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誌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嚐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誌，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嚐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餘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複雲。
廬陵歐陽修序。

【譯文】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於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於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於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歎，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並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後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輕時由於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製，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鬱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苟且取悅於世人，因此世人隻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聖俞請教。聖俞也把自己不得誌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歎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於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誌，隻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歎。社會上隻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歎息嗎？
聖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聖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並保存起來。
從那以後過了十五年，聖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誌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聖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複。
廬陵歐陽修序。

【賞析】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曆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鬆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誌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雲：“古詩雲：‘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麵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裏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麵聯係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係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麼？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係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麵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