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雲：“尺牘書疏，千裏麵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玩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對於真書、草書等書法技藝，是要稍加留意的。江南俗諺說：“一尺書信，千裏相見；一手好字，就是人的臉麵。”現在的人繼承了晉、宋以來的習俗，都在這書法上用功學習，所以沒有在匆忙中弄得很狼狽的人。我年幼的時候就繼承了家門學業，加上本身也很愛好書法，所見到的書法字帖很多，而且在臨帖摹寫上也頗下功夫，但始終沒有達到很高的造詣，可能是沒有什麼天分吧。然而這門技藝沒必要學得太精深。否則就要能者多勞，智者多憂，常被人家役使，更感到累贅。魏代書法家韋仲將給兒孫留下“不要學書法”的訓誡，是很有道理的。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胃清華，才學仇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嚐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
王羲之是位風流才子，瀟灑不羈的名人，所有的人都隻知道他的書法，反而掩蓋了他其他方麵的才能。蕭子雲常常感歎說：“我撰寫了《齊書》刻印成一部典籍，書中的文章弘揚大義，我自以為很值得一看，最後卻隻因為抄寫的筆記而得名，這可真是怪事。”王褒出身貴族世家，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後來雖然到了北周，也依然得到禮遇。因為擅長書法，他常為人書寫，困頓於碑碣之間，陷入了筆硯的辛苦勞役之中，他曾後悔說：“假如我不會書法，可能就不會像今天這般勞累了吧？”由此看來，千萬不要以精通書法而自命不凡。話雖如此，地位低下的人，因寫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也很多。所以說：道業不同的人，是不能互相謀劃的。
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嚐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右軍年少時法也。
梁武帝秘閣珍藏的圖書、字畫散佚以後，我見到了很多王羲之、王獻之的真書、草書作品，家裏也曾獲得十卷。看了這些作品，才知道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等人的字，沒有一個不是學王羲之的字體格局，可見王羲之的字應是書法的淵源。蕭祭酒晚年時的字有所變化，就是轉向王羲之年輕時所寫的隸書。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頒行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眾，泊於齊末，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
兩晉、劉宋以來，人們大多通曉書法，所以一時形成了風氣。在人們中互相產生了影響，所有的書籍文獻都抄寫得非常漂亮。即使難免出現個別俗體字，損害也不大。直到梁武帝天監年間，這種風氣也沒有改變，到了大同末年，錯別字開始大量出現。蕭子雲改變字的形體，邵陵王常使用不規範的錯別字；朝野上下都風起效仿，把它作為一種樣板，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造成很大的損害。甚至有的字簡化成隻有幾個點，有的將字體隨意安排，任意改變偏旁的位置。自此以後的文獻書籍幾乎沒法看。北朝經曆了長期的兵荒馬亂以後，書寫字跡鄙陋不堪，加上擅自造字，字體比江南的還要粗俗笨拙。以致於把“百”、“念”兩字組合替代“憂”字，“言”、“反”兩字相組合替代“變”字，“不”、“用”兩字組合替代“罷”字，“追”、“來”兩字組合替代“歸”字，“更”、“生”兩字組合替代“蘇”字，“先”、“入”兩字組合替代“老”字。像這樣的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在書中到處可見。隻有姚元標擅長於楷書、隸書，專心研究文字訓詁的學問，跟從他學習的門生很多。到了北齊末年，掌管典籍文獻的官吏所抄寫的字體，就比以前的時候強多了。
江南閭裏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林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江南民間流傳有《畫書賦》一書，是陶隱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寫的。這個人不怎麼認識字，輕率地規定字體的法則，假托名師，世人以訛傳訛且信以為真，誤導了很多年輕學子。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嚐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複佳此法。玩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縣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待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嶽，囊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擅長繪畫也是件好事，自古以來的名士大多數都擅長繪畫。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親手畫的蟬、雀白、團扇和馬圖，他的繪畫水平也是旁人很難企及的。梁元帝的長子蕭方擅長人物肖像，畫在座的賓客，他隻要用筆隨意點染，就能畫出幾位逼真的人物形象。拿了畫像去問小孩，小孩都指出畫中人物的姓名。還有蕭賁、劉孝先、劉靈除了精通文章學術之外，也擅長繪畫。賞玩古今名畫，確實讓人愛不釋手。但如果擅長作畫的人官位還未顯貴，就會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喚，作畫也就成了一種下賤的差事。吳縣顧士端身為湘東王國的侍即，後來任鎮南府刑獄參軍，他有個兒子名叫顧庭，是梁元帝的中書舍人，父子倆都通曉琴棋書畫，常被梁元帝使喚，悔恨常常心生羞愧。彭城有位劉嶽，是劉橐的兒子，擔任過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富有才學，為人爽快，繪畫技藝獨一無二，後來跟隨武陵王到蜀地，下牢關戰敗，就被陸護軍弄到枝江的寺院裏去畫壁畫，和那些工匠雜處一起。如果這三位賢能的人當初都不會繪畫，一直隻致力於清高德雅的事業，怎麼會受這樣的恥辱呢？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現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宴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
弓箭的鋒利，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來考察人的德行，選擇賢能。同時也是保全性命的緊要事情。江南的人將世上常見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書生都不肯學習此道。另外有一種比賽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較長，設有箭靶，賓主相見，溫文爾雅，作揖相讓，舉行射禮。這種射箭對於防禦敵寇一點作用都沒有。經過了戰亂之後，這種“博射”就沒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數會“兵射”，不隻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殺賊寇，三公九卿宴會時常常賜射箭的優勝者。射箭技術的高低，關係到榮譽與賞賜。盡管這樣，用射箭去獵獲飛禽走獸這種事，我還是不願意你們去做。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智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範陽祖恒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晚此術。
算術也是六藝中重要的一個方麵，自古以來的讀書人談論天文，推定曆法，都要精通算術。然而，可以在學別的本領的同時學算術，不要專門去學習它。江南通曉算術的人很少，隻有範附的祖恒精通它，他的官位是南康太守，北方人中多通曉算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曾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醫學方麵，要達到高水準極為困難，我不鼓勵你們以會看病自許。稍微了解一些藥性，略為懂得如何配藥，居家過日子能夠用來救急，也就可以了。皇甫謐、殷仲堪，就是這樣的人。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音音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禮記·樂記》說：“君子無故不撤去琴瑟。”自古以來的名士，大多愛好音樂。到了梁朝初期，如果貴族子弟不懂彈琴鼓瑟，就被要認為有缺點，大同末年以來，這種風氣已不存在。然而音樂和諧美妙，非常雅致，意味無窮！現在的琴曲歌詞，雖然是從古代演變過來，還是足以使人聽了神情舒暢。隻是不要以擅長音樂聞名，那樣就會被達官貴人所役使，身居下座為人演奏，以討得殘杯剩飯，備受屈辱。戴安道尚且遭遇過這樣的事，何況你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