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效可睹也。
漢武帝末年，盜賊越來越多，大的盜匪群多達數千人，小群的也有幾百人。皇上派使者穿上繡衣，拿著符節憑證，派軍隊進行攻擊，斬首大的部隊有的達一萬多首級，於是建立“沈命法”，法律規定：“成群的盜匪出現沒有發覺，發覺了而沒有捕獲到規定的標準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員到下級官吏主持這件事的人都判死刑。”這以後下級官吏害怕被殺，即使有盜賊也不敢上報，唯恐不能捕獲，違反規定連累郡府，郡府也讓他們不要上報。因此盔賊漸漸增多，上上下下卻相互隱瞞，好躲避法令條文的製裁。漢光武時，成群的盜賊到處興起，漢光武帝派遣使者下到各郡，聽任盜賊們自已相互糾紛揭發，五個人共同斬殺一人的，免除他們的罪行。官吏們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縱盜賊的，都不加追問，隻以捉獲討伐的成效論處。那些郡守、縣令犯了管轄區域內有盜賊而不收容捕捉的罪過的，及因為害怕軟弱丟棄城池和職守的人，都不看作過失，隻根據捕獲盜賊的多少來評定優劣，隻有包庇隱藏的人才判罪。於是互相追捕，盜賊們都解體逃散。這兩件事都是治理盜賊的，而漢武帝的嚴厲不如漢光武寬緩，它們的效果不同是很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