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遠古時代，君王盡管衣冠不整齊，但卻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嚴，他給予百姓財富而不聚斂民財，所以天下也無人來譏笑非議他的服飾，而紛紛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歸服。在那時候，陰陽二氣平和，風調雨順，萬物繁衍生息，烏鴉喜鵲低處築巢也不會有人去掏窩傷害它們，禽獸馴服得隻須用繩係著就可牽走，那時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寬帶，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者民澤處複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虻；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餘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誄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穀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靻蹻而超千裏，肩荷負儋之勤也，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禦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時候人住在水鄉澤國，於堤岸山崖上打洞棲身，冬天難以忍受霜雪霧露的侵襲，夏天難以忍受暑熱和蚊蟲的叮咬。於是聖人就為百姓築土構木建成房舍，這樣上有瓦梁，下有屋簷可以用來遮風擋雨、躲避寒暑，百姓從此得以安定。伯餘開始製作衣服、搓麻繩、撚麻線，手纏指繞編結成像羅網那樣粗糙的衣服；後來發明了織布機，這樣就方便人織布，使百姓有衣物遮體禦寒。古時候人們磨利石頭當犁來耕地，又磨快蛤蜊當鋤頭來除草，用木鉤刀來砍柴，抱著瓦甕來汲水，這時的人既勞累辛苦又獲利微薄；後來發明了耒耜鋤頭來耕翻土地播種，又製造出斧頭砍柴，利用桔皋來汲水，人既輕鬆又獲利豐厚。古時候河流深穀阻絕交通道路，人們交往不方便，於是人們挖空樹木，拚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產得以運輸，互通有無。又因為人們到千裏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馱非常勞累，於是發明了車子，用馬牛拉拖，這樣人坐車到遠方也不顯得勞累；還因為猛獸凶禽傷害人，無法防禦抵抗，於是人就熔鑄金鐵，鑄成兵器、刀具，這樣凶猛的禽獸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艱難就會尋找合適的解決方法，被禍害困擾就會發明防備的器具，人們是各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避開有害的東西，趨於有益的東西。既然常規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襲，那麼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變的。
古之製，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製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三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後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後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後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製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
按照古代的各種禮製，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牽合，虞舜不稟報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這是不符合古禮的；確立嗣子要立長子的製度，文王不立長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為嗣子，這是不符合古製的；同樣，古代規定男子三十歲才能娶妻，文王十五歲就生下了武王，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後氏時代的人死後將靈柩停放在堂屋的東階上，而殷朝人死後將靈柩停放在廳堂的楹柱之間，周朝人死後則將靈柩停放在西階上，這些都是殯禮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時人死後用瓦棺，夏後氏時代人死後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後用槨，周朝人死後用的靈柩還需用布帳裝飾成扇的形狀，這些都是葬禮不同的地方；夏後氏時代人在黃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則在早晨祭祀，這些都是祭祀習俗的不同。堯帝時用《大章》，舜帝時用《九韶》，夏禹時用《大夏》，商湯時用《大瞉》，武王時用《武象》，這些都是音樂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製度各異，但他們的德澤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製度各異，但他們都能名揚四海流傳百世，這些都是因為他們能夠根據時勢的變化而來製定禮樂，就好像師曠調整瑟柱、上下移動時沒有尺度來衡量，卻無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達禮樂情理的人製作出恰當的禮樂，這是說他內心世界有一個譜作主宰，因而能對規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當合適。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製，不宜則廢之；未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製禮樂，而不製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製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魯昭公有位奶媽，昭公十分敬愛她，奶媽去世以後，昭公破例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為奶媽守孝的禮節。陽陵國侯殺死了蓼侯，並搶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從此以後舉行大饗祭典時廢除了由夫人執豆的禮儀。由此看來，先王的製度，不適宜的就廢除它；而近代的處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繼承發揚。