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名號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生”、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後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幹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後，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製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諡，而十幹之號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九族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後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曆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謂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若其曆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言、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舜典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嶽之谘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嚐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誌台則動氣”，而《詩》所雲“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為，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豐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錫土姓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屍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卦建親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禦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洛陽，宋失開卦，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嚐出狩，乃未幾而複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眾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複之計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後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以伐斟，而相遂滅。乃處澆於過，以製東方；處台於戈，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雲：“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胤征羲和屍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興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製》：天子巡守其削絀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闕祖”，湯於廟也。先君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則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毫，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故逾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末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為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以關中並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幹之為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
○殷紂之所以亡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製廢馳，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為君，沈緬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有《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輩為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為窮源之論也。○武王伐紂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嚐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卦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取於商”，曰“天之棄商久矣”，曰“利以伐薑，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蓋自武庚誅而宋複卦，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複有恐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並誅之法，而又不何以複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仇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誌，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仇。”可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仇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
“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眾者也。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為紆曲。○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群臣，非先王之製矣。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禦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滕。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嚐就禱南郊。鳴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曆、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於周廟。”而其告廣東省邦塚君，稱“大王、王季”。《金》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為得也；《綿》之詩上稱“古公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
○彝倫“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龜從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龜為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誌》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
○周公居東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眾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微子之命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鳴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矣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
○酒誥酒為天之降命，亦為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古者吉行，日五十裏。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裏。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為三十一日，誤。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為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鋒。”武王之誥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麵”。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首！
○節性“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奸。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諤為珠璣，以仁賢為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水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爾亙數裏；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於享者也。《易》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惟爾王家我適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為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台為之說。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考之傳注，亦第以為因時製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為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谘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禦仆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禦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製度，罷禦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曆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製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易傳》雲：“上古穴居而野處。”《詩》雲：“古公父，陶複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後，莫包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為九官之首。
○顧命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群臣皆吉妥，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為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而“狄設黼、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入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群臣，群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為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為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係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製之禮也，以宗廟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
傳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自“狄設黼、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群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醜，王崩於榮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盱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為尚有闕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而王不書。金氏以為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誌荒矣。”餘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矣。○矯虔《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昭曰：“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訴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裏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鐵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常，鰓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複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聞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餘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餘臣於攜。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於雒邑，而複使周人為之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誌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塚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虢公之立王子餘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裏之地，豈為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以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於殷是也。幽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頑，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並於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嚐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製天下之柄。秦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潁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並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惡知周之必並於秦哉！若所雲“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誌》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雲：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讚》雲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菜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考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誌》。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嚐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書·經籍誌》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增多二十五篇，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鹹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誌”，《國語》周內史過引“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為兩篇者，妄也。○書序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康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並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雲：‘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偽《尚書》《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這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曆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葉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衝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遊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收。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廷登讚曰：假王蒞政”之語，莽遂診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