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雲∶“詩言誌，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誌，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虞舜曾說過：“詩是思想情感的表達，歌則是豐富這種表達方式。”聖人分析了經典之後，詩歌的含義已經明確了。所以，“在作者內心時是情誌，表達出來就是詩歌”。詩歌創作要通過文辭來表達情誌，道理就是這樣。“詩”的含義是扶持，扶持人的性情。孔子說過：《詩經》三百篇的內容，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沒有不正當的思想”。現在用扶持情性來解釋詩歌，和孔子說的道理是不謀而合的。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弦。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鹹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誌，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人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產生一定的感應。心有所感，而發為吟詠，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從前葛天氏的時候，將《玄鳥歌》譜入歌曲；黃帝時的《雲門舞》，按理是不會隻配上管弦而無歌詞的。到唐堯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風詩》。這兩首歌辭，僅僅能做到達意的程度。後來夏禹治水成功，各項工作都上了軌道，受到了歌頌。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來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見，用詩歌來歌頌功德和諷刺過失，是很早以來就有的做法了。從商朝到周朝，風、雅、頌各體都已齊全完備；《詩經》的“四始”既極光輝燦爛，而“六義”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學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為絢兮”等詩句的深意，子貢領會到《詩經》中“如琢如磨”等詩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認為他們有了談論《詩經》的資格。後來周王朝的德澤衰竭，采詩官停止采詩；但春秋時許多士大夫，卻常常在外交場所中，朗誦某些詩章來表達自己的觀感願望。這種相互應酬的禮節，可以對賓客表示敬意，也可以顯出自己能說會道的才華。到了楚國，就有諷刺楚王的《離騷》產生。秦始皇大量焚書，但也叫他的博士們作了《仙真人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漢代初期有了四言詩，第一個著文章的是韋孟，他的作品意義在於諷諫，是繼承了周朝文章的風格。孝武帝愛好文學，便有了柏梁詩；嚴助、司馬相如等人寫作則沒有一定的格式。西漢時期，劉向受成帝王的命令對詩歌進行了評論整理，一共三百多篇，所收集的都是當時具有代表性和文采的作品，可以說非常豐富了。但這些詩人遺留下的作品中，沒有見到五言詩，因此李陵和班婕妤分別作的《與蘇武》《怨詩》就被後人懷疑。從《召南·行露》就開始有了半章五言；孩子唱的《滄浪歌》，全首詩都是五言了；往遠一點看，春秋的時候就有《暇豫歌》；往近時看，西漢有孩童唱的《邪徑謠》。由此可見，五言詩出現得很早。再說一個古代詩歌的好作品，那就是《古詩十九首》，有人說是枚乘作的，其中的《冉冉孤生竹》為傅毅所作。根據這些詩歌的辭藻判斷，應當都是兩漢時期的佳作。從行文中推敲，質樸而不粗野，婉轉附於實物，惆悵貼切真情，真是五言詩中的優秀作品。至於說張衡的《怨詩》，則清麗典雅，耐人尋味；《仙詩緩歌》之類的詩歌，則清雅新奇。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誌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詩空前活躍。曹丕、曹植、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都有不錯的作品。這些人喜歡風月，愛遊美苑，詩歌中有恩寵榮耀，也有宴會上的酣暢淋漓，慷慨激昂抒發心誌，光明磊落施展才華。他們敘述中不追求細膩的技巧，在寫景方麵追求清晰明了。這些都是建安詩人共有的文章風格。到了正始年間，道家思想流行，於是詩歌中夾雜了修仙的心情；其中何晏等人，作品內涵較為淺薄。隻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詩詞還算可圈可點，所以他們比同時代的其他詩人成就更高。另外，應璩的《百一詩》，也能獨樹一幟，文辭曲折而含義正直，繼承了建安時代的遺風。

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誌，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雋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晉代的詩人們，創作開始走上了浮淺綺麗的道路。張載、張協、張亢、潘嶽、潘尼、左思、陸機、陸雲等，在詩壇上並駕齊驅。他們詩歌的文采，比正始時期更加繁多，但內容的感染力卻比建安時期軟弱。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偏重靡麗的筆調來自逞其美：這就是西晉詩壇的大概情況。到了東晉的時候，詩歌創作便淹沒在玄學的風氣之中；這些玄言詩人譏笑人家過於關心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所以自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飾，但內容上卻一致傾向於玄談，再沒有別的詩可以和玄言詩爭雄。因此，郭璞的《遊仙詩》，在當時就算是傑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詩歌，對於前代的詩風有所繼承，也有所改革；莊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詩歌中漸漸減少，描繪山水的作品卻日益興盛。於是詩人們努力在全篇的對偶中顯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競逞才華；內容方麵要求逼真地描繪出景物的形貌，文辭方麵要求盡可能地做到新異。這就是近來詩人們所追求的。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衝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雲。
所以總觀曆代的詩歌，其發展變化的情況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歸納一下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詩歌創作的要點了。譬如四言詩的正規體製，主要是雅正而潤澤；五言詩的常見格調，是清新華麗。對於這些不同特點的掌握，那就隨作者的才華而定。如張衡得到四言詩的雅正的一麵，嵇康具有潤澤的一麵；張華學到五言詩的清新的一麵，張協發揮了華麗的一麵。各種特點都兼備的是曹植和王粲，隻偏長於某一方麵的是左思和劉楨。但是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卻各不相同；作者隻能隨著個性的偏好來進行創作，所以很少能兼長各體。如果作者深知創作中的難處，那麼實際寫作起來還可能比較容易；如果輕率地認為寫詩很簡單，那麼他反而會碰到不少的困難。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詩外，還有三言、六言、雜言詩，它們都起源於《詩經》。至於“離合詩”的產生，是從漢代的圖讖文字開始的；“回文詩”的興起，則是南北朝賀道慶開的頭；而幾人合寫的“聯句詩”，那是繼承《柏梁詩》來的。這種種作品，雖然大小各異，主次有別，但寫作的情況和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屬於詩的範圍，因此不必逐一詳論。

讚曰∶
總結：

民生而誌，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
人生來都有情誌，詩歌就是表達這種情誌的。詩歌產生在上古時期，一直發展到《詩經》就更加成熟。

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它應該和自然之道一致，並和政治秩序相結合。如此一來，優秀的詩歌便會越來越繁榮，為後世萬代永遠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