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複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曆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蹠，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通讀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讀得很流暢，很熟練，能分析確定章節和斷句，並以教授做老師的是通人。能夠發揮古書意思，靈活引用古書詞句，能上書奏記，或者提出見解和主張，串連成篇寫成文章的是文人、鴻儒。努力好學，見識多，記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書寫文章，能說古論今的，萬人中沒有一個。然而能著書寫文章的，是知識淵博精通而能運用的人。進山裏看見樹木，是長是短沒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見青草，是粗是細沒有不了解的。然而不會砍伐樹木用來作房子，采集百草用來配方調藥，這是知道草木而不會運用。通人見識廣博，卻不會用它來論述事情，這叫藏書家，就是孔子所說的那種“能背誦《詩經》三百篇，把政治事務交給他，都幹不了”的人，這跟那些見過草木不會采伐運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魯國編年史來寫《春秋》，等到他創新立義，讚賞和貶責一番，就不再沿襲魯國編年史，而是經過深思熟慮自然從胸中產生出來的了。大凡重視通人，是看重他們能運用學到的東西。如果他們僅僅能熟讀，讀詩讀經，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鸚鵡能說話之類。能引申古書上的意思，寫出美好的文辭，沒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勝任的。能通讀的人，世上到處有；能著書寫文章的人，曆代卻少得很。近代的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他們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樣同時出現在同個時代；其餘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寶玉不可能多得，因為它們珍貴。因此能講解一種經書的是儒生，能博覽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傳書來寫報告提建議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寫文章連結成書的是鴻儒。所以儒生超過一般人，通人勝過儒生，文人超過通人，鴻儒又超過文人。因此，鴻儒是所謂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見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於拿高貴華麗的車子跟破車相比，拿精致華美的絲繡跟舊袍相比，它們之間相差太遠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頂比山腳，拿長狄人的頸比腳掌，也不足以說明。山丘以泥土石頭為主體，山中要是有銅鐵，就是山上罕見的東西。銅鐵雖已罕見，有時還會挖出金子玉石。鴻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見又罕見。才能突出還有突出的，他們才能相互超越但總有高低之分。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穀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儒生托名在儒門，遠遠超過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講解一種經書，教誨後代子孫；有的卻能率引眾多學生，講解透徹內容豐富，能稱作通曉經書。有的不能寫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種主張；有的卻能陳述國家政治得失，提出適宜的建議，而且言論符合經傳，文章如星月一般燦爛。他們象穀子雲、唐子高一樣優秀，能在報告和意見書上引經據典，卻不能連結起來寫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選取排列出來，把往事記載下來寫成書，象司馬遷、劉子政這些人，累積材料編成篇目，文章數萬言，他們遠遠超過穀子雲、唐子高，然而是沿襲以前現成的記載，沒有自己心中的創造。至於陸賈、董仲舒評論國家大事，隨心說出，不憑借外在條件，然而卻內容淺顯易懂，讀者還叫它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都是在精心思考後創造出來的，所以能窮盡深遠難見的大道理，不是接近聖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寫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陽成子長和楊子雲二人作《樂經》和《太玄經》兩經，真稱得上高明地遵循著孔子的足跡，宏大精美有與聖人相提並論的才能。王公子向桓君山打聽楊子雲。桓君山回答說：“漢朝建立以來，沒有誰能超過此人。”桓君山區別人才，可以說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實際情況。采玉的人心比玉還美，鑽龜的人智比神靈。君山能區別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們的名次，可見比所排列的人賢能。他又作《新論》，評論社會上的問題，辯明是非，虛假的話語，虛偽的文詞，沒有不被證明確定的。在那陽成子長、楊子雲等興論立說的人當中，桓君山算是頭一個了。從桓君山以來的那些文人、鴻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們動筆能寫文章，用心能謀劃，文章從心中出，思想用文章來表明。觀看他們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稱得上精辟的論述。這樣說來，文章寫得多的人，是人中最傑出的了。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植物下麵有根和莖，上麵才有花和葉；果實裏麵有果核，外麵才會有皮和殼。文章言辭是讀書人的花葉與皮殼。