所以是禮樂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禮樂是聖人製定的，並不是聖人受禮樂的限製；治理國家雖然有常規，但必須以利民為根本；政令教化雖然有常法，但必須以切實有效為最好。對百姓有利，就不一定要效仿古法；如果適合實際情況，就不必一定要遵循舊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紂不改變陳法導致了滅亡；夏禹、商湯、周武王不因襲舊法卻興旺發達而稱王。所以聖人的法度是隨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禮節隨著習俗的不同而改變；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製度各自適合時宜。所以改變古法無可非議，因循守舊不值得讚美。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基全也。誦先王之收《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百川源頭各不相同，但最後都歸於大海。百家學說事業各不一樣，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為目的。“王道”殘缺才產生了《詩》；周王室衰微、禮義崩潰才有《春秋》產生。《詩》和《春秋》雖然是學問中的極品，但卻都是衰世的產物，儒家用它們來教導世人，哪裏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來教育世人！如果認為《詩》《春秋》是講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們，那麼還有沒產生《詩》和《春秋》的遠古時代呢！與其稱頌王道破殘時代產生的《詩》和《春秋》，不如稱頌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時代。與其誦讀先王的詩書，不如聽他們的言論；與其聽他們的言論，不如了解他們說這些言論的根據理由；而這些言論的根據和理由，又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製，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製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麵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複而後行，無擅恣之誌，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周公侍奉文王的時候，行動不擅自決定，辦事不自作主張；他在文王麵前柔順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說話輕言細語好像沒有發出聲音，每當有東西要捧給文王時，總是相當柔順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著重物力不勝任，生怕有所閃失，這真可謂能盡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後，成王尚年幼，周公為了繼承文王的事業，履行天子的職責，以攝政王的身份處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亂，誅殺懲處了謀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諸侯的朝拜，誅殺賞賜、處置決斷都由他親自做出，不必請示成王和不必與他人商量，這樣威風震動天地、聲勢懾服四海，這真可謂威武剛毅啊！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將政權歸還給成王。以臣禮麵北恭謙地侍奉成王，遇事必報告請示成王後才去執行，沒有任何擅斷專橫的意思，也沒有任何居功驕傲的神態，這真可謂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後三次改變身份和為人作風，這都是為了順應時勢啊！何況同一君王多次變化治政方法，同一國家多次改換君王。凡人都憑借著他的地位來做他所喜歡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惡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勢來滿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卻想用一定的禮法來應對千變萬化的時勢，這種不符合權變的原則，是明擺著的。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法製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
所以聖人所遵循的原則叫道，所做的叫事。這道就好比金鍾石磬，一旦定了調就無法改換；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隨時調整。所以法製禮義這些東西，隻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國家的最終的東西。所以以“仁”為經，以“義”為紀，這倒是萬世不變的。至於說考察人才，以省察他們的行為來決定對其使用與否，對於這類的事情，即使每天有變動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常規法度！隻要符合世事，適合情理，順應天地，協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禦馯馬也。昔者，神農無製令而民從，唐虞有製令而無刑罰，夏後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鬥。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古時候，人們淳樸忠厚，工匠製作的器具堅固耐用精致美觀，商賈誠實不欺詐，女子純真穩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風俗容易改變。如今社會道德日益衰敗，民風習俗日益淺薄，想用質樸純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敗的民風，就像不用馬嚼子和馬鞭去駕禦烈馬那樣困難。過去神農氏時代沒有法令製度而民眾卻自覺服從，唐堯虞舜時代盡管製定了法令但無人觸犯刑罰；夏朝人說話守信用，殷朝人通過發誓、周朝人通過歃血為盟來達到守信。而到今天這世道，人反而習慣忍受恥辱，為貪得財物而不顧廉恥，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用神農時代的方法來治理，那就必定要亂套。過去伯成子高不願做官，拒絕封為諸侯，情願歸鄉隱居種田，天下人都稱讚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絕做官，就會被鄉裏人瞧不起，這哪能相提並論啊！古代兵器，隻是弓和劍，木矛沒有鐵槍頭，長戟沒有鋒尖。而近代的兵器，衝車做得高又大以備攻城，溝塹和幨帳用來防禦，連發的機弩用來射殺，裝有尖刀的戰車用來戰鬥。古時候征討別的國家，不殺小孩、不捉老人，這被認為是那時候的人道主義，而現在這樣做就會被人嘲笑。古時候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認為是一件恥辱的事；古時候用來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來治理天下就會亂套。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幹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製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製宜適也。
