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量三代以來，權量之製，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鬥稱於古三而為一。”《隋書·律曆誌》言：“梁、陳依古鬥，齊以古升五升為一鬥，周以玉升一升當官鬥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鬥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複古鬥。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初依複古稱。”令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為有力人；三十斤為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為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五升曰散，瓦甒五鬥。《詩》曰：“無姑酌彼金。”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鬥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鬥米。”《漢書·食貨誌》：“食人月一石半。”《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鬥，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獲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謁，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鬥。”正義曰：“六萬小鬥，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製，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鬥，依周禮製度，班之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複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為製，方尺而深尺。《班誌》乃雲其中容十鬥，蓋古用之鬥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穀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穀口銅甬容十鬥，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鬥，重十五斤。鬥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鬥弱，軹家甑三鬥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嶽以為習用已久，不宜複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製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征。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是懸象無所容其謬。施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糸圭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製，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製，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厘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大鬥大兩《漢書·貸殖傳》：“黍千大鬥。”師古曰：“大鬥者，異於量米粟之鬥也。”是漢時己有大鬥，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鬥，十鬥為斛。凡權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製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鬥當今之一鬥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鬥斛，以宋一石當今七鬥故也。”是則元之鬥斛又大於宋也。○漢祿言石古時製祿之數，皆用鬥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製，始以石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為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誌》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鬥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嚐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為品級之差而已。今人以十鬥為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虡”，“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鬥”，《淳於髡傳》“一鬥亦醉，一石亦醉”，對鬥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岩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製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鬥或六鬥；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鬥。若以穀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鬥；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嚐有定數也。至於麵言斛石，麵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弓弩較力，言鬥言石，此乃古法。打錘以斤為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粗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古算法，二十四銖為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縈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人改銖為錢，而自兩以上則縈百、縈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製，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曆誌》：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鹹義，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係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製。或差毫厘，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厘計之。或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參定，而權衡之製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誌》子穀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就成二術。因度尺而求犛，自積黍而取縈以犛、縈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犛；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犛；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犛。等一兩者亦為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縈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縈。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縈。以禦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縈，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績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厘、黍、縈、銖，各定一錢之則。毫則百，犛則十。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黍以二千四百杖為一兩，縈以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犛，則每犛計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線六忽有差為一黍，則犛、縈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縈，二銖四縈為錢，二縈四黍為分，一縈二黍重五犛，六黍重二犛五毫，三黍重一犛二毫五絲，則黍縈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為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製既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是則今日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製者也。○十分為錢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曆誌》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犛為分，十分為寸。”《漢書·律曆誌》：“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艸票}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石。”此則權之名。然以十二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小於今之為分者多矣。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為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區，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禦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嚐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曆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潁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至有百。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雲：“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征收卷》內雲：“洪武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征收卷》內雲：“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址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誌》：“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誌》：“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誌·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誌》：“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緞大寺內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禦，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複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甍栱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钜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雲：“金一為箔，無複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銀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嚐用銀。《漢書·食貨誌》言：秦並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誌》：“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嚐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至正統三年，以采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複開福建、浙江銀場，乃倉米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醜，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裏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複申前議，上曰：‘祖宗嚐行之否？’尚書胡氵熒等對曰：‘太祖皇帝嚐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鬥，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常、鬆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複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複知其為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祟禎十三年，郡國大，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征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為一代能臣也。
○以錢為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鬥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鴯贈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嚐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或滯於私家。若複日月征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鬥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遊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托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係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製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複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幹。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征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征錢，而未有銀也。《漢誌》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是諸稅悉收、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右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錢。錢自下而上，則監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征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吳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征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征，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忄林，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裏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其征收這數，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嚐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裏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嚐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製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殫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谘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這鬥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這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五銖錢今世所傳五銖錢，皆雲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錯，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麵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台，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厘，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製如何。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錢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誌》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並、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複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太祖實錄》：“歲辛醜二月，置寶元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曆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隻為奸蠹之窟。故嚐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糸延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曆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為曆代通行之貨。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製不可得而複矣。
錢者，曆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嚐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考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銅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塚銅槨三重，秦始皇塚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煉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複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後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銅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塚銅槨三重，秦始皇塚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煉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複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後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屬，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采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文宗禦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複對以當禁銅器。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醜，禁民作銅器。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為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也，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裏，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並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誌》：“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穀有銅礦，計一鬥得銅五兩四銖；葦池穀礦，計一鬥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鬥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礦，計一鬥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跡。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爐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監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並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宋史·食貨誌》：“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穀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麵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采之跡。
《通監》：“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誌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錢麵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麵有字，一麵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背。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氏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錢以有字處為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隋書·食貨誌》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製，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製。”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樸子》雲：“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鈔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然宋人已嚐論之，謂無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國初造妙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為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若鈔法者，其不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錢。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又令倒死虧欠馬駝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製為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裏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抬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毀。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嚐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乃猶以為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髒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為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偽銀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偽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為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偽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造偽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武帝元鼎五年，欽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今偽銀之罪不下於偽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這法，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樸也。
漢既以錢為貨，而銅之為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