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
聖人先哲將永恒不變的訓導稱作“經”，將解釋“經”的精義、闡述“經”的義理的著作稱作“論”。“論”，即道理，道理正確，便不悖於聖人先哲之意，經書的原意也不會受損。從前，在回答弟子和時人問題時，孔子說了很多精妙的話，在他死後，弟子們就把這些話記錄下來，因為謙虛不敢稱作“經”，隻稱作《論語》。後人寫論文、論著時，就開始稱作“論”。在《論語》以前，一般的“經”中不以“論”作書名、篇名。《六韜》中的兩篇論——《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大概為後人追加！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讚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讚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詳察“論”這種文體，存在著各種支流：陳述政事的，與議論文和說理文要求相同；注釋經書精義的，與傳文、注釋相近；辯論曆史的，與讚辭、評語意義一致；詮釋文章的，與序文、引言一致。所以，“議”即要說適宜的話；“說”即說令人感覺動聽服膺的話；“傳”即將老師的話向後世轉述；“注”即對經書字詞意義的解釋；“讚”即說明經書全文的意義；“評”即對經書做出公平的評論；“序”即對原文內容的次第順序給出交代；“引”即用引述法說明正文內容。這些文體雖然存在著名稱上的區別，但都是論述道理的。所謂“論”，綜合各家說法，即深入探討某一義理的文章。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所以，莊周的《齊物論》，以論作為篇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列出了六篇“論”。漢宣帝時，皇帝召集儒生在石渠談經論藝，漢章帝在白虎觀與眾儒生講讀“五經”，都是為了對聖人之道進行闡釋，討論其中的異同，其實是談論論文的文體形式。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就已能將情理表述明白，並借用史實論證了。等到曹魏時期，曹操剛剛建立霸業不久，就兼用名家和法家學說鞏固統治，從傅嘏、王粲的論文就可以看出，時人已能熟練運用相關理論了。正始年間，當時文人仍然注重繼承前代文風。受何晏等人的倡導，講玄之風開始盛行，於是老莊學說大行其時，與儒家思想平分秋色。詳細觀覽傅嘏《才性四本論》，王粲《去伐論》，嵇康《聲無哀樂論》，夏侯玄《本無論》，王弼《易略例》，何晏《道德論》等，都是有別於前人的匠心之作，筆鋒新穎，論述精密，算得上論著中的精彩之作。此外，像李康《運命論》，在論述命運上與王充《論衡》相同，但文采卻遠超《論衡》；陸機《辨亡論》，模仿賈誼《過秦論》而作，卻遠比不上它。即便這樣，它們也是這類文章中較好的了。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係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再如晉代宋岱、郭象等人的著述，都能敏銳地觸碰到事物變化精深微妙的境界；同為晉代的王衍和裴□，則是在“尚無”和“崇有”上展開辯論和交鋒。他們都是創名當世又揚名後世的著名人物。始終堅持“有”的人，是將眼光拘泥在形體上；而始終堅持“無”的人，又囿於無聲無形的“虛無”之中。白白地對義理進行精辟的片麵解釋，卻沒能求得正確且全麵的道理；探索到了神妙深奧的自然之理，隻有佛學“有無不分、無思無欲”那樣的最高境界吧？東晉時期，文人們都開始清靜無為的玄學空談，即便有所創新，也是對前人的引述罷了。至於此時張衡的《譏世論》，非常像是以俳優戲子的口吻開玩笑；孔融《孝廉論》也隻說些玩笑話了；曹植《辨道論》就跟抄書沒什麼差別了。如果寫作論述時不能堅持正道，就不如不寫了。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誌，安可以曲論哉？
考察“論”這種文體，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別清楚。不僅對具體問題進行透徹地研討，並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論述的難點攻破鑽通，深入挖出理論的終極。論著是表達各種思考的工具，用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講得全麵而通達，避免寫得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寫論文的基本要點。因此，寫論文和劈木柴一樣，以正好破開木柴的紋理為貴。如果斧子太銳利，就會超出紋理把木柴砍斷；巧於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隻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當的道理來說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麼可以講歪道理呢？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文公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至於注釋經典的文字，是把論述分散在注釋中，這種碎雜的注釋雖有別於論文，但會總起來就和論文相同了。不過像秦延君注《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朱普注《尚書》，用了三十萬言；這就為通達的學者所厭煩，而恥於從事煩瑣的章句之學了。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傳注都簡要明暢，這些可算是注經的典範了。

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
所謂“說”，就是喜悅；“說”字從“兌”，《周易》中的《兌卦》象征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但過分追求討人喜悅，就必然是虛假的；所以，虞舜曾驚震讒言太多。自來善說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調方法來說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強大，周初呂望用釣魚的道理來說明怎樣使周代興盛；以及春秋時期鄭國燭之武說服秦國退後，因而解救了鄭國的危亡；魯國的端木賜說服齊國轉攻吳國，因而保存了魯國等：這些都是說辭中較好的。

暨戰國爭雄，辨士雲湧；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複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戲公卿之席，並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到了戰國時期，七國爭雄，遊說之士風起雲湧；他們用合縱、連橫之說參與謀劃，用紛壇複雜的計策來爭奪權勢，用圓轉如彈丸的方法來施展其巧妙的辯辭，或用首先飛揚聲譽以引出對方的論點，然後加以鉗伏的妙術。戰國時毛遂一人的辯辭，比傳國之寶的鍾鼎還貴重，他的一張嘴唇，勝過百萬雄獅；蘇秦佩帶著六國的一大串相印，張儀被封贈五座富饒的城市。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後，辯士們的活動逐漸停止。漢代的少數說客，如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幾乎被投入劉邦的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的附會時事，杜欽的文辭辨析，樓護以唇舌鋒利稱著，他們都活動於帝王的玉階之前，戲談於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間；但都不過看風駛舵，迎合趨勢，已沒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轉大局了。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範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並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曆騁而罕遇也。
“說”貴在合於時機，或緩或急，靈活運用，不僅僅是婉言陳說，也要書寫成文。如戰國時範睢的《獻書昭王》，要求進言獻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書》，諫阻驅逐客卿；都循著情理而深入機要，言辭動聽而切中要務；雖然觸及帝王的某些險要問題，卻能功業告成，計議符合，這就是向帝王上書方麵善於陳說的了。此外，如西漢鄒陽上書吳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卻無罪過。又如東漢馮衍進說於鮑永和鄧禹，所講之事既不緊迫而又文辭繁多，所以雖然多次陳政言事，卻很少有人重用他。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說理文的關鍵，是必須使之有利於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於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就應該講得忠誠可信。要把真心誠意的話獻給主上，用敏銳的文思來完成說辭，這就是“說”的基本特點。可是，陸機的《文賦》卻說：“說”的特點是表達明顯而進行欺騙。這是什麼話呢？

讚曰∶
總結：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
道理通過語言來表達，把道理陳述出來就成為“論”。論說之詞可以深究天地間的至理，說服天下人的心意。

陰陽莫忒，鬼神靡遁。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即使抽象的陰陽變化之理，也要說得令人不疑；秘奧的鬼神之道，也同樣不能隱避。用“飛鉗”等精妙的方法來說服對方，能夠很快就發生阻止或勸進的實際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