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董仲舒，廣川人。年輕時研究《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他在室內掛上帷幕，坐在帷幕後麵講學，弟子們先入學的對後入學的傳授學業，有的學生竟然沒有見過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園圃，精心鑽研學問到如此的程度。他的進退儀容舉止，不符合禮儀的不做，學士們都尊他為老師。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製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漢武帝繼承帝位以後，下令薦舉賢良文學先後一百多位，董仲舒作為賢良回答皇帝的策問。漢武帝策問道：我繼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傳下去，延長到無窮盡的未來，這項任務巨大而且職守重要，所以我從早到晚都沒有時間來享樂休息，長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廣泛地邀請各地的豪傑俊才，郡守、國王、諸侯公正地推選出來的賢良、修德、博學的才士們，我想知道治國大道的綱要，安民理論的最高原則。現在大夫們卓然作為賢良的首選，我認為這很好。大夫們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問的如下。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查複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聽說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之道，是改革製度，創作樂章，因而天下安定，後來的百位國王也都同樣這麼作。虞舜的樂以《韶》樂最美好，周朝的樂以《勺》最優美。聖明的君王死後，鍾鼓管弦的聲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漸變壞到桀紂那樣的所作所為，王道大大地敗壞了。這五百年中閭，遵守舊製度的國君和當權的士人，想學習先王的法製來輔助當時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沒有扭轉過來，而且王道還一天天走向滅亡，一直到後來的王興起了，這種沒落的趨勢才得到製止。難道是他們所信奉的有錯誤，而失掉了道的傳統嗎？還是天命就是這樣，不是人力所能扭轉的，一定要衍變到國家危亡以後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勞，力求效法遙遠的古代，難道都沒有作用嗎？那麼，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們的依據在什麼地方？災異變故，又是因為什麼而發生的呢？性命的實際，或者天亡，或者長壽，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聽到這些名稱，可是沒能透徹地明曉其中的道理。想用風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罰減輕，奸邪改變；使百姓和睦安樂，政治開明。應該怎樣整頓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穀豐收，使四海之內的人民都受到德澤，連草木也得到滋潤？怎樣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發生虧蝕，寒暑季節正常，能夠得到天的福佑，為鬼神所歆享？使德澤洋溢，擴大到國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大夫們通曉先代聖王的事業，熟悉風俗變化的道理，了解事物從發生、發展到結束的次序，而且你們研究高深道理的時間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訴我！要分清條理，不要籠統，不要混亂，提出的方案，也應慎密考慮。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實、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們大膽告訴我，決不會泄露出去，我親自拆看，希望你們不要有後顧之憂。大夫們盡管說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隱瞞，我要親自看的啊！董仲舒的對策說：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雲“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仲舒說：陛下發出有德的聲音和英明的韶書，尋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謹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記載，考察前代已經做過的事情，來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關係，情況是很可怕的呀！國家將要發生違背道德的敗壞事情，那麼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異的事來警告和恐嚇它；還不知道悔改，那麼傷害和敗亡就會降臨。由此可以看出，天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人君消彌禍亂。如果不是非常無道的世代，天總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於君主發奮努力罷了。發奮努力鑽研學問，就會見聞廣博使才智更加聰明；奮發努力行道，德行就會曰見崇高，而且越發成功，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並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詩經》上說：“從早到晚，不敢懈怠。”《尚書》中說：“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奮勉努力的意思。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五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通，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道”就是由此達到治理國家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所以雖然聖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孫還能長久統治，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沒有製作樂章的時候，就選用先代君王樂章中能適合當時社會的，用它來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實效，典雅、歌頌的樂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後才作樂，用樂來歌頌他的功德。樂是用來改變民風，感化民俗的；樂改變民風容易，感化人民也有顯著的功效。所以，樂的聲音是從和諧的氣氛中發出，依據於感情，接觸到肌膚，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雖然衰微了，管弦之聲卻依然流傳。虞舜的政治已經很久都沒有了，可是流傳下來的樂頌還依舊存在，所以孔子在齊國能聽到《韶》樂。人君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寧而憎惡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很多，這是由於任用的人不得當，言行舉止不符合治理國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敗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厲王、周幽王時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厲王和幽王不遵循這個“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聖君的德行，複興久已停滯的事業，補救時弊，發揚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功業，周代的“道”又燦爛複興起來。