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死〕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墨家的開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傳下來而墨家之法廢棄不用的原因，是因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張難從。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墨家主張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違背了實際情況，當然難以順從。矛盾到何種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會知道。現在墨家認為鬼確實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優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屍體，這是對死人的精神優厚而對死人的屍體薄待啊。薄厚不相稱，表裏不一致，那麼鬼就會生氣而降下災禍，即使尊崇精神變的鬼，鬼最終也會因為薄待了屍體而懷恨。人之常情是想往優厚而憎惡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樣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張，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極少來而禍反而常來了。以一種情況來推論其它各種情況，墨家的主張，大都屬於此類自相矛盾的情況。所以墨家的主張廢棄而不流傳，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範淑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範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範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複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春秋左氏傳》，大約是出現於孔子住宅的牆壁中。漢武帝時，魯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來修建宮室，得到失傳的《春秋》三十篇，這就是《左氏傳》。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都講解《春秋》，各立門戶，自成一家，隻有《左氏傳》比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禮記》出於孔子後學者之手，太史公是漢代通曉古今的人，左氏的說法與《禮記》和《史記》是相合的，而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的說法則與這兩部書不符合。再說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時代較遠，時代相距遠的不如近的，傳聞的不如親眼所見到的。劉子政欣賞《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誦讀《左傳》。漢光武帝的時候，陳元、範升接連不斷地上書，陳述立《左傳》博士一事的是非，於是《左傳》博士就設立了。不久範升由於犯罪而罷了官。陳元、範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辯論是非，力量綽綽有餘。陳元的建議被采納，範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傳》符合《春秋》的本意，這就很清楚了。《左傳》記了許多怪事，稍為與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相違背。《呂氏春秋》也是這種情況。《國語》是《左氏傳》的外傳。《左氏傳》解釋《春秋》經，辭語還比較簡略，所以又選取《國語》的辭語去充實。這樣說來，《左傳》和《國語》是世間儒生的兩本寶貴的書籍。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強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
公孫龍寫《堅白》之論，剖析言辭，致力於語句的曲折，沒有在道理上進行探討，對於治國毫無益處。齊國有三鄒子的著作，內容似汪洋而無邊際，書中言辭少有證據，卻多有驚人耳目的言論。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誇張狂妄，沒有真實正確的驗證；浮華虛妄誇大荒誕，沒有詳細明察的內容。商鞅輔佐秦國，寫了《耕戰篇》；管仲輔佐齊國，寫了《輕重篇》。他們的著作有益於使老百姓富足使國家強盛，使君王自強敵人削弱，公孫龍與鄒衍的書不能與它們並稱。

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秦〕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後稷之母薑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後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後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而太史公把它們一起記載下來，讓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從什麼。考察張儀和蘇秦處在同一時代，關於蘇秦的死，張儀本來是知道的。張儀了解蘇秦的情況很清楚，應該依照張儀的說法，來確定他死亡的真實情況，而《史記》的說法卻不明確，記載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東海郡的馮商也曾續寫《史記》，《蘇秦列傳》大概是馮商寫的吧？否則，為什麼兩種說法矛盾得那麼厲害呢？《三代世表》稱五帝、三王都是黃帝的子孫，從黃帝開始輾轉相生，並非是另外從天承受了某種精氣而出生的。寫《殷本紀》，說契的母親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產卵，契母吞下燕卵，於是生下了契。寫到《周本紀》說後稷的母親薑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腳印，踩了巨人的腳印就懷孕，生下了後稷。看《三代世表》，那麼與後稷，確是黃帝的子孫；讀殷、周《本紀》，那麼契與後稷卻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氣所生的。二者不能有兩種說法，而太史公卻一並記載不加以區別。考察帝王的妃子，不應該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說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腳印，這是違反了尊貴者應遵守的禮節，混淆了是非的說法。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候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複以政。政虧而複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複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複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溫求佑，未曉其故。如當複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新語》這部書是陸賈寫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響的著作，說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書中的言論可以采用施行，敘事流暢足以供人觀賞。鴻材大智之人的言論，可以與經傳並列，即使是古代聖人的言論，也不能對它有什麼超過和增加。陸賈的著作，不見遺散殘缺，而董仲舒說通過舉行雩祭可以感動上天，堆製土龍可以招致降雨，讓人很難理解。旱災到來就舉行雩祭，而郊祭時不以鯀配祭，難道這是晉侯的過失嗎？這是由於政治偏離了正道，導致陰陽之氣不調和。晉國廢除了郊祭時對鯀的祭祀，晉侯因此病重臥床不起，采用了鄭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晉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確實沒有舉行雩祭，沒有堆製土龍，讓晉侯遭禍，這樣說是可以的。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災，就應該用改善政治的辦法來使旱災消除。