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注釋】
啊莊嚴而清靜的宗廟,助祭的公卿多麼莊重顯耀!
濟濟一堂的眾多官吏,都秉承著文王的德操;
為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敏捷地在廟中奔跑操勞。
文王的盛德實在顯赫美好,他永遠不被人們忘掉!
【譯文】
⑴於(wū):讚歎詞,猶如今天的“啊”。穆:莊嚴、壯美。清廟:清靜的宗廟。
⑵肅雝(yōng):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⑶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⑷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⑸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⑹駿:敏捷、迅速。
⑺不(pī):通“丕”,大。承(zhēng):借為“烝”,美盛。
⑻射(yì):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賞析】
“詩”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雲雲,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係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係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讚“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並先後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於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願,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聖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讚美他,是符合曆史真實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嚐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隻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始。”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麼內容,曆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於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隻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隻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至於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於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隻好存而不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