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於庶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製，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製，後代遵之，無複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醜即殯，是月丁卯葬，是為不逾月也。
五禮的分支，第二叫凶禮。從天子直到平民，身體皮膚毛發，都是得之於父母，其道理既然一致，其感情也相同，生則奉養，死則守孝，所以說三年服喪，是天下通行之禮。漠的禮製，天子崩，從生病到登天而去以及安葬，喪事的製度，與三代有所改變。魏、晉以來，大體輿漠相同。然而從漢文改變喪禮的儀製，後代遵行，不再有守孝三年之禮。到魏武臨終時，遣令說“天下還沒有安定，還不能遵循古製。百官應當到殿中哭喪者，分兩批哀哭，安葬完後就除去喪服。率兵屯守的將領，不得離部”。魏武於正月庚子曰崩，辛醜日停放靈柩，當月丁卯日安葬，這是不過月。
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製。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衝、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仆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鹹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逾。方今荊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為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敕禦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複膳，諸所施行，皆如舊製。”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柰何！柰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幹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眾。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粗席稿，水飲疏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複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後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柰何！柰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後之喪亦如之。
到宣帝、景帝崩時，都依權宜之製。文帝崩時，國內服喪三天。武帝也依照漠、魏的製度，安葬後就除去喪服，然而還是穿深衣戴素冠，不設宴席。太宰司馬孚、太傅鄭衝、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顥、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仆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枯等上奏說：“臣聽說禮典法度，隆盛還是減省依當時的情況而定，虞、夏、商、周，都不相沿襲，大概是有理由的。大晉繼承漠、魏，有變化有因襲，衹是期望足以振興教化而已，所以未能全都返回質樸，與上古相同。陛下既已屈尊依照漢、魏降低喪禮規格的舊典，以救助世事，而躬臨大孝，感情極其悲哀，戴素冠穿深衣，不設宴席，即使是武丁在殷代守孝，曾、閔當百姓守孝，也不過如此。現在荊蠻未平，各種政務還沒治理好，天下大事繁忙，勞累神慮，哪能得暇完全遵從聖旨，以滿足極悲哀的感情呢?臣等認為陛下宜割舍感情以匡時濟世，即令禦府改變服飾，內省改換座席，太官複膳，各種儀式，都如舊製。”下詔說：“每每思念死者，而不能服滿三年之喪，以寬慰悲痛的心情，況且還食稻衣錦，確實是換了方式刺激心情，不是用來解脫的好辦法。我出身儒家，接受禮的教育已久，怎麼能一日之間就改變對父親的感情呢!這件事來回說得很多了，可試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話，不要再紛紜不停地說了。說到悲傷的事情，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辦法!”司馬孚等又奏道：“伏讀聖韶，臣等受感動而傷懷，就想到了仲尼用來責備宰我的話，聖思之所以不能止息的原因，很深切很篤厚。然而當今兵甲未停，戰事未息，國家大事極繁重，天下極大。陛下以萬乘的尊貴，履行平民百姓的禮節，使用粗劣的薦席，喝冷水，吃粗蠣的飯食，內心充滿重憂，傷害了身體。而親自為天下大事勞累，坐而待旦，抑製心誌接見臣下，日西斜還來不及吃飯，如此辛苦勞累。因此臣等惶恐不安，確實擔心神氣因而受損，以損害大事。就敕令有關官員，改換座席恢複常度，完全依照老規矩行事。希望陛下考察采納愚誠，以寬慰皇太後之心。”又下詔說：“再覽奏議，更加悲傷，不能克製自己，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辦法!服喪三年，是自古以來共通的禮製，確實是聖人根據人的感情製定的適當的禮法。明信寬厚地行事。死者的靈魂一天天離得更遠了，雖然感情不夠篤厚，但是吃美味的食物穿華麗的衣服，也是受不了的。不宜改變恢複，更加傷害他的心，因此而與我隔絕，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辦法!”皇帝於是用這種禮服喪三年。後來為太後服喪也是這樣。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複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詔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誌。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製為短喪，傳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製，釋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製。”孚等又奏曰：“臣聞聖人製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製，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複製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台遊二年八月，下詔說：“這個月上旬，是先帝棄天下而去的日子，就到了周年。我孤獨無依，又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一敘人子之情呢!思慕之情煩擾酷烈，想去陵墓瞻仰奉侍，以表達哀痛之情。主管者做好出行的準備。”太宰安平王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仆射武陔等奏道：“陛下極其孝順，哀思無邊。孝服雖然已經除去，但是悲痛損傷身體，吃粗榍的食物，有損精神。現在雖然是秋季，但還有餘暑，去謁見山陵，悲痛摧傷身心，群下因此惶恐而屏息，認為應當抑製聖情，以寬慰天下。”下詔說：“孤獨無依地忽然一年已滿，悲痛思慕之情，總是不能滿足。想要瞻仰奉侍山陵，以敘悲傷之情，身體精神自然就好。天又涼快了，就可出行，不能按所奏的辦。主管者就可做好出行準備。”又下韶說：“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也是帝王極謙遜的心意。將要謁見山陵，怎麼能不穿喪服呢?將穿喪服而行。”司墨堊等又奏道：“臣聽說上古服喪期沒有確定的時間，後代才逐漸規定了年月。漢文帝根據時世之宜，規定縮短服喪期限，傳於後代。陛下以國家宗廟之重，天下百姓之故，已依照權宜之製，去除了喪服，群臣百姓都穿禮服，現在謁見陵墓，以敘悲哀思慕之情，如果穿上喪服，舉止不當。不敢奉韶。”下詔說：“我也知道並不在於喪服的緣故。然而作為人子的心情，衹是以身穿喪服表達人情之常情。群臣自然都照舊製。”司馬堊等又奏道：“臣聽說聖人製定典章製度，必因時製宜。所以五帝的音樂不同，三王的禮法有異，造就是古今不同，質樸和文采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因時製宜，克製自己，實行權宜之製，除去了喪服，而行心喪之禮，現在又要恢複喪服，沒有可依據的義理。如果君穿喪服而臣不穿，也不會心安。參與議論宜如前次奏章所言。”下詔說：“祇擔心感情不能達到，穿什麼衣服關係不大。諸君懇切至誠，怎麼能隨便違背呢?”
