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
昔日堯舜時代的臣子,在表述政事及意見時都口頭表達,到了秦漢時期,給皇帝上的公文叫作“奏”。陳述國家大事,進獻禮儀典章,報告緊急變故,彈劾官員的錯誤,統統稱為“奏”。“奏”,即“進言”之意。是臣子進奏陳述,把情況說給天子聽。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之緩獄,,穀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勸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
秦始皇建立秦朝後確立“奏”的名稱,但是當政的法家人物缺少文采。看丞相王綰上書稱頌始皇功德,語言質樸而意義淺近,李斯的《治驪山陵上書》,敘事簡略且內容虛假。政治沒有恩澤,從奏章上就看得出。漢代之後,向皇帝陳述政事有時稱作“上疏”,使用的是儒雅的文辭,文采突出。像賈誼陳述農業重要性的《論積貯疏》,晁錯議論對外用兵的《言兵事疏》,匡衡建議訂立郊祀之禮的《奏徙南北郊》,王吉勸諫實行先王禮製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溫舒建議以德政代替酷法的《尚德緩刑書》,穀永勸諫皇帝不要沉溺神仙方術的《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等。這些奏疏說理中肯周全,文辭明白通暢,是符合奏章體製的。東漢也有很多賢臣,從來不把好的評論隱匿不發,楊秉上疏發表對災異的見解,陳蕃上疏表達對賞罰製度的憤懣,表現得非常有骨氣。張衡上疏指摘史官修史中的不當,蔡邕上疏對比朝廷製度的不合理,這些人都是學識淵博、見地明確的人。曹魏時期,有文采和理論修養的人接連出現,比如高堂隆借天象變動勸諫皇帝不建豪華宮室,黃觀奏請有關教學的事情,王朗奏請皇帝節省,甄毅建議對選拔官員進行考核等,這些奏疏都是臣子們恪盡職守的證明。西晉多難,禍患不斷,劉頌罷相後仍關心國家大事,上疏陳事;溫嶠對勞民傷財感到不安而上疏勸諫。這些都是體察國事的衷心勸諫啊!
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誌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禦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仆,繩愆糾謬;秦有禦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鹹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誌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雲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複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辟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逾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奏”這種文體,根本在於明確可信忠厚誠信,強調辨別分析和通達事理。隻有意誌堅定的人才能勝任,廣博的見識以窮達事理;參考古人來駕馭今事,抓住要害以處理繁雜:這就是“奏”的基本要領。至於揭發檢舉罪過的奏文,是用以嚴明法紀、廓清國政的。從前周代的太仆,專門負責糾正過失和錯誤;秦代的禦史大夫,負責掌管彈劾法令和文書;漢代設置禦史中丞,則是主管彈劾罪過的監察官。所以,既然身為執法嚴厲的監察官,就應磨煉其氣勢,以求把彈奏寫得像筆下生風、紙上結霜那樣勁厲。讀漢代孔光對董賢的彈奏,是如實列舉其罪行;漢末路粹對孔融的奏本,卻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見,在彈奏的寫作上,名儒和險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於西晉傅鹹,為人剛勁正直,因此彈奏寫得有力而深刻;東晉劉隗雖嚴峻正直,他的彈奏卻寫得有些粗疏: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誌所致。後世的彈奏文,相互參酌,在不斷運用中雖有新的發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可是,製造鎧甲的工匠是為了使人安全,製造弓箭的工匠,卻是希望使人受其傷害;彈奏是為了糾正罪惡,也就勢必寫得深刻嚴峻。《詩經》裏麵批判毀謗好人的讒人,說要把這種人投給豺狼虎豹;《禮記》中痛恨無禮的人,把他比作鸚鵡和猩猩。墨翟攻擊儒家,稱之為公羊和大豬;孟軻譏諷墨家,就比之為禽獸。《詩經》、《禮記》、儒家、墨家,尚且如此,嚴峻的彈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寫這種文章,都是競相辱罵,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謾罵為能,大都失於折中。如果開辟禮的大門和義的道路,就可以此為準則,對不通過“禮門”越牆而過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義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斷他的腳;何須用暴躁醜惡的言辭,以無理謾罵為工巧呢?所以,確立規範,衡量取舍,應以表達要義為主。必須做到說理有常規,用辭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斷精神,用儒家的文辭采飾,不畏強暴的權勢,使盛氣流貫於筆墨之中;也不放任詭詐欺騙的人,使聲勢振動於竹簡之外,這就可說是禦史大夫的傑作,正直的壯舉了。
啟者,開也。高宗雲“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雲啟聞。奏事之末,或雲“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
所謂“啟”,就是開。商王武丁曾說,“打開你的心竅,澆灌我的心靈”;“啟”就是取這個意思。西漢景帝名“啟”,為了避諱,所以兩漢時期的奏啟不用“啟”這個名稱。到魏代的箋表中,才開始用“啟聞”,或者在奏事的最後說“謹啟”。晉代以後,“啟”的運用相當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陳述政見、議論國事上,“啟”是“奏”的分支;在辭讓封爵、感謝恩典方麵,“啟”是“表”的枝幹。奏啟的寫作,必須整飭得合於法度,緊縮音節,抓住要害,簡明輕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誇,這就是“啟”的基本要領了。
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讜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矯正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言貴直也。自漢置八能,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此外,“表”“奏”這類文體講求言辭的確切,成為“讜言”。所謂“讜”,也就是糾正偏差的意思。如果“表”“奏”出現了偏差,就是對《尚書》“不偏不倚,才能讓王道久遠廣闊”的違背。隻有說話不出現偏頗,才能叫作“讜言”。漢成帝稱讚班伯說出的話就是所謂的“讜言”,就是因為他的話中正而沒有偏倚。自從漢代設置了八能這個奏樂人的職位,就方便了這些人用密奏的形式上報陰陽節氣變化,將這些奏報裝在黑色的袋子裏,所以這類奏疏又被稱為“封事”。晁錯受委派學習《尚書》,回去後就上奏說“便宜”,所以後代“便宜”一類的奏書,都會加上密封,是為了保守其中的秘密。王臣不考慮自身的安危,說出來的話一定是正直的,活著的意義就是做好政事,所以用不著說空話。
讚曰∶
總結:
皂飾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幹將,墨含淳酖。
要整頓必講直話的監察機構,以肅清政教風紀。奏啟的寫作,筆要如寶劍那樣銳利,墨要像劇毒的鴆酒那樣猛烈。
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雖應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讒言傷人。這樣,用奏啟來提供政見,陳述事宜,就一定能勝任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