詩人讚美他，為他作詩，認為上天保佑他，為他出生賢良的輔佐，後世稱頌周宣王，至今不絕。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來的。孔子說“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亂、廢和興，都在於自己。世遭衰亂並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於人君的行為荒謬，失掉了先王優良的傳統啊。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複哉複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嬌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聽說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達到的事情，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憑證。天下的人都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所以天感應到誠意，祥瑞就出現了。《尚書》中說：“白魚跳進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蓋著王屋，變成了烏鴉。”這就是承受天命的憑證啊。周公說：“應得善報呀！應得善報呀！”孔子說：“有德的人決不會孤立，一定會得到幫助。”這都是積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後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諸侯背叛他，殺害良民，爭奪土地，廢棄道德教化，濫用刑罰。刑罰使用不適當，就產生了邪氣；邪氣聚積在下麵，怨惡聚集在上麵，上下不和，就會陰陽錯亂，妖孽滋生。造就是災害怪異發生的原因。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在，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聽說，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來的本質，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長壽，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鑄金，不可能都是純粹美好的，由於社會治、亂的影響，所以人的壽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說：“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所以堯、舜實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長壽；桀紂肆行暴虐，人民就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麵的人民服從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聽憑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屬放在容器裹，聽憑冶匠的鑄造。《論語》中說：“使人民安定，人民就來歸順，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會同心協力。”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仔細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尋求王道的開端，得到了“正”。“正”次於“王”，“王”次於“春”。春是天的作為。正是王的作為。它的意思是說，君主上麵奉承天的作為，下麵用來端正自己的行為，“正”是王道的開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為，應該向天去求到這個開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陰陽，陽作為德，陰作為刑，刑主殺，德主生。所以陽常常處在盛夏，把生育養長作為自己的事；陰經常處在嚴冬，積聚在空虛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罰的。天使陽出現，在上麵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陰入內，在下麵藏伏，時常出來幫助陽；陽沒有陰的幫助，也不能使年歲獨自完成。從始至終陽是以完成年歲為名的，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來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不能任用來治理社會，就像陰不能用來完成年歲一樣。執政而任用刑罰，是不順從天意，所以先王沒有肯這樣做的。現在廢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員，衹任用執法官吏來治理人民，這難道是先王任用刑罰的本意嗎？孔子說：“不進行教育就殺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麵，卻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這是難以辦到的啊。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臣認真考察《春秋》講的“一元”的意義，“一”就是萬物的開始，“元”就是辭語中所說的“大”。說“一”是“元”，顯示了大的開始並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來卻要從尊貴的人開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萬民，正萬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遠近就沒有敢不趨向於正的，而且沒有邪氣摻雜在裹麵。所以陰陽調和而風雨及時，萬物和諧而人民長育，五穀豐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間都受到恩澤，並呈現出非常豐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內聽到君主的盛德都來稱臣，一切幸福的東西，可以得到的祥瑞，無不畢至，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孔子說：“鳳鳥不來到，‘河圖’不出現，我恐怕要完了吧！”這是他悲傷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這些祥瑞，卻因為自己地位卑賤而不能招來。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處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勢，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資質，行為高尚而恩德廣厚，才智聰明而意向美好，愛護人民而喜歡文士，可以說是有道義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沒有感應，美好的祥瑞沒有到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沒有建立，沒有把人民納入正道吧。萬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樣，不拿教化作他們的堤防，就不能製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廢止而奸邪並出，用刑罰也不能製止，這是它的堤防壞了。