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及費禕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蜀國有人批評諸葛亮在發布赦令上很吝嗇，而法令又過嚴。諸葛亮對此回應說：“治理天下應本著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該隨意施舍不當的小恩小惠。所以漢朝的匡衡、吳漢治國理政就認為無故開赦罪犯不是件好事。先帝劉備也曾說道：‘我曾與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交往，從與他們的交談中，可以明了天下興衰治亂的道理，但他們從沒有說過大赦罪犯也是治國之道。’又如劉表父子年年都有大赦之令，結果身死國滅，赦免罪犯對治理國家有什麼好處呢？”後來費禕主政時，采用姑息寬赦的策略，蜀漢的國勢也因此逐漸削弱不振。

〔評〕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於是鄭國多盜，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商君刑及棄灰，過於猛者也；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過於寬者也。《論語》赦小過，《春秋》譏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評）、春秋時鄭國的子產對後繼者太叔說：“隻有具有大德的人，才可以用寬容的方法來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隻能用嚴厲的律法來治理了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感到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燒死；平靜的河水，人們喜歡接近嬉戲，卻往往因此被淹死。所以用寬容的方法治理國家是很困難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後來太叔治理國家，不忍心用嚴厲的方法，從而導致鄭國盜匪猖獗，民怨沸騰，太叔非常後悔，但為時已晚。孔子說：“政令過於寬容，百姓就會輕慢無禮，這時就要用嚴厲的律法來約束他們；過於嚴厲，百姓又可能凋殘不堪，這時則要用寬鬆的政令來緩和他們的處境。用寬容來約束殘弊，用嚴厲來整頓輕慢，這樣才能做到人事通達，政風和諧。”戰國時，商鞅對棄灰於道的人也要加以刑罰，這樣就未免太過嚴苛了；梁武帝看見執行死刑就會心有不忍，往往流著淚把罪犯給釋放掉，這樣又太過寬容甚至顯得有些懦弱了。《論語》有“對小的過錯予以寬容”的說法，而《春秋》曾譏斥“那些放縱有大過錯的人”。二者隻有調和得當，才能實現政事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