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注釋】
（1）太史公：司馬遷自稱。（2）先人：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時，成王尚年幼，於是就由周公攝政（代掌政權）。周朝的禮樂製度相傳是由周公製定的。（4）《易傳》：《周易》的組成部分，是儒家學者對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種解釋。（5）《春秋》：儒家經典，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編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6）《詩》：《詩經》，儒家經典之一，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7）《書》：《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是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彙編，《禮》：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的合作。《樂》：儒家經典之一，今已不傳。《易傳》、《春秋》、《詩》、《書》、《禮》、《樂》，漢時稱“六藝”。（10）壺遂：人名，曾和司馬遷一起參加太初改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稱“上大夫”。（11）董生：指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12）孔子為魯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魯國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歲。司寇，掌管刑獄的官。（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開國之君禹、湯、文王。（14）陰陽：古代以陰陽解釋世間萬物的發展變化，凡天地萬物皆分屬陰陽。四時：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種基本元素，古人認為它們之間會相生相克。（15）牝牡（ｐìｎｍǔ聘母）：牝為雌，牡為雄。（16）指：同“旨”。（17）弑（ｓｈì是）：古時稱臣殺君、子殺父母曰“弑”。（18）社稷：土神和穀神。古時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壇；滅人之國，也必先改置被滅國的社稷壇。故以社稷為國家政權的象征。（19）伏羲：神話中人類的始祖。曾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據說《易經》中的八卦就是他畫的。（20）堯：傳說中我國父係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領袖。舜：由堯的推舉，繼任部落聯盟的領袖。挑選賢才，治理國家，並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為自己的繼承人。（21）《尚書》載之：《尚書》的第一篇《堯典》，記載了堯禪位給舜的事跡。（22）湯：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領袖，後任用賢相伊尹執政，積聚力量，先後十一次出征，消滅了鄰近幾個部落。最後一舉滅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繼承文王的遺誌，率部東攻，在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大敗商紂王部隊，建立周朝。（23）詩人歌之：《詩經》中有《商頌》五篇，內容多是對殷代先王先公的讚頌。（24）三代：夏、商、周。（25）符瑞：吉祥的征兆。漢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應”之說，此曰“獲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漢武帝獵獲了一頭白麟，於是改元“元狩”。（26）封禪：帝王祭天地的典禮。秦漢以後成為國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禪，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塊場地祭地。（27）正朔：正是一年的開始，朔是一月的開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時候改朝換代，都要重新確定何時為一年的第一個月，以示受命於天。周以夏曆的十一月為歲首；秦以夏曆的十月為歲首；漢初承秦製，至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曆”，才用夏曆的正月為歲首，從此直到清末，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28）易服色：更改車馬、祭牲的顏色。秦漢時代，盛行“五德終始說”。認為每一個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與此相應，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種顏色。所謂夏朝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為火德，故崇尚赤色；漢初四十年，漢人認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後經許多人的抗爭，到武帝時正式改定為土德，崇尚黃色。（29）穆清：指天。（30）重譯：經過幾重翻譯。喻遠方鄰邦。款塞：叩關。（31）遭李陵之禍：李陵，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漢名將李廣之孫，善於騎射，漢武帝時官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寵妃李夫人之弟、貳師將軍李廣利為主力，李陵為偏師。李陵率軍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圍。李廣利按兵不動，致使李陵兵敗投降。司馬遷認為李陵是難得的將才，在武帝麵前為他辯解，竟被下獄問罪，處以宮刑。這就是“李陵之禍”。（32）縲絏（ｌéｉｘｉè雷謝）：原是捆綁犯人的繩索，這裏引伸為監獄。（33）西伯拘羑（ｙǒｕ有）裏，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紂王拘禁在羑裏（今河南湯陰縣北）時，把上古時代的八卦（相傳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這就是《周易》一書的骨幹。（34）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孔子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曾周遊列國，但到處碰壁，在陳國和蔡國，還受到了絕糧和圍攻的困厄。其後返回魯國寫作《春秋》。（35）屈原放逐，著《離騷》：請參閱本編所選《屈原列傳》。（36）左丘：春秋時魯國的史官。相傳他失明以後，撰寫成《國語》一書。（37）孫子臏（ｂìｎ鬢）腳，而論兵法：孫子，即孫臏，因受一種截去兩腿膝蓋上臏骨的臏刑以後得名。齊國人，曾與龐涓一起從鬼穀子學兵法。後龐涓擔任魏國大將，忌孫之才，把孫臏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孫臏後被齊威王任為軍師，著有《孫臏兵法》。（38）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不韋即呂不韋，戰國末年的大商人。秦莊襄王時，被任為相國，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稱呂不韋為“尚父”。他曾命門下的賓客編撰了《呂氏春秋》（又稱《呂覽》）一書。秦始皇親政後，被免去相國職務，趕出都城，又令遷蜀，憂懼自殺。（39）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是戰國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韓國貴族。為李斯所讒，在獄中自殺。《說難》、《孤憤》是《韓非子》中的兩篇。（40）《詩》三百篇：今本《詩經》共三百零五篇，這裏是指約數。（41）陶唐：即唐堯。堯最初住在陶丘（今山東定陶縣南），後又遷往唐（今河北唐縣），故稱陶唐氏。《史記》列為五帝之一。（42）至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獵獲白麟一隻，《史記》記事即止於此年。魯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獵獲麒麟，孔子聽說後，停止了《春秋》的寫作，後人稱之為“絕筆於獲麟”。《史記》寫到捕獲白麟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43）黃帝：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號軒轅氏、有熊氏。《史記》首篇即《五帝本紀》，黃帝為五帝之首，故雲。
【譯文】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於《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為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曆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了為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係，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係，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跡，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穀、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製人的行為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裏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厘，差之千裏’。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麵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為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為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為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為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為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為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隻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麼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著適當的順序進行著，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麼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裏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製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曆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布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跡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托，沒有什麼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歎：“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裏，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才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為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鬱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曆史，止於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王興康）
【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