神農伏羲不實施賞罰，人民也不會去做壞事，而現在的執政者就不可能去廢除法令來治理百姓；虞舜執幹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現在帶兵征伐的將領卻哪能可以放棄武器去製止暴亂。由此看來，製定法度，是用來反映百姓的習俗，應當寬嚴緩急適度；器械用具同樣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使之適宜使用。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製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製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製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聖人製定法令製度，使普通人受到製約；賢人確立禮節，使無能的人拘泥於禮節。受法製約的人是不可能有遠大行為的；拘泥於禮節的人是難以適應變化的。耳朵聽覺不能分辨清濁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調整音律的；內心不明白國家治亂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製定法令的。具有能聽別人難以聽到的聲音的聽覺和能看別人難以看到的東西的視覺的人，才能隨心所欲擇道前進。
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殷朝改變了夏朝的禮法，周朝改變了殷朝的禮法，春秋各國又改變了周朝的禮法，三代的禮法各不相同，哪還有什麼古禮法可以遵從呢！如果遵從古禮法，就像長輩立法、晚輩遵從照搬。如果知道法治產生的緣由，那麼就有可能應時而變法；如果不明白法治產生的根源，那麼因循守舊，套用古禮古法，就有可能最終導致大亂。現在的法典已經根據時勢變化而變化了，禮儀也已經隨習俗變化而變化了。而那些學者還是因襲舊業，死守法典舊教，以為離開這些就無法治理天下，這實在是像拿著方榫頭去裝圓榫眼，還想套裝牢固適宜，那就難了。現在的儒、墨、言必稱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實施，這無疑是在宣揚一套根本行不通的東西。現在的儒、墨，非議眼前的現實，但又不去改變它，這實際上是聽任不合理的東西存在下去。這真是稱讚是他們認為正確的事，做的卻是他們認為錯誤的事，因此整天用盡心思傷透腦筋卻對治國毫無益處，勞損形體竭盡智力，如此卻無補於時。如今的那些畫匠總愛畫鬼怪而討厭畫狗馬，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現，而狗與馬倒是能天天見到，畫鬼容易畫狗（馬）難啊！挽回危局、治理亂世，沒有聰明才智是無法做到的；但隻是複述古人、稱道古代，即使讓笨蛋來做也是綽綽有餘。所以無用的方法和法規，聖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實際的言論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聽取的。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天地之間的氣，沒有比中和之氣更珍貴的了。所謂中和之氣，就是陰陽協調，晝夜分明，這樣萬物才能生長。萬物是在春分時節生長、秋分時節成熟，這生長和成熟都離不開這精純的中和之氣。所以聖人的處事原則是：寬鬆而又堅決，威嚴而又溫和，柔軟而又剛直，威猛而又仁慈。因為如果太剛硬則容易折斷，如果太柔軟則容易卷曲，所以聖人是處剛柔之間，為得道之根本。積陰過多則沉，積陽過多則飛，隻有陰陽交融才能達到融和狀態。
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誌，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禦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禦之也。
墨繩作為一種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來懷抱一團，又可以牽直伸長來測直瞄準。所以聖人親身體現這種墨繩能伸能曲的特性。雖長但不橫阻，雖短但不窮盡，雖直但不剛堅，長久但不被遺忘，這大概就是墨繩的特性吧？所以隻用恩德來治政便顯得懦弱了些，因為懦弱就沒有了威信；隻靠嚴厲來治政便顯得凶猛了些，因為凶猛就沒有了和睦；隻以仁愛來治政便會放縱，因為放縱就無人聽從命令；隻用刑罰來治政便顯得暴虐了些，因為暴虐就無人來親附歸順。過去齊簡公放棄了國家的權柄，而一味寵信大臣將領，以致使他們形成威勢，結黨營私，而導致國家的正式條令無法貫徹下去，讓陳成常、鴟夷子皮能夠實現了篡政的陰謀，使太公呂望傳下來的齊國斷了繼嗣、亡了國家，呂氏的齊國變成了陳氏的齊國。這正是齊簡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後果。鄭國子陽剛毅而好刑罰，他實施刑罰，非常堅決，一旦抓獲該懲罰時從不寬赦。子陽門客中有一人將弓折斷了，他懼怕因這過錯而被處死，就趁街市人們追殺瘋狗的機會將子陽殺死了。這正是剛毅凶猛造成的悲劇。如今一些人不知道處剛柔之間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會被人侵淩，就追求起剛毅凶猛來；看到剛毅凶猛導致滅亡，就強調起柔弱懦怯來。這實際上是這些人內心根本沒有這種處剛柔之間為道之根本的觀念，讓外界的所見所聞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輩子都搖擺不定，無固定的歸宿。這就好比不懂樂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時沉濁滯凝而不婉轉悠揚，唱高音時脆弱枯澀而不圓潤激亮。但像韓娥、秦青、薛談、侯同、曼聲這些歌手，他們無論是隨便的哼吟，還是合樂的歌唱，都能在內心積聚著感情，這種充盈於內心的感情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因此沒有不合音律、不和諧動人的。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內心有著一個根本的東西作主宰來確定音調的高低清濁，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能自成標準法度。現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別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別人讓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況好些的話，碰到君子引路會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況不好的話，碰到小人引路會引他走進深溝陷阱中去。