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複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政治修明的國家，刑罰多而賞賜少。政治混亂的國家，賞賜多而刑罰少。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家，刑罰有九分，賞賜有一分。削弱的國家，賞賜有九分，刑罰有一分。人的罪過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罰有重有輕；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賞賜有多有少。這兩項是世人常用的法則。但是刑罰加在人民已經犯了罪的時候，奸邪就不會斷絕。賞賜用在人民所認為“義”的上麵，那麼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罰不能除去奸邪，賞賜不能遏止罪過，國家必亂。因此，成就王業的國君，把刑罰用在人民將要犯罪的時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產生；把賞賜用在告發犯罪方麵，所以小的罪過也不致漏網，治理人民能夠使大的奸邪不產生，使小的罪過不漏網，國家就治理好了。國家治，就必定強。一國這樣做，他的國家就可以單獨治安。兩國這樣做，戰爭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這樣做，最高的道德就會重新建立起來。所以我認為殺戮、刑罰能夠歸於道德，而“義”反倒合於殘暴。

古者，民藂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古代人們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亂，所以要求有首領。如此看來，天下的人之所以願意有首領，是為了追求天下安定。現在有君主而沒有法規，它的危害程度與沒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規而不能製止混亂和沒有法規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沒有國君，卻又喜歡超越他的法律約束，那麼天下的人就都會感到不明白。對天下民眾來說沒有比國家安全的益處大的事，而治理國家沒有比確立君主的統治地位大的事。確立君主的原則沒有比施行法治的意義大的；實施法治的任務，沒有比除掉邪惡急需的了；去掉邪惡的根本沒有比嚴厲刑罰更厲害的了。所以稱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罰歸勸民眾；追究民眾的過錯，不理會民眾的善舉，用刑罰除掉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