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世俗的人認為古代君王賢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會穩定；君王不賢明道德教化被舍棄而衰敗，道德教化衰敗就政事失敗社會動亂。從古至今論述此事的人，沒有認為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呢？這表現在堯、舜聖賢招致天下太平，桀、紂政治昏庸招致社會動亂而被殺。按照實際情況來評論，命運的期數本來如此，並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吏百石以〔下〕，若〔鬥〕食以〔上〕，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
凡“百石”以下和“鬥食”以上的各級官吏，處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辦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與動亂，都是由“命”決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為廉潔，當官卻沒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淺薄品行不正，卻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遠古時代罷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賢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績，根據政績而加以獎賞，也根據沒有政績而加以懲罰。其實這是在考察他們的“命”而推崇他們的“祿”，並不是核實他們的才幹，重視他們的能力。那些論事者由於考察官吏政績的方法，是根據功效來評定官吏賢與不賢，就說百姓安定國家太平，是賢君的政治帶來的；百姓動亂國家危險，是君王無道造成的。所以預兆國家危亂的災變出現時，論事者就據此責備君王，把罪過歸結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來。君王接受了責備並自我進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勞，而預兆國家危亂的災變最終也沒有減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煩悶，讓明智的君王平白無故地受到那種責備，這是社會輿論和流言造成的結果。

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訴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
賢君能夠治理命當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夠改變命當危亂的世道。良醫能夠施行他的針藥，使藥方醫術產生療效，是因為他遇到了暫時還不會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壽命到了盡頭，病已無法醫治，那麼即使是扁鵲也毫無辦法。壽命到了盡頭病已無法醫治，如同動亂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樣。藥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導能安定老百姓一樣。這都有它的命數和時運，不能全靠人力去改變。公伯寮在季孫那裏說子路的壞話，子服景伯把這件事告訴了孔子，孔子說：“我的政治主張能夠實行，這是天命決定的！我的政治主張沒法實行，這也是天命決定的啊！”據此說來，教化行不行得通，國家的安定危亂，都是由命數時運決定的，並不決定於人的力量。

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係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曆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佑非德所為也。
世道混亂百姓叛逆，國家的危險災害，決定於上天，賢君的德行不能使它們消退。《詩經》上說周宣王時遭受大旱災。《詩經》上說：“周朝留下的眾民，沒有一人不受罪。”講的是沒有一個人可能遺漏而不受災害。如果周宣王隻是個賢君，在道德上還嫌不足的話，那麼仁慈完美的君王，誰也超不過堯和湯，然而堯卻遭受洪水之災，湯卻遭受大旱之災。洪水幹旱是災害中最厲害的了，然而兩位聖王卻遇上了。難道是由於兩位聖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嗎？是天地間的期數決定了出現這樣的災害。用堯和湯遭受的水旱災害，權衡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災害，說明這不是由於君王的道德好壞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災害，那麼國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並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帶來的。