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眼睛看不見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國兩用樓瞙、翟強而喪失了黃河以西的土地，齊湣王專用淖齒一人而被淖齒殺死在東廟，這些都在於沒有權術來駕馭下屬大臣；周文王同時任用薑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莊王專用孫叔敖一人而稱霸天下，這些都在於有權術駕禦下屬大臣。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以彈琴唱歌擊鼓跳舞算作“樂”，用回旋周轉作揖謙讓來講“禮”，用豐厚陪葬長期服喪來送別死者，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對的；互相親愛、推崇賢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楊子是反對的；保全本性的真純，不以外物拖累形體，這些都是楊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對的。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隻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確定是與非是離不開一定條件和環境的，處在一定條件和環境裏是對的，離開了一定條件和環境就變得錯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這些九州之外的國家，他們的是非觀念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禮節相處、支使。在這裏是正確的，到那裏就可能是錯誤的；在這裏是錯誤的，到那裏就不一定是錯誤的。這就好像斧刀椎鑿各有各的用處一樣。
禹之對以五音聽治，縣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諭寡人以憂者擊磐，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發，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於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行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旋，撞大鍾，擊鳴鼓，奏《鹹池》，揚幹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麵而望，不見西牆；南麵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響者，則無所不通。
夏禹的時代，依據五音來處理政務，懸掛鍾鼓磬鐸、設置鞀鼓來接待四方之士，並發布命令說：“拿道來指教我的請擊鼓，用義來教誨我的請敲鍾，有事情要告訴我的請搖鐸，有憂愁事想告訴我的請擊磬，有官司訴訟的請搖鞀鼓。”在那時，夏禹吃一頓飯有可能被打斷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擰幹頭發起來處理事務，他就是這樣勞累、憂慮為人民服務；這樣做還不足以為人民行善效忠的話，那就是才能不足的問題了。秦始皇時代，壘築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馳道通向四方遠道，鑄造金屬銅像，調派囚徒戍守邊疆，強行收繳草料供部隊使用，征收人頭稅來搜刮民財，運進皇帝私庫以供享用。被征調服役、守邊防的青壯年，西到臨洮、狄道，東到會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飛狐、陽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壯年多得可以填滿溝壑。當時，盡忠進諫的人被看成掃帚星，講仁義的人被當成瘋子。而到漢高帝起兵時，使將衰敗的東西得以保存，使將絕嗣的族種得以延續，發揚了天下正義，手執兵器，振臂高呼，為百姓向皇天請命。在這個時候，天下英雄豪傑，風餐露宿於荒原野外，衝殺時冒著迎麵而來的利箭和飛石，撤下後退時冒跌落深溝的危險，這真是經曆了百次的死亡才換得一次生存的機會，以爭取奪得天下的統治權，奮發勇武精神，激勵忠誠之情，豁出生命以決一死戰。在這樣的時代，那些穿著豐衣博帶，談論儒、墨的人，是被認為無能之輩的。等到暴虐的秦朝滅亡後，天下安定下來後，漢高帝繼承文治的事業，建立了雄偉勇武的功績，登上了天子寶座，當年的委貌冠以“劉氏冠”而風靡天下，聚集起鄒、魯的儒墨學者，貫徹古代聖人的遺教，樹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車，建置九旒旗，撞擊大鍾，敲響鳴鼓，演奏《鹹池》樂曲，舉著盾牌大斧起舞。在這個時候，誰要是繼續提倡武力，會被人懷疑居心叵測。這期間，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時局，這是根據時勢的變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現在的尚武派非議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議尚武派，他們之間的文武互相指責非議，實在是不懂文與武各適宜於一定時局。這些人隻看到一個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極之天下廣大。所以是朝東看，就不知西牆；朝南望，就不見北方；隻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無所不通、無所不知。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裏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裏，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征。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跡，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
