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五
梅堯臣字聖俞，宋宣州宣城人。是侍讀學士梅詢的侄子，在詩作方麵造詣極深。他的詩，有一種深遠而淡泊的意境，並常於平淡中顯現匠心獨運的奇巧。起初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詩才沒有被人們發現。後來，梅堯臣以父蔭而入官，為河南主簿。當時留守西京的錢惟演發現並驚歎他的才華，與他結成了忘年之交，並相互吟詩酬唱，抒發情感。歐陽修也與梅堯臣結為詩友，並自謙不如梅堯臣的寫詩才能。梅堯臣因受到知名前輩的誇獎與鼓勵愈發兢兢業業，潛心苦讀，終於在宋代文壇上名聲大振。自宋以來，像梅堯臣那樣，專以詩才之名流芳後世的人實不為多。梅堯臣曾對人說“：大凡做詩，要注意立意新穎，語言考究，發前人所未發，感前人所未感。而且，能自如駕馭難寫之景，使之活靈活現，栩栩如生，能使讀者感受到詩句之外深遠而美妙的意境。隻有這樣的詩才能稱得上是上乘之作。”後世都以為梅堯臣的這些觀點十分精辟與精彩。

○梅堯臣江休複蘇洵章望之王逢孫唐卿（黃庠楊寘附）唐庚（史伯虎附）文同楊傑賀鑄劉涇鮑由黃伯思
梅堯臣曾先後做過德興縣令，建德、襄城知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等地方官。大臣們屢次舉薦梅堯臣任館閣之職，因而梅堯臣得以受皇帝召試，並被賜進士出身。隨後升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參與修撰《唐書》的工作，可惜書成之後，還沒有來得及奏呈皇上，梅堯臣就辭世了。皇帝為了酬答他的功績，特將他的一個兒子起用為官。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陰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嚐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曆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
寶元、嘉..年間，梅堯臣隨宋仁宗參加郊廟祭典，並獻上讚美詩，還曾向皇帝上書談振軍備戰之事。梅堯臣為《孫子十三篇》做過注，撰有《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嚐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梅堯臣家庭清貧，他自己喜歡飲酒。名賢及士大夫多與之交往甚密，並常常是帶著酒到其家與之共飲。梅堯臣十分健談，且無所畏懼。嬉笑怒罵之情皆寄寓於詩中，晚年尤其如此。有人曾得到過西南偏遠地區少數民族一件布衣，發現布衣上繡織有梅堯臣的詩句，可見梅堯臣在當時的名聲是何等之大了。

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刺譏托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蘇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他二十七歲的時候開始發憤學習，但在參加進士及特殊才學的考測中，都沒有如願以償，於是蘇洵將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燒，關門閉戶苦讀詩書，終於精通六經及百家之說，達到了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境地。至和、嘉..年間，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一同來到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將他們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給朝廷，朝廷將這些文章刊印出來之後，士大夫們爭相傳閱，一時間，學者們寫文章都仿效蘇氏文風。蘇洵著有《權書》、《衡論》、《機策》等文。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錄，現將其《心術》、《遠慮》二篇文章摘抄於此。

江休複，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強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遊，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複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
《心術篇》說：

休複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孀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嚐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嚐言昭憲太後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做將帥之道，應當首先正心。即使泰山傾覆於眼前也不變臉色，麋鹿出現在身旁也不眨眼睛。隻有這樣才能胸有成竹鎮定自若地對付敵人。對於士兵要使之有正義感，沒有正義感的士兵，即使以利相誘惑恐怕也不好指揮。隻有正義之氣可以激勵士兵，也隻有士兵的正義之氣被激發出來之後，才可以跟隨將領打好一次又一次的戰鬥。凡要進行一場戰爭，必須做到戰爭之前注意養財，搞好物質準備工作；即將開戰的時候要注意養力；戰爭開始後要注意養氣；戰爭勝利之後，要注意養心。具體說來，所謂養財，就是要謹慎地燃起報警的烽煙，注意派士兵偵察摸清敵人的底細，使老百姓無所害怕，無所驚慌，從而安心種田，發展生產，準備財力；所謂養力，就是要豐厚犒賞士兵，使之養精蓄銳，無精神負擔；所謂養氣，就是要使士兵勝不驕，敗不餒，始終保持旺盛的鬥誌；所謂養心，就是用人不盡其所為，以保其有一個正常的心理態勢。總之，要讓士兵蓄有怒氣，懷有欲望，並且不讓這種怒氣發泄幹淨，不讓這種欲望得到完全滿足。因為有怒氣就會有勇氣，怒氣不盡則勇氣不盡。有欲望就會有貪念，欲望不盡則貪念不止。這樣一來，即使天下統一了，士兵也不會厭惡戰爭，這就是為什麼黃帝發動七十場戰爭而士兵始終毫不懈怠的原因所在。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
將帥要有智謀和威嚴，士兵就不要太聰明了，使之愚鈍一些為好。因為將帥有智謀就可使士兵感到不可捉摸，深不可測；有威嚴就使士兵不敢違抗命令；士兵愚鈍，就會老老實實地聽命於將帥，就會效忠將帥而不怕死。大凡調兵遣將，必須做到知敵之主，知敵之將，然後可以冒險發奇兵。三國時，魏將鄧艾越過懸崖峭壁突然攻擊蜀軍，如果不是蜀主劉禪的無能，則鄧艾的百萬之師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擊破。鄧艾之所以敢這樣出奇兵，就是因為他了解劉禪的無能。所以說，古之賢將不僅能以自己的士兵向敵人挑戰，而且能通過對其將帥情況的分析試探而摸清敵軍的底細，這樣就可以做出正確的決斷了。