古代的王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沒有不把教化當作主要任務的。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製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習俗美好的緣故啊。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嚐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雲：“宜民宜人，受祿於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聖明的君王承繼亂世，他把亂世所遺留的一切痕跡都掃除掉，恢複教化，並且給以特別推崇。到了教化已經明了，習俗已經養成，子孫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會衰敗。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無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繼周朝以後，不但沒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無道，嚴禁文學，不許私自藏書，摒棄禮義，甚至厭惡聽到禮義的話，他想把先王的道義完全毀滅掉，專門用自己放肆、苟且、簡陋的一套辦法來治理國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還沒有像秦朝這樣用亂救亂，嚴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遺留下來的毒素像殘餘的火焰，到現在還沒有熄滅，它使習俗薄惡，人民欺詐頑劣，抵觸抗拒，犯法亂德，腐敗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孔子說：“腐朽的木頭，不能雕飾啊；泥糊的牆，不能粉飾啊。”現在漢朝繼承秦朝之後，社會狀況就像朽木和泥牆，雖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卻沒有好辦法。法令一頒布，奸邪接著就發生，命令一下達，欺騙跟著就興起，好像用熱水去製止沸騰，抱著木柴去救火，衹會越來越糟，沒有任何益處。譬如琴瑟的音不協調，嚴重的必須把弦折下來重新安裝，才能彈奏；處理政事不行，壞得厲害的，必須破舊立新，才能治理。應當重新張設琴弦而不改弦更張的，雖然有優秀技工也不能調理好；應當改革而不改革的，雖然有大賢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現在還沒治理好，問題就在於應當改革而沒有改革。古人證過：“站在潭邊羨慕別人捕到了魚，不如自己回去編織魚網。”漢朝臨政並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不如回頭來進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一天天消除，福祿也就會一天天到來。《詩經》上說：“適合於民，適合於人，接受天給予的福祿。”執政能適合人民，自然會得到天給予的福祿。仁、義、禮、智、信是五種恒久不變的道，這是王者應培養整飭的。這五種道能培養整飭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來讚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會普及到國外，擴大到一切生命。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複冊之曰：製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漢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對策認為很不尋常，於是又策問大夫們說：策問說：聽說虞舜的時候，虞舜常常在宮殿的走廊裹散步，沒有什麼作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El頭偏西，連吃飯的空兒都沒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難道沒有共同的條理，一貫的主張嗎？為什麼安逸和勞苦有這樣大的差別呢？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幹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
那些勤儉的帝王連黑色、黃色的旌旗也不製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宮門外築了兩座觀望的台，乘坐用玉裝飾的車，製造紅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著六十四人的舞蹈，到處響起歌頌的聲音。帝王的道，難道意旨不一樣嗎？有入說：“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說“沒有文采就不能輔助德行，”兩種說法是不同的。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殷朝人製定五種刑法來防止奸詐，用毀傷身體的辦法來懲戒邪惡。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棄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沒有犯法的。監獄空蕩無人。秦國使用這些刑法，殺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連不斷，天下空虛，人口減少，真可哀呀！
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係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唉！我晚睡早起，考慮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慮用什麼來適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業，我認為關鍵在於努力搞好農業，任用賢人。現在我親自耕種籍田為農民做榜樣，鼓勵百姓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並且派出很多使者，絡繹不絕地去慰問勞苦人家，救濟沒有父母、沒有子女的孤獨的人，一切辦法都想到了，但並沒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現在陰陽錯亂，天地間充滿了惡劣的氣氛，許多生物得不到生長，人民陷在貧困的境地，廉潔的人和無恥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壞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實的情況，所以我廣泛地邀請了特別傑出的士人來請教，目的也許可以達到吧！現在大夫們等待詔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談論當今的事情卻不切實際，用古代曆史來印證不相符合，用現在的情況來考察又難於實行，難道是因為受到文吏法令的牽累而不能任意發揮嗎？還是因為學術的來源不同，所得的見解各異呢？每個人都可以盡意對答，寫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闡明你們的意旨和方略，進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係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董仲舒對策說：臣聽說堯承受了天命，擔憂天下不容易治理，沒有拿處在天子的尊位作為歡樂，他誅殺、放逐擾亂國家的大臣，努力尋求賢聖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後稷、高、咎繇。有眾多聖明的人來幫助他提高德行，有許多賢能的人來輔助他恪盡職守，於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於行仁，樂於行義，各得其所，行動合乎禮義，從從容容地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所以孔子說：“假如有王者，必須經過三十年，才能實現仁政，”就是指這說的啊。