國家之所以能長存，是在於得道；國家之所以滅亡，是在於悖理。堯原先都沒有百戶人家的城郭，舜原先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但後來卻擁有了天下；禹原先連十個人的勢力都沒有，湯原先也沒有哪怕是七裏大的封地，但後來還是稱王於諸侯。周文王原先處在的岐周一帶，土地方圓也不過百裏，可是最終立為天子。諸如此類都是因為“得道”和實施“王道”。夏桀、殷紂原本十分強盛，凡是人的蹤跡所到之處、車舟所通之地，沒有不成為他們的郡縣屬地的。但是最終他們卻死在別人手裏，還被天下人所恥笑，這是因為他們行不仁而造成的後果。所以聖人是通過觀察細微跡象來知道事物變化的徵兆的。德政的興盛和衰敗，最先的變化苗子是從社會風氣中顯露出來的。因此，實施王道德政的盡管開始弱小，但最終會強大起來；有滅亡跡象的盡管暫時成功，但到頭來必定失敗。當夏朝將要滅亡的時候，朝中的太史令終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湯，三年後夏桀果然滅亡；殷朝將要破敗的時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藝事先就歸順了周文王，一年之內殷紂王果真滅亡。所以聖人總是能在存亡、成敗轉變之際就能發現衰敗的跡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紂王那樣，非得等到出現了鳴條之野、甲子之日時才知道身處絕境、大禍臨頭。現在有人認為強大的就必定會勝利，於是就一門心思盤算著怎樣擴地增人；認為富有的必定會獲利，於是就醉心於積糧聚錢；如按這樣的邏輯來說，那麼千乘小國將永遠無法稱王稱霸了；萬乘大國則永遠不會滅亡了；國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這樣簡單的話，那麼社會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為理論家了。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雲：“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台。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裏。二君處強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趙襄子隻是憑借著晉陽小城就稱霸於天下，而智伯擁有三晉卻被俘虜消滅；齊湣王並不因為有偌大的齊國而不死於非命，田單並不因為隻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說，一個國家要滅亡，即使國家再大也無法挽回滅亡的命運；反之一個國家實施王道，即使國家再小也不可輕視它的變化發展。由此看來，國家的生存取決於得道，而不取決於土地麵積的廣大；國家的滅亡取決於失道，而不取決於土地麵積的狹窄。《詩經》上說：“天帝顧視西方岐山，這裏周人居住最適宜。”這是說連上天也要將氣數已盡的殷王朝拋棄而轉向周朝。所以亂國的國君隻追求對領土的擴張而不謀求施行仁義，隻追逐提高自己的權位而不謀求實施道德，這就是拋棄了國家賴以生存的根據而製造了國家走向滅亡的條件。所以到夏桀被關押在南巢時，還不能否定過去的所作所為，而隻是後悔當初沒有在夏台將湯殺死；殷紂王被圍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過去所做的壞事，而隻是後悔沒有將周文王殺死在羑裏。假如這兩位君王能處在勢力強大之時，實施或遵循仁義之道，那麼商湯、周武彌補自己的過錯都來不及，哪還有功夫圖謀什麼！反之，如果上亂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眾之心，即使沒有商湯、周武王，誰個不能奪取天下呢？現在夏桀、殷紂王非但不審察自己身上的責任，還反而防備別人奪取天下。天下不是隻有一個商湯和周武王，殺掉了商湯和周武王，還必有人接踵而起，繼承他們的事業。況且商湯、周武王之所以處在弱下地位而最終稱王於天下，是在於他們手中有道義。夏桀、殷紂王之所以處在強勢地位而最終天下被人奪取，是在於他們無道。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納前人之所以稱王於天下的經驗，反而變本加厲地增加可能導致自己滅亡的因素，這實際上是在走向滅亡。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武王消滅殷王朝後，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宮殿，周公馬上說：“不可。這太行山區是固塞險阻之地，如果我們能夠實施德政，那麼天下各地來朝拜進貢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於他們前來；如果我們實施暴政，那麼就使討伐我們的正義之師難以完成他們的使命。”這就是周王朝延續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奪的根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謂是一個能正確處理盈滿而不覆的人。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責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奪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誌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
以前，《周書》上有這樣幾句話：“經典之言，為臣下采用；權變之言，為君王采用。這經典之言說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權變之言說的是權變的道理。”這些關乎到國家的生存滅亡的學問，隻有君子聖人才知道權變的道理。說話一定要恪守信用，約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約言並付諸行動，這是天下公認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直躬檢舉證實了父親的偷盜行為；尾生和一女子相約在橋下見麵，但女子失約，而尾生為了守信約，站在橋下任上漲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為正直而檢舉父親、尾生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們雖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誰來推崇看重他們的行為？作戰中偽造命令、假傳軍令，這是錯誤中最大的一種。但秦穆公發兵偷襲鄭國時，經過東周向東進發，鄭國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軍，於是弦高假托鄭國君的命令，用十二頭牛犒勞秦軍、禮待秦軍，使秦軍以為鄭國已知道這次偷襲計劃而不敢貿然前進，隻得撤退，從而保存了鄭國，使之不至於淪為秦國的“殖民地”。所以說，當緊急事情來臨的時候，你不知道權變，忠厚老實，反而會釀成大錯，而像弦高那樣欺詐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麼叫失禮卻反有大功勞？過去楚恭王在鄢陵與晉國交戰，被晉將呂瞡射傷眼睛後被俘，這時楚國的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冒死衝入敵軍中將恭王搶出；而這時的恭王已嚇得癱在地上失去威儀，黃衰微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儀，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腳，恭王猛然清醒，並被黃衰微的失禮行為所激怒，掙脫了眾人的攙扶而站立起來，於是四大夫簇擁著恭王上了戰車逃了回來。還有，以前的蒼吾繞娶了個漂亮的妻子，就將妻子讓給了兄長哥哥。這種“愛兄”方法和上進“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況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權變的聖人就能根據事情實際情況，能隨之伸縮俯仰，沒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時而屈曲時而伸展。當應該柔弱時，他就柔弱得像蒲葦一樣，但他這柔弱並不是懾於威勢；而當應該剛強猛毅時，他就剛強猛毅得能氣衝雲天，但他這剛強猛毅也絕對不是狂妄驕暴。