政治上失誤，又去舉行雩祭，堆製土龍，有什麼益處呢？《春秋》公羊氏的說法是：“君王行為驕橫，就足以招致旱災。”陰陽之氣相混雜，旱澇災禍交替發生，天道本來就是如此的，為什麼要去舉行雩祭、設製土龍呢？是因為舉行雩祭神高興嗎？有時候雖然下了雨，然而酷熱的天氣並沒有改變，旱災沒有消除，舉行雩祭能消除旱災回複原狀的道理，又如何運用呢？況且天氣的寒溫與旱澇災害相同，都是由於政治所引起的，其罪過在於人。唯獨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為寒溫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如果應當報答寒溫的恩德而又去舉行祭祀，那麼也應該用舉行雩祭、設製土龍的辦法來改變天氣的寒溫了。高才博學的人，對雩祭可以感天，土龍可以致雨這兩種觀點請姑且存疑吧。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雲“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反〕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認為超過了諸子。漢代寫書的人很多，司馬遷、揚雄如黃河漢水一樣博大淵深，其餘的人不過像涇河渭河一樣。然而司馬遷很少有主觀臆斷的解釋，揚雄沒有庸俗的評論。董仲舒說道論述很傑出，比起司馬遷、揚雄二人來他更為高明。讖書上說“董仲舒整理發揮我的著述”，這大概是孔子說的。讀讖書的人有認為“亂我書”的意思，是弄亂孔子的著述；有認為“亂”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個“亂”字，整理與異亂兩種含意，相差得太遠了。然而讀讖書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實，所以就解釋錯了。說董仲舒“煩亂孔子之書”，這句話是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說董仲舒“理孔子之書”，這句話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聖人門下，弄亂或整理孔子的書，司馬遷和揚雄沒有這種說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誠實，了解事物違反了實情，兩種說法遊移不定，翻來覆去不安穩。考察董仲舒所寫的書，沒有違背儒家的規範，沒有違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說“煩亂孔子之書”的人，是錯的；孔子的書沒有弄亂，那些說“理孔子之書”的人、也是錯的。孔子說：“在師摯開始演奏的時候，在結尾演奏《關雎》的時候，耳裏充滿了豐富優美的音樂。”所謂“亂”，其實是指總結孔子的言論。孔子生在周代，開創了儒家學說；董仲舒生在漢代，總結了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說，把道理都說盡了。班彪續寫《太史公書》，大約就是這個含意；賦頌的篇末有“亂曰”這一章，大約就是這類情況。孔子學說的全貌，是經過董仲舒的闡述而最後確定下來的，因此，董仲舒所說的搞雩祭設土龍，一定有它的道理，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裏，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裏，不必驥；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並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顏淵說：“舜是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顏淵唯獨仰慕舜，是因為自己的步調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記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談論道德政治，值得讚美。考訂世間之事，論說社會上的疑難，沒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達到的，而桓君山的論述就很難趕得上。驥與一般的馬足跡絕不相同，然而有些馬還是能趕上千裏馬的。這裏有一種馬，足能行千裏，終究不能稱為千裏馬，是因它與驥的毛色不同。這裏有一種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論述可與桓君山並列，始終與二人不相稱，是因為姓名與他們不同。所以一般的馬也能行千裏，不一定叫做驥或騄，人們期望賢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桓君山的論述很難趕得上。兩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們的利與鈍；兩種論點交鋒，就能看出它們的是與非。所以韓非的《四難》，桓寬的《鹽鐵論》，是桓君山《新論》一類的書。社會上有人產生疑惑，說了錯話而肯定了虛假的東西，論述者給予核實訂正，所以是很難辦的。卿判決案件，獄吏斷定疑案，是非無法決斷，曲直無法分清，世人必然會認為卿和獄吏不稱職。至於論述，不致力於訂正疑惑，兩種說法一並記載，不肯作出明確的結論，與能夠剖析糊塗不明的事理，解決雜亂無章的事情，使言論沒有不可知的，文章沒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準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極小的善事，貶斥細微的惡行”。可褒獎的人，就宣揚他的美德稱讚他的善行；可貶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惡譏刺他的醜行。《新論》的道理，與《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鹹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曆》，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回、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台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穀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並肩以跡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社會習慣喜好珍貴古代而不重視現代，認為現代的書不如古代的書。實際上古代現代是一樣的，著書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論有對有錯，不分好壞而隻是珍貴古代的書，這就是說古人比今人賢明。考察東番的鄒伯奇、臨淮的袁太伯和袁文術、會稽的吳君高和周長生這些人，地位雖然達不到公卿那麼高，但確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鄒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術的《鹹銘》、吳君高的《越紐錄》、周長生的《洞曆》等書，連劉子政、揚雄也不能超過他們。人的才智有淺有深，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這是不分新舊的。廣陵的陳子迥和顏方，當今的尚書郎班固，蘭台令史楊終、傅毅這些人，雖然沒有大部頭著作，但他們寫的賦頌記奏，言辭極有文采，賦就同屈原、賈誼的一樣，奏就同唐林、穀永的一樣，把它們放在一起來比較長處，其優美程度是一樣的。當今他們沒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後，他們就是劉子政和揚子雲一類的人物了。韓非寫的書，李斯引用來議論事理；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著就宣揚它。韓非與李斯同在一個老師門下，揚子雲和侯鋪子共在一個朝代，親眼目睹奇異之書，不根據作品的年代而改變評價標準，實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為是同時代的人就認為經曆平凡而瞧不起，喜愛奇特的書沒有止境，所以奇特的書名聲久傳不絕。揚子雲反其意而用《離騷》中的話，並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於被非難，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錄有一萬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見到，其宗旨還是大體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考訂並加以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