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複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複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譯文】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唐太宗是我國曆史上有一定作為的皇帝，他在位年間，國勢強大，社會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為最重的刑罰。
③意：估計。
④賊：用作動詞，竊，私下行動，引申為窺測。
⑤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們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賞析】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後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複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隻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麼“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文章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於632年（貞觀六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餘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並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後三百餘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於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縱囚論》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並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縱囚論》的反問句較多，有助於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采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認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