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公孫龍是戰國時期著名的邏輯學家。他痛恨當時事物的名稱與實際相脫離的混亂現象，鑒於君主囿於成見“取士”而名不符實的“守白”之論，他主張根據才能有專長而取士，於是假借事物來作比喻說明，與“守白”偏見抗辯，提出了“白馬異於馬”的命題。
龍於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
所謂白馬異於馬的道理在於：稱“白”是揭示事物的顏色，稱“馬”是揭示事物的形體。事物的顏色不等於事物的形體，事物的形體也不等於事物的顏色。當規定物的顏色時則抽掉物的形體而與形體無關；當規定物的形體時則抽象掉物的顏色便與顏色無關。現在，把規定顏色的白馬與規定形體的馬當作一回事，顯然是不對的。再進一步說，譬如要在馬棚裏找白馬，恰巧沒有，而隻有黑色的馬，這樣，當然不可以答應說這裏有白馬，既然不能答應馬棚裏有白馬，那麼就是要找的對象沒有了；既然要找的對象沒有了，所以白馬畢竟異於馬（因為馬棚裏顯然有馬，但卻不能答應馬棚裏有白馬；既然不能答應，也就是說兩者畢竟是不同的概念）。他想把這一邏輯道理推廣開來，並根據這一原理來端正名實關係，從而統一天下的邏輯規範。
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
公孫龍在趙國平原君家中會見孔穿。孔穿說：“我一向聽說先生品學高尚，早就想拜您為師，隻是未敢苟同先生‘白馬非馬’的理論，敢請放棄這套理論，我便俯首甘拜為弟子。”
“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亡歸之矢，以射蛟口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與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與所謂‘人’，而非龍‘白馬’於所謂‘馬’，悖。”
公孫龍說：先生的話未免荒唐了，我之所以能出名，靠的正是‘白馬非馬’這套理論哩！現在要我放棄這套理論，豈不等於叫我放棄教學？而且要拜人為師的，總是因為智慧和學識不如人家吧！現在您叫我放棄自己的學說主張，這是先以教師自居，然後才想拜人為師。這種要當人學生卻先擺出教師爺的架勢。未免太荒唐了罷！
“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何況‘白馬非馬’的論旨還是您先祖仲尼最先提出來的。我聽說，當年楚王曾經拉著‘繁弱’強弓，搭上‘忘歸’利箭，在雲夢澤廣野上射獵蛟龍犀牛等巨獸，但是不慎把弓弄丟了，隨從們請求去把弓找回來，楚王說：‘楚國的國王丟了弓，也是楚國的人拾到的，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仲尼聽到這件事時便評論著說：‘楚王似乎講仁義了，但卻講得不到家！應該說：人丟了弓，人拾到就是了，又何必限定是楚國的人呢？’由此看來，您的先祖仲尼是把‘楚人’與‘人’區別開來的！既然肯定了仲尼把‘楚人’與‘人’區別開來的主張，卻反而反對我把‘白馬’與‘馬’區別開來的主張，這是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孫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益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
“您既然信奉的是宗師仲尼的儒家學說，反而誹議仲尼所采取的理論宗旨；既又想跟我學習卻又叫我放棄我的理論宗旨。這樣，即使有比我賢能百倍的人，亦絕對沒有辦法能來當您的導師嗬！”孔穿答不上話來。
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
公孫龍是趙國平原君的幕僚，孔穿是孔子的後裔。孔穿拜會公孫龍，便說：“鄙人住在魯國，在下邊久仰先生的聲譽，羨慕先生的才智，欽佩先生的德行。老早想來受學承教，今天才有幸拜見。但是有點不敢苟同的是您那套白馬異於馬的學說而已，請您放棄的主張，我就甘拜為您的弟子。”
“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
