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未風俗《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波，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劄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複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借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右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餘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褐石門則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男女挈誠。夫為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複禁其淫。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並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範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複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鹹、日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占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雲：“擯闕裏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為開晉之始。
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範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誌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複生於下矣。人君禦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鋤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幹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曆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拭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嚐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荊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麵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雲‘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複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複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荊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跡荊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蠢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日‘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托於無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於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複辭。矯情幹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陸遊《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清議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製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裏，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製，鄉舉裏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嚐不詢於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為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嚐因齋會率宅，玩之為飛書，言與率奸，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好盜詐偽，幹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禦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製可。十八年四月辛醜，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為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為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名教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岩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核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台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發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複製。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雲：“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汙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幹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征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裏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淪，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製才出，試遣搜易攵，驅馳府寺之門，出人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上，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幸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
宋範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祭、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複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汙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複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允。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琢郡之賢，常頒羊酒。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幹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為治，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製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誌》：“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征辟，誌守衝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諡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以餘所見，崇禎中嚐用巡按禦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為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為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氵熒，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為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於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鬆柏後雕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嚐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夫嚐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製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於》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後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為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矣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钅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廄；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央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亻必為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貪而無謀，先厚遣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患，由亻必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流品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競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渭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人辭，文帝令以後縆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嚐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學攵，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學攵，登榻坐定。學攵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皂，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亻不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烷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岩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誌》，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君》、《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國奢示之以儉，君子於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嚐語人曰“紗，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吊，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才餘五騎，雲：“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仆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為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未·元載伏誅，拜楊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禦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台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洛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複譏其詐。則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人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汙，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無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製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係囚見徒，罪無輕重，鹹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後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於文定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磚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複究前朝之法也。鳴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為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曆任告敕，長流綏州。毫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舊將之子，又是附馬石敬塘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複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為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上贖銅。敕旨：‘李商招愆，懼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抵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曆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鹹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貧窮而為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禍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為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訣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為禦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製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Г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嚐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餘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範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辟地廣境數千裏，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複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鳴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奸臣子孫唐太宗詔禁錮字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武後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钅共子孫不原。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而章子孫亦不得仕於朝。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未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人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論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複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拭逆，密伺間隙，招結群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雲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州，”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待禦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製可。”
《楊元禧傳》載，武後製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塚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奸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複肩隨近侍，齒跡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待衛。”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山成}之畫。是時壽{山成}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山成}亦居甲第。有投詩者雲：“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嚐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範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裏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禦史府，欲踏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考之《憧約》乎？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奴仆《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乃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為露布雲：“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人。”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製。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弑之臣。“清斯催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仆始。
嚴分宜之仆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仆遊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製於人，可以勉而為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閽人《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童仆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麵，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於此。○田宅《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天忝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乃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誌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複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土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刺史，廣齎金寶仆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鬩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今日人情有三反，日彌謙彌偽，彌親彌泛，彌奢彌吝。
○召殺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鬥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範文正公史言，範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雲：“今茲方麵，賓客滿坐，鍾鼓在庭，自發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鬆，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誌，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裏，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遊之言。古今同此一轍，阮嗣宗《詠懷詩》所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鵲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誌，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薑伯約事也。《吳誌》：“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士大夫晚年之學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閑，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人於莊，則人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惟悴，此老成大人側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穀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製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或詭托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禦史、金吾明加捉溺，’”
唐製，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雲：“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誥、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嚐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裏中喪，以先往往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雲：“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夢，一門數灶。”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而《地理誌》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汙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若劉安世劾章，“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禦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夢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為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為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鬥尺之間，參商是競，欲仿陸生之意，預為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為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為恥。若吳之陳表，世為將督。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力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係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習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為難能者哉？《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禦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奴仆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己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
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三國誌》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人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嚐設齋講。自阮修容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陳思王植陳思王植初封臨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馬順，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膝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於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於遂。”《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死而田單複齊，弘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楚漢之際，有鄭君，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偽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為逆賊所汙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未，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效卜地燒磚。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曆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為嫌者矣。
《舊唐書》，劉句撰，句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誌》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誌》稱唐曰“我朝”。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誄，直雲“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雲“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製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是歲朱氏篡唐己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元如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