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為權臣矯製，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並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製，上問：“與何官得？”錢奏雲：“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雲：“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雲：“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隻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雲：“馮拯與吏書，李迪與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隻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卻學士院降製。”上雲：“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複審，退而草製，以迪為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為樞密相。又四日，召知製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隻為密院卻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雲：“如何安排？”錢奏：“若卻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雲：“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雲：“與平章事。”
真宗末年接連有病，每逢上朝不多說話，所下命令間或不能周密，前輩人的筆記雜傳多認為是專權大臣假傳聖旨，其實不是。錢惟僖（諡文值）在翰林院學士任上，有天禧（真宗年號）四年《筆錄》一部，按日記載瑣碎細小的家事和奏答皇上的話，還有他聽到的話，現大概記一些在這裏。寇準罷相那天晚上．錢公值班起草製書（皇帝的詔令）。皇上問：“給寇準代麼官合適？”錢回答說：“王欽若最近罷相出去，授與太子太保。”皇上說：“再高點兒是什麼”回說；“太子太傅。”皇上說：“給寇準太子太傅。”又說：‘再給一什麼良好的待遇。”錢回奏隻請封他國公而已。當時樞密院有五個官員，而中書隻有參政李迪一人，一個多月後，真宗召翰林學士楊大年，命令說：“馮拯與他吏部尚書，李迪給他吏部侍郎。”也沒說別的話。楊回奏說：“如果隻升官，應當是中書省起草製書，樞聲使、平章事的任命，才需要翰林學士院下達聖旨。”皇上說：“給他樞密使、平章事。”楊對皇上的禦旨十分憂慮。皇上也不再審查，他隻好退下來起草製書，任李迪為吏部侍郎兼集賢相（即集賢股大學士的簡稱），馮拯為樞密相（宰相兼樞密使）。又過了四天，皇上召見知製誥（即翰林學士，皆加知製譜官銜）晏殊，晏殊退下來，才召見錢。皇上問：“馮拯的事怎麼商量的？”錢回說：“外麵議論很好。隻因為樞密院竟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政事堂）依舊隻有一員，因此外麵的人感到懷疑驚訝。”皇上說：“那怎麼安排？”錢回奏說：“如再叫馮拯入中書，就是明顯表示原來錯了。隻在曹利用、丁謂兩人中選一個過中書去，卻不妨事。”皇上說：“誰可以？”錢回奏說：“丁謂是文官，應進入中書。”皇上說；“入中書。”錢就奏說應授同平章事，又奏說應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館）。又請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說：“給平章事。”

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啟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紀聞》，蘇子由《龍川誌》、範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為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嚐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為寇罷之夕，亦非也。
按，這時的大授職、大拜相，本是真宗開的頭，至於更改變動的曲折過程，則權柄在詞臣手裏，他們可以舞文弄奸，皇上和一般人都不會察覺的。寇準罷相四十天後，周懷政事件（周為真宗宦官，權力很大。真宗病時，他潛召楊崇勳、楊懷吉等密謀殺丁謂等人，立仁宗，以真宗為太上皇．為二揚告發、被處死。）才發生。溫國公司馬無的《深水記聞》，蘇子由（蘇轍之字）的《龍川誌》、範蜀公（範縝）的《東齋記事》都誤以為寇準因周懷政的事情被罷相，是錯誤的。我曾把錢帷演的《筆錄》給李壽看，他在編《續資治通鑒長編》時采用了，卻又誤以為皇上召晏公那天為寇準罷相之日，也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