真情實意在心中，文章寫在竹簡和帛上，表達與內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稱。感情激動才能下筆流暢，所以文章寫真情而能流露出來。人會寫文章，就像鳥獸有毛一樣。毛有五顏六色，都長在身體上。如果寫文章沒有內容，這就是像五顏六色鳥獸的毛無故長了出來。選拔武士來射箭，武士要心氣平和身體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後才能射中。興論立說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樣。論說應當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樣。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來驗證其技巧，論說是用文章來證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與射箭技巧都是從心裏產生的，它們實際上是相同的。文章中有深奧的意思，重大的謀略，君臣治國的方法，隻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實行，口裏又不能直說來表達心情，所以用文章來表明自己的看法，認為以後一定能實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來表達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業；桓君山一類人的傳書，是素相的事業。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讀桓君山一類人的傳書，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圖。所以說：陳平分割祭肉，是當丞相的苗頭；孫叔敖疏通期思河，是當令尹跡象的顯現。觀看傳書裏的文章，有治理國家大事的道理，不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預兆。腳不強勁就走不遠，鋒刃不銳利就割不深。能連結篇章寫文著書，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傑出人物。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紮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穀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遊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穀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有人說：“寫書的人，看得多聽得多，熟悉學問，就能類推寫出文章來。文章是由見聞寫出來的，不一定真實才能與文章相符合。寄膚淺的見解於漂亮的文辭，沒有深刻的內容，見不到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所以很少有建立功業的人。國家安危的關頭，文人都不能參與其事，沒有建立功績的作用，隻有動筆寫文章的效果。我說：這不一定。周代寫書的人，都是權謀的大臣，漢代敢於直說的人，都是博覽群書的官吏，怎麼能說文章寫出來不是像花葉的生長那樣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計謀，收集資料寫文章，感情在文辭中表現出來，意思在說話中得到證明。商鞅幫助秦國，想在霸業上得到功績，於是寫《耕戰》；虞卿幫助趙國，提出計謀和主張並被采納，辭官後寫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趙國都城給趙王提的建議；《耕戰》的內容，就是商鞅在秦國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議。陸賈消滅呂氏的計謀，跟《新語》是同樣的見解；桓君山改變晁錯的計謀，跟《新論》是同樣的意見。看穀永上書的陳述，唐林坦率的進言，劉向懇切的建議，都以見解為根本，寫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見解表達出來，難道隻是雕飾文辭，隨便寫成漂亮的言辭嗎？真摯的感情發自內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話才深深地感動人。因此魯仲連用箭射信，燕將會自殺；鄒陽上書辯解，梁孝王才會打開牢門放他。書信、奏章和文章的內容，是從內心迸發出來的，並非隻是博覽群書的人能造出來的，熟悉學問的人能寫出來的。鴻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長吏，怎麼能不尊重他們呢？難道隻是用他們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嗎？而是希望州郡長官有憂愁的時候，他們能寫章上奏，解決處理困難煩雜的事務，使州郡無事。就象唐子高、穀子雲這些官吏，要是出來盡心，完全拿出寫公文的本領，那些麻煩和憂患的事怎麼會有解決不了的呢？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征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曆》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發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吏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曆》。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高〕，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稚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古代很遙遠，四處偏僻隱蔽，動筆作文的人，記錄有困難，那麼暫時就近用自己家鄉會稽的事來說。周長生是文人當中的魁首，在州府，是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為太守孟觀寫奏章，解決了麻煩事消除了憂患，使得州郡無事，二位地方長官的職位得以保全。