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弦歌之聲，俱複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弦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弦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征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奸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遣以書，書十數劄，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蘭台。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漢武帝封弟弟為魯恭王。魯恭王拆毀孔子舊宅修建宮室，得到失傳的《尚書》一百篇、《禮》三百篇、《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同時聽到宅內有彈琴瑟、唱詩歌的聲音，因為懼怕，又重新把它封閉起來，用泥塗好，並將此事上奏了漢武帝。漢武帝派遣官吏去打開取出那些東西，經書和《論語》，這時都出現了。經傳是無聲的書卻出現了令人聽見彈琴唱歌之聲的事情，這是古文該在漢代興盛，經傳歡慶自己被發掘出來的一種吉兆。它們應當流傳於漢代，所以靜靜地藏在牆壁之中，魯恭王發掘了它們，就出現了使聖王感動的彈琴唱歌的現象。這就說明古代文獻不該被埋沒，而漢朝等待它們出現作為興盛的征兆。漢成帝閱讀百篇《尚書》，朝中博士、郎官沒有誰能通曉，征求天下能究治《尚書》的人。東海郡張霸精通《左氏春秋》，根據百篇《尚書》的序言，采用《左氏春秋》的文字解釋，編造出一百零二篇本《尚書》，全部完成後奏報給漢成帝。漢成帝取出秘藏的《尚書》用來考訂校對它，沒有一個字是相合的。漢成帝就把張霸交給司法官吏去審訊治罪。司法官判張霸犯了欺君之罪。漢成帝認為張霸的才能出眾，赦免了他的罪，也不毀掉他的經書，所以一百零二篇本《尚書》才流傳在民間。孔子說：“人才難得啊。”張霸能夠推究精深的思想，編寫經書百篇，才高卓越，是世上稀有的人物。漢成帝赦免他，是欣賞他的文才。他的經文雖然是偽造的不真實的，但在編排篇章句子，組織材料安排內容上，就像真的經書一樣，所以漢成帝不燒毀他的經書。整治一隻書匣，把自己的作品贈送別人，寫出十幾根木簡的公文呈報長官，文章寫成後受看，閱讀它令人滿意，這樣的人一百個當中難挑出一個來。張霸推究精深的思想寫出百篇文章，在漢代很少有這類人才，漢成帝赦免他，不也是很應該的嗎？楊子山任郡的上計吏，看到三府編寫《哀牢傳》不能成功。回到郡中寫成後上報朝廷，漢明帝認為他是奇才，征召他在蘭台為官。憑三府中的屬官，聚集了大批人材，而不能寫出一部《哀牢傳》。楊子山寫成了《哀牢傳》，皇帝采用了他的文章。楊子山的《哀牢傳》，難道就這麼好嗎？關於哀牢的情況當時傳說紛紜，聚集三府中的人士，終究不能寫出來，楊子山寫它，頃刻寫成，毫不困難。漢成帝赦免張霸，難道沒有原因嗎？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征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漢武帝時，召見百官考試對策，董仲舒的策文最好。王莽時，命郎官上奏章，劉子駿的奏章尤其華美。這種美和善都不是空虛的，而是他們才高智深的證明。《周易》上說：“聖人的情感體現在卦辭和爻辭中。”文辭的美與醜，足以看出一個人的才智。永平年間，有一大群神雀停落在京師，漢明帝下詔書，令官吏和文人以神雀的出現為題，寫歌功頌德的文章獻上。百官的頌文獻上，文章都用瓦石作比喻，隻有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個人寫的頌像金玉般的美好，漢明帝采納了這些文章。憑百官的人數眾多，郎官也不止一人，隻有五個人的文章寫得好，他們不是奇才而是什麼呢？漢武帝欣賞《子虛賦》，就征召司馬長卿為官。漢成帝閱讀的書很多，隻欣賞楊子雲的文章，無論出入遊獵，楊子雲都乘車隨從。假如讓司馬長卿、桓君山、楊子雲當官，寫書不能成篇，寫文章不能成句，那麼漢武帝貪圖什麼，漢成帝欲求什麼呢？所以說：欣賞楊子雲的文章，比當了年俸一千石的大官還要高興；擁有恒君山寫的書，比猗頓積聚的財富更富有。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歡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觩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鹹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
韓非的書，流傳在秦朝的宮廷，秦始皇感歎說：“偏偏不能和此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陸賈寫作《新語》，每當上奏一篇，漢高祖左右的臣子就高呼“萬歲”。感歎思慕那個人與歡呼萬歲，難道能憑空產生嗎？確實看到了它的優美之處，高興之氣就發自於內心。觀測氣象變化，在於天不在於地，因為天的文采鮮明。衣和裳穿在身上，文采裝飾在於衣，而不在於裳，衣效法於天。看手相的人看左手，不看右手，因為左手手紋鮮明。占卜在於右邊，不看左邊，因為右邊文采鮮明。《周易》上說：“大人發怒，威猛如虎，儀表威嚴，光彩照人。君子發怒，威儀如豹，儀態雍容，清朗華美。”又說：“觀察天文現象，觀察人文現象。”這是說天和人都是以文采作為外觀的，大人和君子都是以文飾表現儀表的。漢高祖在母親身懷他時，他的母親在湖澤岸邊休息，蛟龍伏在她的身上，龍角光彩奪目；等到漢高祖興起之時，楚軍望漢軍陣營，雲氣成五彩；漢高祖將要進入鹹陽城時，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於東井宿這一方，五星又呈見白、青、黑、赤、黃五種顏色。天也許由於憎惡秦朝，就泯滅了它的文彩，而想讓漢朝興盛，所以先授予天命，以文彩作為它的祥瑞。惡人的品行思想，前後自相矛盾。

