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為明白周盡，雲：“《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嚐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嚐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嚐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嚐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慍於群小’，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誌之。
李習之所寫的《答朱載言書》，論述寫文章最為明白、周到詳盡。他在這篇文章中說：“《詩經》、《書經》、《禮記》、《樂經》、《易》、《春秋》六經，立意用語，各有特點，富於創造，不相互仿效引用。所以在讀《春秋》的時候，就見不到其中有引用《詩經》的。在讀《詩經》的時候，就見不到其中有引用《易經》的，在讀《易經》的時候，就見不到其中有引用《書經》的。甚至，在讀月屈原、莊周的著作的時候，也見不到其中有引用《六經》的。譬如高山，有泰山、華山、嵩山、衡山，它們共同的一點是高大，至於說山上草木的茂盛如何，則是不完全相同的，又如河川，有濟水、淮河、黃河、長江，它們共同的一點是從發源地流出，一歸於大海，至於說河道的曲直，河水是深是淺，則是不完全相同的。現在評論文章，有六種說法．有崇尚奇特的人說，文章語言詞句，要奇特驚險；有喜好辨論的人說，文章敘事論理，要通順流暢；有拘泥時尚的人說，文章必須講求對仗；有厭惡時尚的人說，文章不應當講求對仗；喜愛難的人說，主張文章應當難，而不應當淺顯；喜愛容易的人則說，文童應當通順不應當難。這六種情形，都是由於人的情感喜怒愛好不同，未曾涉及文章的主題總旨，有的文章義理說得浮淺不透徹，但是詞句離奇華美，像《劇秦美新》、王褒的《僮約》，便是如此。有的文章講道理講得好，但是不注意修辭，語句粗劣，如王通的《中說》、俗傳《太公家教》，便是如此。古時候的人，能夠在語言文字上狠下一番工夫，但不大明白其詞是對仗還是不對仗，是易還是難。‘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是不對仗。‘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是對仗。‘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菀彼桑柔，其下候旬，捋采其劉’，是容易。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是不容易。自從《六經》出現之後，百家之言紛紛興起，老耽、列子、莊子，以至於劉向、揚雄，在文壇上都自成一家，學習寫文章的人，紛紛以他們為師。由此可見，有的文章雖然道理講得很深，說理亦恰當，但是語言文字不好，不能成為好文章，亦不能傳之於世。”李習之關於文章的論述，大致是這樣，作為後學，應當注意他的這些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