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有人說：“士人的議論高明，為什麼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劄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晥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鹹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蚖；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仆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後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回答說：“人要具備文和質兩個方麵才算完美。物有隻開花不結果的，有隻結果不開花的。《易》上說：“聖人的情感通過文辭表達出來。”說出口就成了語言，把簡劄編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辭書寫出來，真實的情感就顯現了。體現德行的文采，就是社會的服飾。隻見之於文字叫“文”，實際去做叫“德”，裝飾在衣上叫“服”。所以說：道德越高的文飾就越多采，道德越明顯的文飾就越鮮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豐盈，他的文飾就鮮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飾就華麗。官高位尊文飾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飾就豐盛。華麗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臥床，讓兒子把這種席子換掉。由此說來，以穿的服飾來區別賢人，賢人是以文采的多少來區分高低。愚昧傑出不能分別，必須要靠文采來判斷。不僅人類是如此，萬物也都是這樣。龍的鱗上有花紋，在蛇類中是神物；鳳的羽毛有五色，在鳥類中是首領；老虎威猛，毛色花紋很多；龜智慧，背甲上有花紋。這四種動物的軀體花色華麗，在動物類中是聖賢。如果山沒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長草木，就是潟土；人沒有文采，就是無用的人。土山上不會有麋鹿，潟土上不會生五穀，人沒有體現德行的文采就不會是聖賢。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穀，陰陽二氣協和，聖賢承受此二氣，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沒有不以文采來顯現的。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們生下來就很奇怪，有字樣在他們手上。張良命該顯貴，出逃時與神人相會，黃石老人授以兵書，終於被封為留侯。黃河神異，所以出現河圖；洛水神靈，所以出現洛書。書籍所記載的怪奇的事物，不會出現在小水坑中。物以文采為外表，人以文采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貢就譏諷他。認為文采不足為奇的，是棘子成這類人。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裏，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能著書立說的是文儒，能解釋經書的是世儒。兩種儒生同在社會上，不知哪一種更優些。有人說：“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釋聖人的經書，解釋賢人的傳述，意義道理廣博，沒有不見實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職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經博士，聚集了許多門徒，招引會集了千裏之外的學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學說仍然流傳於後代。文儒發表的是華而不實的議論，對社會毫無補益，所以沒有固定的官職，不見他們有一個弟子門徒，他們本人死亡之後，沒有人繼承他們的學業。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製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回答說：並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釋聖人的實情，是出於同一個動機，有同樣的效驗，目的都是想追隨聖人。事情雖然不同但勉力從事是一致的，說的話不一樣但道理卻是相同的。為什麼說文儒的議論對社會沒有補益呢？世儒的學問容易做，所以世人學習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來，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設置了他們的職位。文儒的學問，卓越非凡不循常規，人們很少讀他們的書，他們的學問即使沒有用來傳授，門下即使沒有弟子，但他們的著作文章奇偉不凡，世上的人同樣流傳他們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虛妄的言論，隻有這些文儒的才是有實際內容的文章。判斷比較這兩種儒生，哪一個賢明呢？考察古代賢能的人著書立說，自己用自己的學問，自己在社會上出名。世儒在當時即使尊貴，如果沒有被文儒把他們寫進書裏，他們的事跡就不會流傳。周公製禮作樂，名聲流傳而不滅絕。孔子編寫《春秋》，名聲流傳而不滅絕。周公、孔子是聖人，難以用他們作例子來論證人才。漢代寫書的人有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等人，他們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樣，他們的名聲不是靠別人得來的。世人傳聞的《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郡的歐陽生和公孫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將他們記載下來，世上的人也不會知道他們。憑自己的學問出名的人與依賴別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好呢？能夠記載一百個人的事跡使他們出名，與僅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高明呢？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發，何暇優遊為麗美之文於筆劄？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籍〕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
有人說：“從事著述的人，隻是有空閑時間來思考罷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眾不同於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如果讓從事著述的人，總攬各方麵的事，掌管國境之內的職責，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還有什麼空閑去從事著述呢？假使讓一個平庸的人把閑暇時的思慮積累起來，也能寫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於政務太陽偏西也沒有空吃飯，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來接待客人，還有什麼空餘時間悠閑自在地用筆在簡劄上寫出美麗的文章呢？孔子寫成了《春秋》，是因為沒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馬長卿因為不能參預公卿的事務，所以能寫成《子虛賦》。揚子雲因為隻當了中郎這樣一個閑官，所以才能寫成《太玄經》和《法言》。如果孔子能當上君王，《春秋》就寫不出來；假如司馬長卿和揚子雲做了丞相，《子虛賦》和《太玄經》就不會有如此的巧妙。”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發，為周改法而製。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回答說：周文王忙得到太陽偏西了還沒有空去吃飯，這是為推演《易》和增加卦數。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這是忙於為周朝改訂法度和製禮作樂。周朝的禮製不敗壞，孔子就不會寫作《春秋》，並不是因為他有空閑時間來思考，而是因為周代的禮製已經不完備，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發自內心而寫作，哪裏是閑著無事而寫作以免荒廢日月呢？這乃是對虛妄有所感觸而引起的，就像水源會流淌熱氣會蒸騰一樣非寫不可。管仲輔佐齊桓公，以致於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商鞅輔佐秦孝公，為秦國開創了帝王之業。然而他們兩人寫的書，也有幾十篇之多。司馬長卿和揚子雲，也是管仲、商鞅這類人。由於他們都有所感觸，因此才幹不相上下；才幹相同，因此學問相當。他們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書，並不是因為他們有空閑。過問的事情越多見識也就越廣博，官務越繁忙見識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文思不來下筆就不流利，頑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無所憂慮，還是寫不出一個字來。人才有能與不能，而不在於有沒有空閑。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沒有具備才智而不能寫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寫作而無所緣起的人，沒有才智很低而由於有空閑就能記錄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無從下筆的，沒有不會寫作的，有看不到的，沒有缺乏功夫進行寫作的。