堯在位七十年，就讓位給虞舜。堯死後，天下人民沒有歸心於堯的兒子丹朱，卻歸心於舜。舜知道不可逃避，於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繼續任用堯所任用的人，繼承了堯的傳統和事業，所以垂衣拱手沒有作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說“《韶》樂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商紂，違背天意，殘毀萬物，殺害賢良聰慧的人，殘害百姓。伯夷、薑太公都是當時的賢人，他們隱藏起來，不願出來做官。在職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邊、海濱。天下黑暗混亂，人民不得安寧，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棄殷紂王，擁護周文王。周文王順從天意治理萬物，以賢良有德的人為教師並且起用他們，所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賢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愛施於人民，天下人都歸順他，所以薑太公從偏僻的海濱來投奔，後來做了周朝的三公。這時候，商紂王還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亂，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讓人民過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頭偏西還沒時間吃飯。孔子寫《春秋》，先寫王作為正，然後記載各種事情，這表現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謂素王的文章。這樣看來，帝王的條理係統是一致的，但是勤勞和安逸不相同，是因為所遭逢的時代不一樣。孔子說“《武》樂十分美，不夠十分善啊”，就是這個意思。
臣聞製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至旌旗之製，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製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聽說製度文采和黑色、黃色的裝飾，都是用來分別尊卑、區分貴賤和勸勉人們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製定的，就是改變曆法和衣服的顏色，用這來順應天。那麼，宮室和旌旗的製度是有效法才那樣的。所以孔子說：“奢侈了就不夠謙遜，節儉了便簡陋。”節儉並不是聖人適中的製度。臣聽說好玉不雕琢，是因為它的質地本來就滑潤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飾，造就好像項橐沒有學習就能自己知道一樣。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麗的花紋；君子不學習，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臣聽說聖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對年輕的就教他們養成學習的好習慣，對年長的就授給職位察看他們的才能。用職位和俸祿來培養他們的德行，用刑罰來禁止他們作惡，所以人民都懂得禮義而恥於觸犯他們的上級。周武王施行大義，平定殘賊，周公作禮樂來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時的盛世，牢獄空虛了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義的影響，不僅僅是毀傷身體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效法申不害、商鞅的辦法，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貪汙成風，並不是用禮義來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實，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壞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懲罰。所以百官都謊言欺詐，不務實際，表麵上都表現出尊敬君上的禮貌，內心卻懷著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虛作假來掩飾狡詐，追逐私利，沒有羞恥；又總喜歡使用殘忍刻毒的官吏，無限製地征收賦稅，榨盡人民的財力，百姓四處逃亡，不能從事耕田和紡織工作，於是強盜到處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個接一個，但是做壞事的並沒有停止，這是風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說：“用政法來教導人民，用刑罰來製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懲罰卻不知道羞恥。”就是這個意思。
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裏，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來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現在陛下統一了天下，四海之內沒有不順服的。陛下廣泛地觀察，多方麵聽取，盡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備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顯耀普照，擴大到國外。遠達萬裏的夜郎和康居悅服歸心，就真是太乎到來的景象啊。但是恩德並沒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曾子說：“尊崇自己所聽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實踐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於別的，在於對這些注意罷了。”希望陛下采用所聽到的道理，誠心誠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麼，跟三王又有什麼不同呢？
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維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棄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陛下親自耕種籍田來倡導農業，早起晚睡，為人民擔憂，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尋求賢人，這也是堯舜的用心啊，可是沒有得到賢人，這是因為平時對於士人沒有鼓勵勸勉的緣故。平時不培養人才卻想尋求賢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卻要求玉有文采一樣。所以培養人才沒有比辦好太學更重要的了，太學是產生賢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現在各郡國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國還沒有應舉賢良文學策問、作對策的人，造就是因為王道在那裹經常斷絕。臣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聘請高明的教師來教育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問他們而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那麼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現在的郡守、縣令，就是百姓的老師和表率，是委派他們稟承君主的恩澤去宣揚教化的，師表不賢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揚，恩澤就傳布不到下麵。