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之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鬱鬱，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台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征蘭台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命〕，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鬱鬱，莫盛於斯！天晏，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
秦始皇先是讚歎韓非的書，後來又迷惑於李斯的議論，燒毀《詩》、《書》、《易》、《禮》、《春秋》這五種儒家經書，製定了禁止藏書的法令。究治五經的儒生，抱著經書隱藏起來；伏生這類人，逃竄躲藏於深山之中。秦始皇滅絕賢聖的經文，他的罪惡深重，帝位沒有傳到孫輩就滅亡了。李斯由於首先提出建議，身受五種刑罰。漢代興起，改變了已滅亡了的秦代的法令，廢除了李斯的做法。漢高祖才命令陸賈寫文章，但沒有使五經興盛。從漢惠帝、漢景帝以至漢元帝、漢成帝各朝，五經及各種書籍同時編纂。漢朝文化興盛，就已經知道的情況來說，同已滅亡的秦朝相比怎麼樣呢？

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製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
王莽不行道義，漢軍如雲興起，台閣敗壞，文章書籍丟失散佚。光武帝複興漢代，收集整理圖書尚未完備。漢明帝一代喜歡文人，把他們征召到蘭台裏做官，文豪得以會聚在一起。當今皇帝即位，下詔征求亡失了的圖書，用金錢廣泛收購征集，怎麼會沒有喜好文化的好名聲呢？唐、虞時代久遠，當時圖書已經散佚；殷、周時代稍微近一些，諸子的書籍還留存於世間，漢代興盛以來，傳播文化的時間不長，根據人們的所見所聞，已經五倍於堯、舜時代，十倍於殷、周時代，文化光輝燦爛繁榮昌盛，沒有哪一個朝代有漢代這樣興盛。天空晴朗無雲，星辰明亮無比；人的本質奇異，手掌紋理的文彩鮮明。漢朝發展到今天已經很昌盛，所以文化繁榮發達。

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製，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
孔子說：“周文王死了以後，一切禮樂文化不都在我這裏嗎！”周文王時代的文化，承傳在孔子。孔子為漢代整理文化典籍，承傳在漢代。承受從天而降的文化，文人應當奉行。五經、六藝是文化，諸子著作是文化，著書立說是文化，上書奏文是文化，文飾儀表是文化。在世間能夠成就五種文化當中的一種，都應當受到稱讚。著書立說的文化，尤其應當嘉獎它。為什麼呢？抒發胸中的思想，論述世俗間的事情，不僅僅是背頌點古經、續寫點舊文章而已。議論發自胸臆，文章成於手中，這不是隻懂得解釋經書的人所能做到的。周、秦時代，諸子都在著書立說，論述的全是其他事情，沒有稱頌帝王的，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對於教化也沒有什麼補益。寫作《論衡》的人，歌頌君王的功德，弘揚國家的隆盛，使國家的功業流傳千載，使君王的德行與日月同輝，這不是剛才提到的先秦諸子的著作能夠相比的。上書陳述治理國家的建議和辦法，寫奏記向上級推薦官吏士人，一則是為了自身，二則是為了他人。文章繁多辭句華麗，卻沒有一點是為了君王的。在文采儀表上，根據禮儀修養自己，使行為完美無缺，實際上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沒有一點是為了君王的。如果是這樣，五種文化之中，著書立說的文化是最好的，因而值得尊重也就很清楚了。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了，了者，目文了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
孔子稱頌周代說：“唐堯、虞舜時代以後，就數周武王這個時代人才最盛，周代的功德，可以說是最高的了！”孔子是周代的文人，假如他生在漢代，也會稱頌漢代的最高功德了。趙他在南越稱王，背叛漢朝斷絕使臣往來，不奉行漢朝的製度，坐似畚箕發挽椎髻，沉溺於夷人的風俗之中。陸賈用漢朝的功德去勸說他，用漢朝君王的威勢去恐嚇，使他從內心覺察醒悟，猛然起身端坐。俗儒的愚昧，有如趙他一樣的糊塗；擅長寫文章的人，陳述陸賈的勸說，讀到文章的人，將會有猛然起身端坐，如趙他一般的醒悟過來。漢代的功德浩大燦爛，怎麼會不享有卓越的名聲呢？文人卓越，是國家的祥瑞。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裏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以〔見〕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誌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看到宏麗的住宅就知道是戶有名望的人家，看到高大的樹木就知道這裏曾經是舊都。國家有大文人，這是太平盛世的證明。孟子憑人的眼睛察看人，心地光明，眼睛就會明亮。所謂明亮，指的是眼睛的文彩明亮。占驗國家和占驗人，實際上是同一回事。國君聖明而文人會聚，人心聰敏而眼睛多彩。在爛泥中踐踏有花紋的錦綢，聽到看見的人沒有誰不會痛心。知道踐踏了文錦可惜，卻不知道文人應當尊重，這就是不懂得類比了。文人寫的文章，哪裏隻是玩弄筆墨追求華麗的外表呢？它是記載人們的行為，傳播人們的名聲的。善良的人希望得到記載，所以想努力去做好事；邪惡的人厭惡記載，所以就自己盡力節製惡行。這樣說來，文人的筆的作用在於勸善懲惡了。諡法之所以表彰美善，就是以此來暴露醜惡。加一個字的諡號，人們就知道勸善懲惡，聽見的人，沒有誰不自勉。何況盡筆墨的力量，評定善惡的真實情況，言語行動全部記載，文章以千數計算，流傳在世間上，成為不可磨滅的作品，所以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