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雲：“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範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誌》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雲：“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雲：“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雲：“紀、誌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鬥，銘雲：“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雲：“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製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係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為比也。
成都有一通漢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碑文最後寫著：“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範曄所寫的《後漢書?本紀》記載：漢光武帝的年號“建武”隻到三十一年，第二年改年號為中元，直接寫為“中元元年”。這個碑上年號的寫法是，雖年號已改為“中元”，仍在上麵加上“建武”，就象漢文帝、漢景帝中元、後元一樣。再看看《後漢書?祭祀誌》所載的《封禪後赦天下詔》，上麵明明白白地寫著：“以漢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為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後漢書?東夷倭國傳》也寫著：“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來漢朝朝貢”寫為“建武中元”根據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宋莒公作的《紀年通譜》卻說：“《本紀》與《祭祀誌》記載不同，必定是傳抄過程中出了錯誤。．”這是作學問的人沒有認真研究，按自己的理解把“建武”二字刪去，這也是沒有認真考證的結果。本朝韓莊敏家有一銅鬥，上邊的銘文是：“王莽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還有宋高宗紹興年間有個叫郭金州的人得到一個鉦（古樂器名），上邊的銘文也寫著“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王莽稱帝後的第一個年號為“始建國”，後改為“天鳳”，再改為‘地皇’，這兩件器物上都把第一個年號寫在前麵，是王莽時代的製度就是如此，就好象有些郡名改的時間不久，每下詔書還把原來的郡名寫在上麵一樣，這與“建武中元”的寫法是不可相提並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