現在官吏既然沒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實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壞人狼狽為奸，謀取私利，致使貧窮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離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願。所以陰陽錯亂，怨氣充滿，人民無法生活，在苦難中得不到救助，這都是郡守縣令們不賢明，才造成這樣的現象啊。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製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郡守、縣令多數是出身於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仗著有錢財，不一定賢明。而且古時候考核官吏的功勞，是按照做官是否稱職來區分的，不以在任時間的長短為標準。所以才能小的人，雖然任職時間很長，還是小吏；有才能的人，雖然任職不久，並不妨礙他升遷為輔佐大臣。所以有職守的官吏，都竭盡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爭取立功。現在卻不是這樣，官吏們積累時間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潔和無恥混淆，好人和壞人不分，真正的賢才就無法得到。臣愚蠢地認為讓各位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他們管轄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賢才，每年薦舉兩人，用他們在皇宮中值宿守衛，而且還可以拿這件事來觀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薦舉的人賢能，就給予獎賞；要是薦舉的人不好，就加以懲罰。如果像這樣，諸侯、二千石官都盡心尋求賢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給他們官職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賢人，那麼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堯舜的聲名也就可以趕上了，千萬不要用做官時間的長短來計算功勞，實際考察官吏的賢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後再授給官職，考察了德行以後再確定職位，那樣，廉潔和無恥待遇不同，好人和壞人就能夠區別了。陛下給臣恩惠，寬恕臣的罪過，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夠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傾吐自己膚淺的見解。
於是天子複冊之。
於是天子又提出策問。
製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詩》不雲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漢武帝策問道：聽說“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說古的，一定能在現實中得到證明”。所以我問你們天人感應的關係，往上讚美唐堯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紂，看到這些漸漸滅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虛心改正錯誤。大夫們明曉陰陽的變化和作用，熟悉先代聖王的道術和事業，可是你們的文章並沒有把這些充分表達出來，難道是你們對當代的政務有什麼疑惑嗎？有些道理沒有係統整理和完整表達，大概是由於我不聰明，或是聽話會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卻都有不足，有人說道是恒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意思難道有什麼不同嗎？現在大夫們既然已經寫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則，陳述了治理亂世的方法，希望你們再說詳細些、深刻些、周到些。《詩經》上不是說：“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聽著你的，幫助你獲得大福。”我要親自看你們的對策，大夫們要努力闡明你們的見解。
仲舒複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複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董仲舒又對策說道：臣聽《論語》上說：“有始有終的，衹有聖人啊！”很榮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聽取我們這些接受過傳統學問的臣子的意見，又頒下高明的冊書，切合其中的意義，並且徹底地研究聖德，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詳細陳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對策，有些道理缺乏係統整理和完整的表達，辭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這都是我淺陋的罪過。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製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策問中說：“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說古的，一定能得到現實的證明。”臣聽說，天是萬物之祖，所以天對萬物普遍地覆蓋著、包含著，沒有偏頗。天造作曰、月、風、雨來調和萬物，通過陰、陽、寒、暑來生育萬物。所以聖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廣施仁愛而沒有一點私心，布施恩德和仁愛來厚待百姓，設立義理和禮製去引導人民。春季是天用來生育萬物的，仁是人君用來愛護百姓的；夏季是天用來滋長萬物的，德是人君用來養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來誅殺萬物的，刑法是人君用來懲罰罪犯的。由此說來，天和人的驗證，是從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驗證人情，參看於古代，考察於今時。所以《春秋》所譏諷的，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惡的，就是怪異所觸及的。孔子寫出了國家的過失和災異的變化，從逭裹可以看出人們行為的好和壞，是和天地相通並且互相感應的，這也是談天道的一種看法。古時候設立掌管教導訓化的官，職責是用德和善來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後，天下常常沒有一個人在監獄裹。現代廢棄這種製度，沒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義而死於追逐財利，所以違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內，坐牢和訴訟的人竟有成千上萬。由此可見，古時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變古代製度的事情就加以譏諷。天的命令叫做命，這個命不是聖人不能照著去做；生來的本性叫做性，這種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這種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節製。