他的這兩種態度均是為了應對時勢的變化。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發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也。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跡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小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通常情況下，君臣相見，臣屈膝下拜，這是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禮；而到特殊情況下（如恭王麵臨禍患時），黃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體，天下人就不必非議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禮法是不能阻止他盡忠的。孝子侍奉父親，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悅，體態謙卑，為父親穿衣係帶、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親溺水的時候，他為了救父親性命，顧不了這麼多，就直接揪住父親的頭發將其拉上岸來，這種揪發硬拉就不能算驕橫侮辱父親，他實在是為了救父親性命。所以這種將溺水父親揪發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時稱父為“君”是一樣的，是情勢所迫不得不這樣。這也就是“權變”的地方。所以孔子說：“可以在一起學習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獲得真理；可以一同獲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業；可以一起建功立業的，不一定可以一樣知道通達權變。”通達、運用權變，隻有聖人才具有的獨到膽識。所以先處逆境而後順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權變；反之先是一切順利而後接連不斷的倒黴的，叫做不懂得權變。不知權變的，好事也會被他做壞。所以禮儀形式就像果實之花一樣，是人為的修飾，當人們處在緊急困窘的情況下，這禮儀形式是一點都沒用的。所以聖人隻是將禮儀形式用於一般的人際交往，而以實際的態度來做該怎樣就怎樣的事，不拘泥於條條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敗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於天下而不被人非議。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幹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裏，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臾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
猩猩知道過去而無法預見未來，幹鵠能預見未來而無法記起過去的事，這是它們的長短優劣的區別。過去萇弘是周王室執掌曆數的官員，天地之氣、日月運行、風雨變化、律曆度數，萇弘他無所不知，然而他卻就是不能預見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最終還是死於非命，被人斬於刀下。蘇秦原是一個出門隻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經常是腳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遊說在諸大國之間，想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諸國采納他的合縱策略，但最終還是難免車裂的禍害。徐偃王親自推行實施仁義慈愛，天下朝拜他的國家多達三十二個，然而最終還是身死國亡、子孫滅絕。越國大夫文種，輔佐越王勾踐，為越國報仇雪恥，還生擒吳王夫差，使越國的疆域擴大了數千裏，但最終還是死在屬鏤利劍之下。應當講，這些人都是通曉國家治亂的計謀的，但遺憾的是，他們卻不懂怎樣保護自己。所以可以這樣講，萇弘是隻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蘇秦是隻懂權謀而不知避禍，徐偃王是隻懂仁義而不知時宜，文種是隻知盡忠而不知謀退、留生路。而聖人就不是這樣，他能分析世上各種事情，權衡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決定權謀計策，所以能做到施展開來可以充塞天下而不顯得空曠，緊縮起來可以身處窄狹而不顯得壅塞。假若到天下荒亂、禮義棄絕、綱紀廢弛、以強淩弱、武力征討、君臣倒置、貴賤無序、甲胄生虱、燕雀處帷幄而兵卒無休息之時才想起實施恭謹儉樸的儒家學說，那麼必定會被壓抑消滅而不得興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順和睦、君臣王相親善，在這時你如果顯露驕橫氣焰、展示蠻橫暴力，那麼也必定難逃法律的製裁。因此，所謂聖人是既能陰又能陽，既能弱又能強，順隨時勢而動靜，根據資源而行事；同時聖人還能在事物一運動起來就能知道事物的轉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覺事物的變化；變化了的事物，聖人能知道它的變化形象，運動了的事物，聖人有辦法應對它。因此聖人是終生順利而無困窘。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公有爭國之名，然而周人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的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塚，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裏。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絏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說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說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難做成又相當容易做壞的。這裏所謂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說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說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詐；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是指事業；有些事情既難做成又相當容易做壞的，是指名聲。這四方麵的策略，隻有聖人有獨到的見解並且時刻留意。小事委曲、大事伸張，聖人是這樣的處事原則；小處可以彎曲，大處必須站直，聖人是這樣的行事原則。