《心術》曰：
作為主帥，應該是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所謂知理即是知道戰爭的意義和目的，隻有這樣，主帥才能不屈不撓；所謂知勢即是知道戰爭的形勢，隻有這樣，主帥才能胸有成竹，不至於沮喪；所謂知節即是知道掌握戰爭的節奏及用兵的節度，隻有這樣，主帥才能伸縮進退自如。主帥應不為小利所動心，不為小患而不安，因為小利小患足以玷辱我軍的技藝與本領。要把心思用在處理大利大患方麵。隻有深懷技藝與本領而又自愛的人才能無敵於天下。所以說，一忍可以應付百勇，一靜可以製服百動。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遊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以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並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軍隊總有長處和短處，這在敵我雙方都是一樣的道理，試問：“我之所長，我拿出來運用，敵人當然不敢與我較量；而我之所短，我收起來不用，敵人也會硬與我爭鬥，怎麼辦呢？”答曰：“雖然我有所短，但我如果表現出頑強抗暴的精神，敵人就會懷疑而退卻。而對於我之所長，應悄然加以掩蔽，敵人就會因輕視而陷入我之圈套中。此長短之術也。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嚐敵，而又以敵自嚐，故去就可以決。
善於用兵的將領，要使士兵無所顧忌而有所依恃。士兵無所顧忌才會不怕一死，有所依恃才會對戰爭充滿信心。比如說，如果我們手中拿著短短的一截棒棰，遇到凶猛的老虎時，大家都會呼喊著一起圍攻老虎，而如果我們空手無依恃時，即使遇上小小的壁虎也會畏而卻步，此乃人之常情，知此者方可為將。即使穿內衣睡覺，但隻要你以手按劍，取時刻警惕的態勢，則強者也不敢逼近你；相反，即便你穿甲戴盔地靠在武器上入眠而不警惕，那麼孩童也可舉弓將你射殺。所以說善於用兵的人要始終保持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姿態，隻有這樣，你才能顯示出一種無窮無盡的力量。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製百動。
《遠慮篇》說：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作為一個聖人，他應該懂得經略之策，精通權術之道，深悟心機之要。擁有黎民，擁有群臣並擁有腹心之臣。經略之策，可讓天下黎民人人知曉，權術之道，不可讓黎民知道但可讓群臣知道，而對於心中之機要，則隻能讓個別心腹之臣知道。如果聖人不懂運用權力，就不可能辦好國家的事務；如果聖人沒有心機，就不可能成就萬世之功業。這些道理都是不便讓天下之民知道的。心機既然不可外泄於群臣，那麼皇帝與誰商議定奪呢？顯然是心腹之臣，所以說，心腹之臣對於皇帝來說不可一日沒有。後世認為夏、商、周三代以仁義奪取天下，以禮樂守護天下，不免盲目得出“聖人無機”的結論，但是我仍然認為，聖人如果無心機，是不能奪天下與守天下的，隻不過三代聖人之心機不如後世聖人心機之詭詐，所以後世之人往往不易輕易發覺。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有心機，必須要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這三個心腹之臣都能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所以說，禹、湯、武王之心機與三個心腹之臣相應和才成就了萬世之功業。三代以下的齊桓公、晉文公分別有管仲和狐偃為之謀劃；此外，吳王闔閭擁有伍子胥，越王勾踐擁有範蠡、文種。劉邦在奪天下與守天下的過程中，先後任用過韓信、黥布、彭越、曹參、樊噲、滕公、灌嬰、酈生、陸賈、樅公等，然而隻讓心腹之臣留侯與讚阝侯二人參與奇機密謀。唐太宗的臣子多奇才，然而委之深、任之重者也不過是房玄齡和杜建德二人。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都是一種必然的存在。君子有心機可以成就善業，小人有心機可以造就惡業。如果有心機，即使是惡業也可達成；如果無心機，雖然是善業恐怕也難以完成。所以說心腹之臣不可一日沒有。司馬氏可以說是魏之叛臣賊子，然而他有賈充之徒作為自己的心腹之臣，竟也達成惡業。反觀陳勝、吳廣，他們可稱得上是秦時的英雄，但最終為什麼沒有成就大業呢？這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心腹之臣沒有心機，即使有心機也外泄了。無心機與有心機而外泄，就好比虎豹想吃人而不知道設陷阱，或者是設了陷阱而不知道做好偽裝一樣。