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曆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
賢君治理國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進行正確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誡，也不能使子孫都成為孝善的人。子孫是孝善的人，是家庭興旺的表現；百姓平安，是國家昌盛的表現。昌盛到一定的時候就必定會衰微，興旺到一定的時候必定會廢敗。興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樣衰微廢敗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興廢，都是由天時決定的。以上說的隻是關於善惡方麵的實際情況，還沒有談到痛苦和歡樂方麵的效驗。家庭平安老少歡樂，是因為家庭富饒財物費用豐足的緣故。考察富饒的人，是因為他的“命厚”而帶來的，並不是因為他賢惠而獲得的。人們都知道家境富饒處在安樂之中的人是因為他“命祿”厚重，卻不知道國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於“曆數”吉利所決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賢聖的功勞，天下衰微動亂也不是君王無道造成的。國家該當衰亂，即使是賢聖也不能使它昌盛；時勢該當太平，即使是惡人也不能使它動亂。天下的太平與動亂，決定於時運而不決定於政治；國家的安危，決定於氣數而不決定於教化。君王賢與不賢，政治清不清明，對此都不能加以改變。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稟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世人稱頌五帝的時候，天下太平，每戶人家都有十年的積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許事實不是這樣，而是人們誇大了那時的美好情況；也或許是這樣，但都不是由於政治造成的。用什麼來說明這一點呢？社會之所以造成混亂的原因，不是由於盜賊眾多，到處發生戰爭，老百姓拋棄了禮義，背叛了他們的君王而造成的嗎？像這類事情，是由於糧食缺乏，人們不能忍受饑餓寒冷所造成的。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而能不做壞事的人是很少的，那麼在衣食充足的情況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傳上說：“穀倉米庫充足，老百姓就會知道禮節；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會知道榮辱。”謙讓產生於富餘，爭鬥起因於不足。穀物充足食物豐富，禮義之心就會產生；禮儀盛多講究禮義，國家安定的基礎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東西給親戚吃；豐年的秋天，邀請四鄰共同享受。不拿東西給親戚吃，是惡劣的行為；邀請四鄰共同享受，是善良的義舉。產生善惡行為的原因，不在於人的本質特性，而在於年歲的豐歉。因此說來，禮義的推行，在於穀物的充足。考察穀物收成的好壞，本來是由年歲決定的。發生水災或旱災的年頭，莊稼沒有收成，這並不是由於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時數”本該如此。如果一定認為水旱災害是因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於治理國家的人莫過於桀和紂了，那麼桀、紂當政之時，應該經常發生水災和旱災。考察桀、紂當政之時，卻沒有發生饑荒災害。災害出現自有一定的“時數”，也許反而在聖君當政之世出現。據實論事的人解釋堯時的洪水、湯時的大旱，都認為碰巧遇到這樣的“時數”，並不是因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釋曆代帝王遇到的災害，卻偏偏說是政治不好的征兆，這種解釋隻是為了表明堯、湯道德高尚，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麼叫惡就足以比照什麼是善。根據堯、湯的情況來論證曆代帝王，曆代帝王遇到的災害，都不是由於政治所造成的。根據災變的出現而辨明是禍還是福，五帝時代出現的太平社會，不是由於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麵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麵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征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強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為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強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人患了溫病將要死的時候，事先會有帶病態的氣色在麵部出現。生這種病，是遇到邪氣了。這種病治不好，會引起死亡，壽命就會終結。國家的混亂危亡，與人生病是同樣的征兆。天地間有災變出現，如同人患溫病將死的時候，病態氣色出現在麵部一樣。出現水旱災害，如同人遇到邪氣而生病一樣。災禍不消除，就會引起國家滅亡；如同病治不好，會引起人死亡一樣。論者認為災變是政治好壞的征兆，賢人患了溫病氣色呈現病態，可以認為是由於他的操行所產生出來的嗎？認為水旱災害是由於君王無道所造成的，賢人生了病，可以認為是他的行為惡劣而得的病嗎？認為國家滅亡是政治壞到了極點，賢人死了，可以認為是他的罪行深重嗎？賢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惡人有身強力壯而長壽的。病死的人，不在於他的品行惡劣。那麼國家的動亂危亡，也不在於政治的正確與錯誤。惡人身強力壯而長壽，政治不好國家也能平安而長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說來，禍變產生不足以說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現也不足以說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曆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曆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係於天，吉凶製於時。人事未為，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
在天上出現的變化，是日月遮光而發生日食、月食現象，四十二個月發生一次日食，每五六個月發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發生，有一個固定的期數，不在於政治的好壞。千百次災變，都是同一種情況，不一定是由於君王施政設教不當所造成的。歲星衝犯朱雀的尾部，周、楚兩國將有災禍；慧星出現，宋、衛、陳、鄭四國都遭受了災害。正當這個時候，這六個國家的施政設教，不一定有什麼失誤。曆陽縣城，在一個晚上就沉陷下去成為湖泊，當時的曆陽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詐妄為的過失。成敗決定於上天，吉凶決定於時數。人還沒有具體行動，天上的征兆已經出現，不是時數又是什麼呢？五穀生長在田地裏，有時豐收有時歉收；在市場上出售的穀物，價格有時高有時低。豐收年景穀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頭穀物不一定價錢高。豐收歉收有一定的年頭，價高價低有一定的時數。時數注定穀價應當高，豐收的穀物價值大增；時數注定穀價應當低，歉收的穀物價值大減。穀物的價格高低，不在於豐收歉收，如同國家的治亂不在於政治的好壞一樣。

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佑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賢君登位，剛巧遇到社會注定該當安定的時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樂，祥瑞福祐，一齊到來，世人就認為這是賢君所帶來的。無道的君王，剛巧生逢社會注定該當變亂的時代，世道混亂社會不安定，災害接連不斷，竟至於國破身亡子孫後代斷絕，世人都認為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諸如此類的說法，隻看到善惡的表麵現象，沒有看到禍福的內在實情。遭禍受福不在於為善或為惡，善惡的驗證也不在於遭禍還是受福。地方官上任，沒有什麼作為，施政教化完全因襲前任的做法，沒有什麼更改變動，然而盜賊或許多或許少，災害有時有有時無，這是什麼緣故呢？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該當借助安定局麵而得到升遷提拔，或者他的命賤享受不了當官的福份，就該當因為社會危亂而受到降職罷免。用現在的地方官的情況，去比照古代的國君，國家的安危存亡，產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