周公有殺害親兄弟管蔡的精神負擔，齊桓公有和公子糾爭奪國政的惡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義行為彌補了殺害兄弟的缺憾，齊桓公用稱霸天下的功績抵消了他的醜事惡名，所以兩位還都算是聖賢者。假使因為其人有些小的過失而抹殺了他的優點，那麼天下就再也難以有聖王和賢相了。所以，眼睛稍有疵點，但隻要不妨礙看東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適，隻要不妨礙呼吸，就不必鑿開喉管。黃河流域的平原地帶，盡管小土丘多得數都數不過來，但這一地帶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會激起波浪，有時浪頭高達數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靜。過去曹沫為魯國帶兵打仗，屢戰屢敗，丟失國土數千裏。假使曹沫不作長遠打算，不轉身往後撤退，拔劍刎頸自殺，那麼他就永遠是個敗軍中的敗將。然而，曹沫並不為一時的失敗而害臊，他所感到的恥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績。於是他在後來的齊魯柯地會盟中，拿著三尺寶劍，逼著齊桓公歸還奪走的土地，這樣使他在多次戰爭中喪失的土地於片刻之間便收了回來。他的大智大勇也傳遍天下，並為魯國立下了功績。管仲輔佐公子糾並不成功，是不能說他聰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糾和小白爭權鬥爭失敗後自顧逃命，不能為公子糾而敢於犧牲性命，這就不可以稱他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關押期間，並不感到這是恥辱，這就不能稱他為貞節的。有了這上述三種行為，一般的平民都不願意與他交朋友。君子更不願意以他為臣子了。但管仲卻能使自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並受到齊桓公的重用，執掌了齊國大政，九次會合諸侯，一舉匡正天下。假使管仲在當初身處絕境，身陷囹圄之時就獻出了生命，不從長計議，那就哪會有以後助桓公稱霸天下的功績！
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裏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發而禦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灣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
今天如果君王評價他的下屬，不考慮他的功績，不看到他的主要優點，而隻是計較他的小節問題，這便是失去賢才的做法。所以其人隻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議計較他的小節；如果有他的可稱讚的地方，就不必對他的不足之處吹毛求疵。牛蹄踩出來的水塘是長不出魚來的，蜂巢裏是容不下鵝蛋的，這說明狹小的東西是容不下大東西的。人之常情是誰人沒有短處？如果他的大處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錯誤，也不應成為他的累贅。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處不好，就是有一些被鄉鄰稱讚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顏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盜，但最終卻成為齊國的忠臣。段幹木原是晉國的一名市儈，後來卻成為魏文侯的老師。孟卯娶嫂子為妻，還生下了五個小孩，但後來卻做了魏相，替魏國排除了不少危難。景陽一生好飲，沉溺於酒色之中，常蓬頭散發混跡於女人群中，但後來卻率領楚軍救助燕國，聲望威震天下。以上這四人，都有著短處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傳後世，這是因為他們的好的長處得到了施展。季襄、陳仲子品行高尚，堅守節操、行為清高，不肯混跡於汙濁的朝廷，還不肯吃亂世的糧食，結果卻活活餓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會、延續將要斷絕的宗祀，原因何在？這是因為隻注意了小節的保持而將大的才幹忽略了。所以在小事上處處謹慎的人是不會有大作為的，而那些專愛對別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為眾人所容；身體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長腳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從古到今，三王五帝，沒有哪個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經》上說：“小的過失無傷大體，照樣吉利亨通。”是說人沒有不犯錯誤的，隻是不要將小錯鑄成大錯就可。
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後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誌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
堯、舜、湯、武是君王中的傑出者，齊桓公、晉文公則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堯有不慈愛兒子的名聲，舜因貶抑父親而遭人非議，湯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為，春秋五霸則要負起以暴力挑起戰亂的責任。所以人無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對人求全責備。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鋒芒畢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學多才但不嘲諷譏刺，文武雙全但不因此苛求別人。他委以別人的任務時是根據其人的能力大小來決定的，而對自己則是以道德修養上來要求的。根據別人的能力來委以任務，別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做的事而去做，就顯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務，也就使要求得到滿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無瑕斑的，就連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無疵點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貴它們，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的這些小毛病無損於它們整體的長處和美感。假若老記著別人的缺點而忘記別人的優點長處，要想求得天下賢才是相當難的。