所以做君王的，上麵很謹慎地奉承天意來順從天命；下麵必須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夠完成他們的性；建立應該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來防止貪欲；做好這三件事，國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來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親，在外麵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會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別長幼的規範，有明確的禮節相互接待，歡欣地有恩德地互相親愛，造就是人可貴的地方。種植五穀作為食物，播種桑麻用來做衣，飼養六畜，駕牛騎馬，圈豹檻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靈氣，比萬物可貴的表現。所以子L子說：“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貴的。”人們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然後知道禮義；知道禮義，然後注重禮節；注重禮節，然後安心處於善道；安心處於善道，然後樂於遵循道理做事；樂於遵循道理，然後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說“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這個意思啊。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臣，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雲：“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
策問說：“往上讚美唐堯、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紂。看到這些漸漸滅亡和漸漸昌盛的道理，我要虛心改正錯誤。”臣聽說積少就能成多，積小就能成大，因此聖人無不是積累暗淡的微明而達到光明，從微賤的地位一步步地達到顯貴的。所以堯由諸侯而升為天子，舜從在深山中耕種興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顥的，是逐漸達到的。話由自己說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為由自己做出，也無法再來掩蓋。言和行是治理國家最重大的條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動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積小成大，謹慎注意細微的行為就會著名。《詩經》上說：“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堯戰戰兢兢地每天實行他的治國之道，舜小心恐懼地每天盡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積累多了，自然名聲顯達，德行彰著，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漸漸昌盛的道理。積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漸長大而自己不覺察；積惡在自己身上，好像燈火消耗油一樣，人也不容易看出來。不是明曉情性和洞察世俗情況的人，誰能夠懂得這種道理呢？這就是唐堯、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紂卻使人傷痛恐懼的原因。善或惡的行為所得到的結果，好像影子跟隨著人形，回響跟隨著聲音。所以桀、紂暴虐怠慢，讒惡的人都受到進用，賢良智慧的人都隱藏起來，於是桀、紂的罪惡一天比一天顯著，國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亂，可是他們卻依舊安然怡得，自以為如太陽在天空一樣，終於逐漸敗壞以至於毀滅。那些殘暴不仁的君主，並不是一下子就滅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紂雖然無道，都還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滅亡的道理啊。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策問說：“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說道是永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用意有什麼不同嗎？”臣聽說享樂而不至於淫亂，反複實行而不厭倦的叫做道；道是萬世都沒有弊端的，出現弊端是由於違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頗不能實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時有昏暗而行不通的，舉出它的偏向，補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雖然效法不同，可並不是相反的，都是為了補救過失，扶助衰敗，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為遇到的環境發生了變化。所以孔子說：“無所作為而能治理國家的，就是舜呀！”舜僅僅改變了曆法，改換了車馬、祭牲、服裝的顏色，來順承天命罷了，其他完全遵循堯的治國之道，為什麼要改變呢！所以王者衹改變製度的名稱，沒有改變道的實質。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為朝代更替時，前代有過失存在，為了補救，應當這樣做。孔子說：“殷朝根據夏代的禮製，有所增減，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據殷朝的禮製，有所增減，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繼周朝興起的，雖然經曆了百世，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說，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這三者。夏朝沿襲虞舜，卻獨獨不說增減，是因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樣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來自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所以禹繼承了舜的道，舜繼承了堯的道，三位聖人互相傳授，遵守一個道，沒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說他們對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治世的，他們的道是相同的；繼承亂世的，他們的道是要改變的。現在漢朝承繼大亂之後，應當減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明德嘉道，湣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林德，明帝王之法製，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陛下有聖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傷王道的不明，所以選舉賢良方正的士人，議論考問，打算興起仁義的美德，闡明帝王的法製，建立太平的治國之道。臣愚昧不肖，敘述曾聽到的，背誦曾學過的，說的是老師教的道理，僅僅能夠不忘記罷了。至於議論政事的得失，研究社會的興盛和貧弱，這是大臣輔佐的職事，三公九卿的責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問題。