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盤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逼，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有人說：“凡是著書立說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經窮盡，居官位就不能勝任職責。大約人的思想偏重於某個方麵，那麼精力也就會在這方麵用盡。著書立說的人，寫的東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經到了極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盡。考察古代著書立說的人，大多處在閑散無事的地位；至於輔佐將要傾覆的社稷，安定將要危亡的國家，這不是著書立說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動，有所堅持，就會有所開端，寫出成百篇的文章來。呂不韋寫《呂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禍至全家被處死；韓非著《韓非子》一書，自己被害死在秦國的獄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麼能輔佐國家呢？在那方麵有所擅長，在這方麵怎麼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寫文章，怎麼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誌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誌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幹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蛢彈雀則失鷃，射鵲則失雁，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幹將寡刺而更擊，舍鵲而射雁，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複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不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回答說：人有優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時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時候。並不是由於低劣，而是心思沒放在這方麵；並不是由於笨拙，而是精神沒有集中於這方麵。心中存有某種誌向，就會連泰山也看不見；思想達到了某種境地，自己就沒有空閑來有所謀求。世人稱讚幹將的鋒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劍刃不鋒利。而是同時不能起兩種作用。用蛢彈雀就不能同時彈■，用弓射鵲就不能同時射雁；方和圓不能同時都畫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時兩邊都看見，一個人如果同時做兩件事，結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幹將不用來刺而改為砍，不用蛢射鵲而改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來，一定能射中而不會失誤了。人如果放棄他的寫作，專心搞政治，那麼子產和子賤的事跡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書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業的人，隻是沒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嬰，功業和著書都有所建樹；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漢高祖得天下之後，使用武力治國的主張沒有改變，陸賈寫出《新語》，漢高祖大體都采用了。呂氏陰謀篡權，劉氏的天下將要傾覆，如果不是陸賈的政策，漢家帝室就不會得安寧。有才智的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關鍵在於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亂世，就會去建立功業，有所感觸，就會以他的才智從事著述。說出口就是語言，寫成字就是文章。古代憑說話建功的人多，為寫文章而遭受敗家滅族的人極少。呂不韋、淮南王是由於別的事而犯罪，不是因為著書才有罪的。讓門客來寫書，自己並不寫，即使不寫書，也仍然要蒙受災禍，災禍害人，從古至今接連不斷，不一定都是在寫作上才智窮盡了的人。鄒陽在獄中上書，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樂給漢武帝上書，自己被拜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於人，為什麼要懷疑它不能保護自身呢？韓王安如果早點聽從公子韓非的意見，國家不會有傾覆的危險。至於韓非的死，是因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眾，並不是由於他著書才智竭盡，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為的緣故。春天植物受到傷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殘過的植物如果不再受傷害，到秋天也會長大成熟。如果韓非不死的話，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難說了。所以有才學的人能夠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夠使自己的議論切實可行，卻不能使別人必定采納自己的主張。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複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有人說：“從古到今寫書的人不止一個，各自牽強附會失去了經傳的真實內容，違背了聖人的本質意義，所以稱之為殘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說：‘殘缺之物裝滿車，不能成為什麼學說；玉屑裝滿箱子，不能成為什麼寶物。”前人最接近聖人，還被稱為殘缺之物，何況遠離聖人隨前人之後重新來寫書的人呢？他們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們的言論必定是不賢明的，怎麼能夠采用而用來施行呢？”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誌，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複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民〕歡，《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作傳，要闡述著書人的本意，采集聖人的遺誌，所以經必須要有傳來解釋。都是賢人所寫的，為什麼偏認為經傳是對的，而其他的書和記都不對呢？那些可以見到的經傳以及解釋經的文章，說明經必須要傳才能解釋清楚，所以說它們是對的。其他書與傳上的解釋不相符合，別創一說，所以說它們不對。像這樣的話，以五經作為是非標準，假如說的話不符合五經，即使完全正確，也不會被人聽信。假使五經從孔子門中出來，至今毫無殘缺散失，稱得上是純粹完整的東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現在五經已經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張的觸犯，焚燒並禁止流傳，伏生這類人，懷抱經書深藏在山中。漢朝興起，征收五經，經書殘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備。晁錯這類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師徒相繼沿襲傳授，不知道哪一個是對的。秦朝無道義，所以就敗亂了。秦朝即使無道，並沒有燒諸子的著作。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閱讀用來糾正各種言論，可以拿來給後人看。後人重新寫書，就和前人創作一樣。都博學而有智慧，全是史書所稱道的，文義與經書不相上下，為什麼單認為諸子的著作偏離了經書的真實呢？由此說來，經書殘缺而不完整，諸子百家的書沒有散失不全的，而經書反而有遺失的篇目。分析比較二者，誰是支離破碎的呢？《易》是根據事物的表象寫成的，《詩》是向民間采集而編輯成篇的，《樂》的成書有賴於老百姓的歡愉，《禮》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樂講禮節。四經都有所依據，它的篇章才能寫成。《尚書》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記載。史官的記載與諸子的著作沒有區別，與依據百姓和事象寫成的經書是同一個道理。六經的寫作全都有所依據。由此說來，諸子的書是根本，經書則是枝節，枝節偏離了事實，根本卻具備了道的實質。分析比較二者，誰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誤的人在民間，知道經書錯誤的人在諸子。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實。解釋經書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徹底地理解而去問個一清二楚，一代代師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釋經書章句的人，就不會是通曉古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