夫百裏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寧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絏之中，興於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慚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過去百裏奚喂過牛、伊尹曾做過廚師、薑太公操過屠刀、寧戚為謀官而唱過悲切的歌，但他們身上都有著更美好的品質。但一般性人隻看到他們地位低微，又幹過不光彩的事，認為他們都是無能之輩而沒看到他們身上的美好品質。而等到他們做了天子的三公，擔任了諸侯的賢相時，人們才知道他們與眾不同。伊尹實在是從砧板、灶邊鍋旁發跡的，薑太公是從屠宰場顯身的，管仲是從牢獄中解放出來後立下功績的，百裏奚從牛棚中興起的，在用香湯沐浴洗盡身上的汙垢，舉行祓除儀式消除身上的晦氣後，被提拔到朝廷，封給三公高位，委以重權，對內無愧於國家，對外無愧於諸侯；他們之所以能在卑賤低微時被人看中，是因為他們身上的某些品質的顯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時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顯山露水之時就被人發現識別是賢才，堯發現舜就是這種類型；如果等賢人顯山露水、建功立業後才被識別是賢才，這就像市民百姓認識舜一樣。如果按上麵說的賢才大都出自民間、出身低微，我們也就放棄評判識別人才的標準，一頭鑽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尋找賢人，那會失掉更多的選才機會。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隻是摹仿君王尋找賢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選賢才的標準和原則。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之與槁本也，蛇床之與糜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暗主亂於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嚐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嚐的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嚐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難明，令一些人眼花繚亂。有些剛愎自用的人，貌似聰明，實際上並不聰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實際上並不仁慈；戇頭戇腦的人看似勇敢，實際上是魯莽。假若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像石頭和美玉、葵菜和莧菜那樣明顯，那麼識別評判人的優劣就容易得多了。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槁本、蛇床和蘼蕪，都是那樣地相似。所以普通的鑄劍工匠都因寶劍像莫邪寶劍而感到困惑，而隻有歐冶這樣的工匠才能識別出它們的不同種類；普通的玉工又常將一般的玉當成碧廬美玉，而隻有專家猗頓才能不混淆它們之間的差別；同樣，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偽裝成君子的小人奸臣當成君子，而隻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騙，並能從細微的跡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據蛇抬起頭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長度；根據象牙的長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薛地的燭庸氏之子，隻要看到爪甲那麼長的短劍，就能知道其劍的利純情況。淄河與澠水混在一起，臾兒和易牙隻要嚐一口水，便能根據河水的甜苦來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澠河水。所以聖人也能根據人的行為表現，知道人的賢與不賢。孔子連廩丘封邑都推辭了，那麼據此可以認定孔子不可能會去偷刀鉤一類的小玩藝；許由連天子都不要做，據此可以斷定許由絕不會稀罕封侯之類的事。所以，不曾被火灼傷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是因為他看到過火是會傷人的；不曾被刀劍傷過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是因為他看到過刀刃是會傷人的。由此看來，可以從已經知道的現象中推知還未顯露發生的事，以觀察小節來推知大體。所以識別評判人的方法是：對地位等貴者是觀察他怎樣興辦事情的，對富有者是觀察他怎樣施害人家的，對窮困者是觀察他不受什麼，對卑賤者是觀察他不願意做什麼，對貧窮者是觀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麼。將他處於危難的時候，就能觀察到他的勇氣如何；用他喜好的東西去打動他，就能觀察到他的操行如何；將貨物錢財交付給他，就能觀察到他的仁愛如何；用恐懼的事物來觸動他，就能觀察到他的氣節如何；這樣從多方麵來對一個人的反複觀察考查，就能知道這個人的大概情況了。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善罰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予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遍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朝，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奸禁；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古代善於獎賞的君王，花費少但激勵的人多；善於懲罰的君王，刑罰簡省而能禁止奸邪；善於賜予的君王，費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善於獲取的君王，收得多而沒有人怨恨。趙襄子被圍困在晉陽城內，突破包圍後賞賜五位有功之臣，第一位就是高赫。身邊的人說：“晉陽危難之時，高赫並沒有立下什麼大功，現在他卻獎賞得最多，為什麼？”趙襄子說：“晉陽之危難的時候，國家、社稷處在危險關頭，大臣們無不對我流露出驕縱輕侮之意，而隻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禮節。”所以趙襄子賞賜高赫，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無不對他們的君王盡忠到底。這就是叫獎賞少數、激勵多數。齊威王在廳堂前擺了一隻大鼎，列舉數落無鹽縣令的罪狀：“稱讚你政績的好話每天都能傳到我的耳朵裏，但去視察你的政績卻見到田野荒蕪、倉廩空虛，而監獄牢房人滿為患。你這是在用奸詐之術欺騙我。”於是下令烹了無鹽縣令。這樣使齊國在以後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遺”，社會清平安定。這就是叫刑罰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