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複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敕令河東路訪錄遺跡，得其塚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複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壟為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然者也。處厚之書進禦，即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哉！
《春秋》在魯成公八年裏記載了晉國殺趙同，趙括的事，在魯成公十年裏記載著晉景公死去．兩件事相差兩年．而《史記》卻有屠岸賈想要滅掉趙氏，程嬰、公孫杆臼合作藏匿了趙氏孤兒，過了十五年晉景公又立了趙武的說法．根據年代考察，那麼，從趙同、趙括死後．景公又死了，厲公即位八年後被救，悼公即位又五年了，景公立趙武的說法錯亂虛妄到這種地步．程嬰、公孫柞白所做的事，是戰國時俠士刺客的行為，春秋時的風尚習慣沒有這種人和事．元豐年問，吳處厚因為皇上沒有後演，上書請求建立程嬰、柞臼二人的祠廟．尋訪查找他們的墓地，加以優厚的封爵．皇上命令河東路查訪尋找遺跡，在絳州太平縣找到他們的墳墓．皇帝詔封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樸臼為忠忿侯，在絳州享受廟祭香火，後來又認為韓厥保護了趙氏，被封為公．這三個人都因是春秋時的人在柞德店立祠．再說從晉景公到元豐年間，有一千六百五十年了．古代祖先聖明帝王的陵墓，尚且不能夠考查，普通的兩個士人，哪裏還有墓地存在呢？絳州豁為是朝廷命令查訪的地方，就姑且指定別的墳墓編造托詞搪塞職貴罷了．這樣看來，李情一定不是這樣的．吳處厚的奏書進奏給皇上，就被任命為將作垂，他貪圖越出本分陳述意見來獲得恩寵科祿，於是就有攻擊蔡雄的十首詩的事，他獲得的有多少？卻留下無邊的笑標可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