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籲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製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注釋】
⑴籲俞：籲，疑怪聲；俞，應詞也。
⑵歡休：和善也。
⑶慘戚：悲哀也。
⑷呂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論作刑法。
⑸祥刑：刑而謂之祥者，即刑期無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⑹賞疑從與：言與賞而疑，則寧可與之。
⑺罰疑從去：言當罰而疑，則寧可去之。
⑻士：獄官也。
⑼四嶽：唐堯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諸侯。一說為一人名。
⑽鯀：傳說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⑾方命：逆名也。
⑿圯族：猶言敗類也。
⒀忍人：謂性情狠戾之人也。
⒁祉：猶喜也。
⒂遄：速也。
⒃沮：止也。
【譯文】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地深愛著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態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餘，又用歌曲讚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並勉勵他堅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餘，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於虞、夏、商、周的曆史書籍裏。成王、康王死後，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尚書》裏。
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堯當政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說當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法堅決，而讚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嶽建議：“鯀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後，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麼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嶽任用鯀的建議呢？那麼聖人的心意，從這裏可以看出來了。
《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於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於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隻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隻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製裁。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
《詩經》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諫，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嗎？他不過是適時地控製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責人貴寬。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製定賞罰製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
【賞析】
背後的故事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聖俞閱卷，梅閱此文後以為有“孟軻之風”，薦於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製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問他，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於《禮記·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但從這佳話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於這類文字不應過於執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在這篇和下麵幾篇所選的蘇軾的幾篇論文，就都是蘇軾為應試而擬作的文字。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製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製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所以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應予考慮。
題目出處
本篇題目出自《尚書·大禹謨》偽孔安國的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為了扣題，其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於當時的濫調。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引用聖經賢傳與論據緊密結合等方麵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筆酣暢，說理透辟。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則是很成功的。
創作背景
宋代王安石執政後，立即對取士製度進行改革，廢止了考詩賦，而改用經義，以發表政治見解的時務策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以便選拔一些通經致用的人才，為變法服務。這種政論性文體稱為策論。策論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問題展開論述，即論證某項國家政策或對策的可行性與合理性，側重於考查考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宋嘉祐二年禮部進士考試策論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