公孫龍說：“先生的話未免荒唐了，我的學問，就在於以白馬異於馬這個學術原則，要我放棄它，我便沒有什麼可教的了。讓我沒有什麼可教，而卻要跟我學習，這就荒唐了。況且想跟我學習，總是認為智慧與學識不如我把！現在卻來教訓我必須放棄‘白馬非馬’的主張，這是先教訓人，然後要拜人為師。這種先擺出教師爺的架勢然後才要當人家的學生，太不妥當了。
“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眾大庭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鬥，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钜士也？見侮而不鬥，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鬥，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
“先生用來教訓我的東西，有點象齊王對尹文所談的那樣：齊王曾經對尹文說：‘我很喜歡士人，可是齊國沒有士人，這是什麼緣故？’尹文說：‘想傾聽大王所謂士的標準是什麼？’齊王一時說不上來。尹文接著說：‘現在有這樣的人，效勞君主很忠誠，奉侍父母很孝敬，結交朋友很誠實，對待鄉親很和順，有這四種德行的人，可稱為士了嗎？’齊王說：‘那太好了！這正是我所謂的士了。’尹文說：‘大王如果得到這樣的人，願意任用他為臣下嗎？’齊王說：‘那是我求之而不得的呀！’當時齊王提倡勇敢戰鬥，於是尹文便說：‘假使這樣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受到欺負而始終不敢搏鬥，大王還肯用他為臣嗎？’齊王說：‘嘻！這還算什麼士人？遭受欺負而不敢爭鬥，多麼恥辱！受人侮辱而不知羞恥的人，我是決不會用他為臣的。’尹文說‘雖然受到欺侮而不爭鬥，可是並沒有失去這四種德行呀！既然沒有失去四種德行，那麼人並沒有失去作為士的資格！然而，大王一下子想用他為臣，一下子又不肯用他為臣。那麼請問：您剛才所說的“士”的標準，不算數了嗎？’齊王啞口無言了。”
“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口觀下吏之理齊，齊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
“尹文接著說：‘現在有位君主，打算治理他的國家，人民有過錯便處罰他，沒有過錯也要處罰他；有功勞便獎賞他，沒有功勞也要獎賞他。這樣管理他的國家，卻反而埋怨人民不好管理，對嗎？’齊王說：‘這當然不對羅！’尹文說：‘以我的淺見看來，下麵官吏治理齊國的辦法，就象這個樣子！’齊王說：‘寡人治理國家，倘若象先生說的那樣，人民即使不服管理，我也不敢埋怨的。不過我想情況不至於那樣吧！’尹文說：‘我那樣說豈敢沒有根據？大王的法令規定：“殺人的處死，傷人的判刑”。人們有威懾於大王法令的，受到欺負侮辱而始終不敢起來爭鬥，這是維護與遵守大王的法令啊！然而大王卻說：：“受到欺負侮辱而不敢起來爭鬥的，太恥辱了！”大王說這種行為是恥辱的，就是宣布它是錯誤的，本來並沒有過錯而大王卻加以譴責，因而國家取消了他作官的資格，不用他為臣了；不任用為臣就是一種懲罰，這是無罪而被大王懲罰了！既然大王鄙視不敢爭鬥的人，必然讚揚敢於爭鬥的人；讚揚敢於爭鬥，就是宣布他是正確的，也就必然起用這種人為臣了。必然起用為臣，就是最大的獎賞。這種人毫無功勞而大王卻大加獎賞。這樣，大王所獎賞的，正是官吏所要誅罰的；君主所讚揚的，卻是法律所禁止的。賞罰是非，四個方麵互相矛盾。這種與治國之道背道而馳的情況，即使有十倍於黃帝本事的人，也不可能治理好國家。’齊王無話可答。如上所說，所以我認為您的話，是類似齊王的言論。您隻知道駁斥‘白馬非馬’的命題，卻不懂得邏輯‘反駁’是怎麼一回事？因此，您跟齊王一樣，隻知道喜好‘士’的名稱，卻不知道‘士’（一般）與一曲之士（個別）概念的類別。”
“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鬥，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鬥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非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鬥者，必榮敢鬥者也；榮敢鬥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