周長生的身份不顯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長官懷著俗人的節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麼周長生早已蒙受鄒衍那樣的恩寵了。周長生死後，州郡的長官遇到了憂患，沒有能幹的起草奏章官員，因此困難事解決不了，被追究責任押送到相屬司直受審，這是由於寫文章這一行不受重視，不再有擅長寫奏章的人的緣故。那麼難道就沒有為地方長官分憂的官吏嗎？而是他們當中的人，文筆遠不如周長生之類的緣故。周長生的才能，不僅僅擅長寫公文，而且寫了《洞曆》十篇，上從黃帝，下到漢朝，就連細小輕微的事，沒有不記載的，跟司馬遷《史記》的《表》、《紀》相類似。由於上通黃帝下達漢朝，所以叫做《洞曆》。像這樣，周長生不隻是個文人，而且是個稱得上鴻儒的人。前代有嚴忌，後來有吳君高，最後有周長生。白野雞從越嚐貢來，暢草從鬱林獻來，雍州出玉，荊州、揚州產銅。珍貴的東西出產在四麵邊遠而偏僻的地方，這些地方不能說就沒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說：“周文王已經死了，文章不都在我這裏嗎！”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經死了，難道在周長生這些人身上嗎？不然，怎麼會說他語言高超，文章美麗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國的文人，古書上沒有記載的人，屈原就在那上邊。會稽的文人，難道隻有周長生嗎！以沒有加以論述的人來說，周長生尤其突出。全國多山，而華山、泰山稱嶽，全國多河，而長江、黃河稱瀆的原因，是華山、泰山最高，長江、黃河最大。周長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賢能，拋開他而去稱讚別家族的老大，這是不對的。周長生是論說文章的頭號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獨把他記錄下來，這跟《春秋》采用魯國自己的年號來記年以表示尊重本國的道理相同。一般人喜歡推崇古代而稱頌傳說中的事情，古人的東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後代的新東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長生的家在會稽，生長在今天，文章雖然出眾，評論的人還是認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氣，人受精氣，難道因為人有古今差別，今人就要降低等級嗎！（應該不論古今，）優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實的人，明辯是非的人，看見錯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後麵，看到正確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麵，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
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裏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鬱鬱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曆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鬱鬱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征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麵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征拜為郎中之寵乎？
班叔皮續寫《史記》百篇以上，記事詳盡，講理透徹，讀者認為是第一，而司馬遷的《史記》次之。其子班固是尚書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國家大小來比喻文采的高下，那麼他們不僅是五百裏的大國，而且應稱作像周、召、魯、衛那樣的大國。如果要推崇古代，那麼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周代有繁榮昌盛的文化，是因為在百代的末尾。漢代在百代的後麵，文辭論說，怎麼能不繁茂呢！從小看大，從老百姓的事來推論，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開始建成，才會種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孫繼續栽種桃樹、李樹、梅樹、杏樹，才會遮住山丘蓋滿原野。植物根莖多，那麼花葉就繁茂。漢朝統治已經很久了，土地遼闊，百姓眾多，禮義盛行，事業興旺，漂亮的文章，怎麼會不繁茂呢！其實，花和果實是在一起生成的，無花而結果，這樣的東西少有。山是禿的，怎麼會繁茂呢？地是鹽堿土，怎麼會生長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漢朝大量出現，就是漢朝興盛的證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陰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時出現，就是漢朝光照日月的證明。漢高祖每讀陸賈的文章，群臣就發出“萬歲”的稱讚聲；徐樂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為郎中的事，如今沒有再聽說了。做飯食不會做又苦又酸的菜，因為自己的口覺得味道不好，手就不會拿去給別人吃。每次下詔書，都說要按文義經傳四科選拔人材，詔書富有文采，是情文並茂的好文章的明證。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沒有經過核實，寫書又沒有實際內容，“萬歲”的稱讚聲，“任命”的恩惠，從什麼地方發出來呢？裝飾麵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卻很少；創作樂曲的人都想作得動聽，但值得一聽的卻很少。陸賈的文章還沒有上奏，徐樂、主父偃的簡策還沒有上呈，那些閉眼說瞎話的人，講述事情粗魯難聽，寫文章沒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麼說的，文辭華而不實，不被流放到荒島或沙漠上去充軍，就算幸運了，怎麼還能蒙受任命為郎中的寵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