《遠慮》曰：
有人會說：“所謂心機，隻有創業之君才借助於它，作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麼必要把事情搞得那麼神秘，有什麼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這真是一種可悲可歎的論調，試問，我們現今的守成之世能與太古之世相比嗎？不能，這就說明心機不可不用。況且天下之變常陷伏於所謂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說：“子少國危，大臣未附。”這種景況沒有心腹之臣難道不叫人寒心嗎？過去，漢高祖臨終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劉邦仍囑咐周勃輔佐孝惠帝、孝文帝。漢武帝臨終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縱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穩勢，聖人也常有累卵之憂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聖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
《左傳》說“：百官總己以聽於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給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對他產生懷疑呢？《左傳》還說：“五載一巡狩。”如果天子無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時，怎能放心拋開千裏之外的京城。又要誰來為他守護京城呢？現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開啟心胸，接濟緩急。為什麼作為天子就不該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聽命於下。君臣之間界線分明，上下之間沒有溝通。臣視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麼遙遠而不得親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視臣子，泊然無撫愛之心。這就容易造成這樣一種狀況：國家有憂，臣子不以為憂；君主有憂，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汙辱，臣子不去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沒有自己的尺度，有一個人說某人好就馬上任用他，而有一個人說某人不好就馬上割舍他。在這種氛圍下，作為宰相，他避嫌畏譏都來不及，哪裏還有時間專心以國事為憂呢？外降無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視宰相之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緊急之憂，君臣莫不顛沛流離甚至遭殺身之禍。所以我認為，聖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相互之間無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誇獎他我是這樣，百人詆毀他我也是這樣，仍使他有高貴的爵位，有優厚的俸祿，有十足的權力，然後與他共同商議國家機密大事，共同考慮應付天下之事變。

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範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遊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君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酂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宰相韓琦看到蘇洵的文章後十分讚賞，並將此文章奏報到朝廷，蘇洵因此被召試舍人院，但他以有病為由沒有到任。於是又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當時正趕上太常修撰建隆以來的禮書，故以蘇洵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禮書，並撰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可惜書成之後，剛剛上奏而沒有得到回音，蘇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賜綢、銀二百給他家裏，但其子蘇軾辭退了所賜之錢，隻求贈官，因此皇帝特贈蘇洵為光祿寺丞，並敕令有關部門用船將蘇洵的遺體運回四川。蘇洵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是漢代文翁的後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稱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學問著稱於世，操行風度高雅純潔，自號為笑笑先生。他擅長詩歌、文章、篆書、隸書、行書、草書和一種筆畫中絲絲露白的飛白書法。文彥博任成都太守時，對他感到驚奇，寫信給他說“：與可兄襟懷坦蕩，風韻灑落，有如晴雲秋月，一塵不染。”司馬光、蘇軾尤其敬重文同。蘇軾是文同的從表弟。文同又善於畫竹，他畫的竹，開始自己不知道寶貴，後來四方的人都拿著絲綢來請他畫竹，人們的足跡不絕於其門。文同非常討厭這種情況，氣憤地將絲綢丟在地上，罵道“：我將要把這些都做成襪子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這句話傳播作為一種口實。文同起初考中進士的時候，逐漸遷升為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又知陵州，後知洋州。宋神宗元豐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陳州宛丘驛，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停止了呼吸。

《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彼塚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裏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誌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崔公度曾經和文同一起同任過館職，在京都南麵遇見了文同，兩人都沒有說話，等到將要分別，文同隻是說“：明天你還來嗎？我要與你話。”崔公度把“話”聽成了“畫”，以為文同要給他畫。第二天再往，文同對他說：“我要與你話。”說完左右查看，好像怕有人聽到的樣子。崔公度方才恍然大悟，知道文同將要對他有話說，並不是要給他畫。文同說：“我聽到人們傳說人如果平時不亂說一句話，他的舌頭伸出來可以超過鼻子，你看我的舌頭怎樣。”於是就吐出舌頭，把他的舌頭折成三疊像烙的餅一樣，又引伸它抵到眉間，崔公度當時大為驚奇。及到京中聽說文同已經死了，崔公度才知道他所見到的文同並不是活著的文同。文同雖然死了，但他寫的《丹淵集》四十卷卻流傳於世。

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辟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