古時候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現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時候的天下，同是一樣的天下，古時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習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沒有奸邪，民間沒有盜賊，牢獄空空，沒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潤了草木，普及到四海，鳳凰飛來了，麒麟出現了，拿古時候的情況來衡量現在，怎麼相差那麼遠呢？有什麼錯誤致使衰落達到這樣的地步？我想也許是違背了古代的治國之道吧？也許是違背了天理吧？嚐試考察過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許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製，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麵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著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天對生物是分別給予的，給予利齒的就不再給角，給予翅膀的就衹給兩隻腳，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時候領取俸祿的，就不靠體力勞動來吃飯，也不謀取工商之利，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經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還不能那樣給予，何況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紛紛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寵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飽暖並且享有優厚的俸祿，依仗富厚的資產和勢力，在下麵和百姓爭利，老百姓怎麼能和他們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眾多的奴婢，擁有眾多的牛羊，擴大他們的田地住宅，擴充他們的產業，增加他們的積蓄，致力於這些而且沒有止境，壓迫百姓，使百姓感到驚懼，百姓天天受到剝削，漸漸走向窮困。富人奢侈浪費，窮人窮急愁苦；窮人窮急愁苦而處在上位的人卻不救濟，就會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會連死都不怕，又怎會害怕犯罪！這就是刑罰繁多，奸邪卻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祿的人家，應該衹食俸祿就算了，不應當和百姓爭奪謀利的產業，這樣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應當效法定為製度，大夫應該遵守實行。所以公儀子在魯國做宰相時，回到家裹看見妻子織帛，非常生氣，趕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飯，吃到自家園裹種的葵菜，氣憤地把園裹的葵菜拔了，說：“我已經有了俸祿，還要奪種菜人和織布女的利益嗎？”古時候的賢人君子做官的都是這樣，因此人民都尊敬他們的德行，聽從他們的教化，人民受到他們廉潔的感化，就沒有貪婪卑鄙的行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講求禮義而急於求利，失掉了謙讓的風氣而有爭田的訟事。所以詩人憎惡、諷刺他們說：“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樣疊積；赫赫有名的師尹啊，人民都在瞻望著您！”做官的人心向仁義，人民自然就愛好仁義，風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風俗就會敗壞。由此看來，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樣，是遠方的人遙望著模仿他們，怎麼能夠處在賢人的地位卻去做出平民的行為呢？那些忙著謀取財利，常常擔心窮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著尋求仁義，時常憂慮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周易》上說：“背著東西又坐車，招致強盜的到來。”乘車是說處在君子的地位，負擔東西是小人的事情，這就是說，處在君子的地位卻做出庶人的行為，他的禍患一定會到來。如果處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應當做的事，那麼，除了像公儀休在魯國做宰相那樣，就沒有別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春秋》推重統一，這是天地永恒的原則，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師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各異，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樣，所以處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統一的標準，法令製度多次改變，在下的百姓不知道應當怎樣遵守。臣認為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學術的學說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同樣發展。邪僻的學說消失，然後學術的係統可以統一，法令製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從的對象了。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對策結束後，漢武帝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輔助易王。易王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驕橫，喜歡勇武。董仲舒用禮義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過了一段時間，易王問董仲舒說：“越王勾踐和大夫泄庸、文種、範蠡密謀攻打吳國，後來終於減了吳國。孔子說殷紂王有三位仁人，我認為越王勾踐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時的齊桓公有疑難的事讓管仲解答，我有疑問請您解說。”董仲舒回答說：“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問題。我聽說春秋時魯國國君魯僖公問魯國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齊國，怎麼樣？’柳下惠說：‘不行。’他回家後麵有憂色，說：‘我聽說攻伐別的國家不問有仁德的人，國君想攻打齊國為什麼問我呢！，柳下惠衹不過被詢問罷了，尚且感到羞愧，何況是設謀詐降來攻打吳國呢？由此說來，越國根本沒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義卻不謀取私利，闡明他的道卻不計較自己的功勞，所以在孔子的門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兒童也羞於談論五霸，因為五霸推崇欺詐武力不注重仁義。越王君臣不過是實行不正當的詐術罷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門徒談論。五霸比其他諸侯賢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塊和美玉相比一樣啊。”易王說：“講得好。”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嚐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複言災異。
董仲舒治理國家，是用《春秋》記載的災異變化來推究陰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