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作品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文選》30卷，共收錄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選》所署《毛詩序》的作者）、屈原，下迄當時，唯不錄生人。書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陸倕卒於普通七年(526年)，而蕭統卒於中大通三年（531年），所以《文選》的編成當在普通七年以後的幾年間。全書收錄作品514題。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
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致的階段。但由於分類過於碎雜，因而也遭到後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為主，以“文為本”（《文選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係年之書”，這幾類即後來習稱為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讚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於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為中國文學劃定了範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
蕭統的文學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當時文壇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綺靡文風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他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係，卻持重折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其實並沒有過分忽視內容。除了選錄陶淵明的8首詩以外，還選錄了《古詩十九首》和鮑照的作品18篇。同時，對那些質木無文的玄言詩和放蕩、空虛的豔體詩和詠物詩則摒而不取。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
從選錄的技術角度來說，《文選》也存在缺陷。書中入選了一些偽作，例如李陵《答蘇武書》和蘇、李的贈答詩，南朝宋人顏延之已經懷疑，劉知幾、蘇軾決其為贗品，至近代而成定論；孔安國《尚書序》同樣也出於晉人的偽造。同時，書中還有不少誤標序文以及誤標題目的情況，前者如漢武帝《秋風辭》、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題下注明“並序”，實則序文顯係史傳文字；後者如劉峻《重答劉秣陵詔書》並非答書的原文，陸機、陸雲各有《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在注釋中就已指出顧彥先應是全彥先，而且除了1首以外，其他3首均為擬婦答夫的語氣。此外,還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當等等，也是這個選本的不足之處。
由於《文選》本身所具有的優點，比起同類型的其他詩文總集來，其影響遠為深廣。唐代以詩賦取士，唐代文學又和六朝文學具有密切的繼承關係，因而《文選》就成為人們學習詩賦的一種最適當的範本，甚至與經傳並列。宋初承唐代製度，亦以詩賦取士，《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陸遊《老學菴筆記》）。王安石當國，以新經學取士，此後《文選》才不再成為士人的課本。然而作為一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精粹選本，其曆史價值和資料價值則依然不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