泰始四年，皇太後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床，以布巾裹塊草，軺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製，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後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禦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製，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製，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明皇後崩及武元楊後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四年，皇太後崩。主管部門奏請：“按前代的舊例，在守喪住的倚廬中用白縑帳、蓐、素床，用布巾裹塊草，韶輦、版輿、細犢車都用縑裹。”詔書不同意，衹讓用布裝飾車輛，其他服喪的規矩，不改變禮法的規定。主管部門又奏：“剛去世的皇太後應當在四月二十五安葬。舊例，既葬而祭穿喪服，祭後就除去喪服。內外官僚都就朝時晡時哭喪之位，皇上除去喪服後，各自回去除喪服。”下詔說：“守喪三年，是天下共通的禮製。接受父母終身之愛，而沒有數年的報答，怎麼能安葬後就除去喪服，這是感情不能忍受的。”主管部門又奏道：“世事有艱險和平易，政局有衰落和隆盛，各自的時代不同，確實有理由這樣做，並不是忽略禮法。當今戎馬未散，國事繁忙，都需要處理，以使各項事業興旺。從前周康王剛入翼室，還戴冕上朝。到了漢、魏時，安葬之後就除去喪服，帝王守喪之禮，從古代就廢除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那樣的禮製，依從當前的時宜。”下韶說：“三年守喪，是用來表達感情推行禮法的方式，安葬之後就除去喪服，是不能忍受的事。將以此表達我悲哀的心情，如果在天之靈因此與我隔絕，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主管部門又再三奏請。下詔說：“衹擔心不能做到真正的孝順，不要擔心因此損害身體。我確實知道穿什麼衣服是小事，然而現在一心想要守喪，一概用吉禮之物替換，是使至誠之心受到傷害的事，不是表達思慕之情的方式。各個朝代的禮典質樸華麗都不相同，為什麼限定依照近代的禮製，使共通的喪禮廢缺呢!”群臣又再三奏請，皇帝長時間流淚然後同意了。文明皇後和武元楊後崩，天下將吏哀悼三天後停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為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仆射江虨等四人並雲，閔僖兄弟也，而為父子，則哀帝應為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雲“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雲：“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穆帝崩，哀帝即位。皇帝是穆帝的叔伯兄弟，墮帝之舅褚歆上表，中書答覆朝廷沒有這樣的禮儀，韶令交付朝廷議論。尚書仆射江彭等四人都說，閔、僖是兄弟，而像父子一樣繼承，那麼哀帝應該是皇帝的繼承人。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說：“成帝對自己的親人不偏私，越過天倫之親傳授帝位，康帝受命於顯宗。社稷之重，已轉移了，從繼承的次序看，宜繼承康皇。”尚書謝奎等六人說：“繼承的正宗，應當依據天生的關係，從人情上考察，應當繼承顯宗。”詔書聽從王述等人的議論，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仆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逾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逾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攬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嚐論雲，《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啟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除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衝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製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二年七月，崩後第二個周年遇閏月。博士謝攸、孔粲議論說：“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其實是閏月而說是十二月，是因為附於前麵正式的十二月。喪事以遠為先，那就應當采用博士吳商的話，在閏月舉行祥祭。”尚書仆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的意見都相同。殷康說：“過了七月而還沒到八月，豈能說是過了周年之時。如果肯定搞不清楚，就應當順從更重的。”袁宏說：“如果碰上閏十二月而不取，那麼遣一年就沒有終結，本來是不合適的。《漢書》以閏月為後九月，表明這道理相同。”鄭襲說：“中宗、肅祖都在閏月崩，大祥期滿除去喪服的改變都用閏的後月。先朝尚且用閏的後月，現在閏月附在七月之後，用這個月有什麼疑惑，也符合以遠為先表達哀情的說法。再說閏月是後七月而不是八月，豈有過月的嫌疑!”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司馬恬、右丞戴謐等有不同的議論，王彪之說：“吳商是個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賢大儒、公輔重臣、作為時代的楷模的人。再說取閏沒有證據，衹是持著遠El的義理，越過祥忌之日，限於外取，不合於卜遠的道理。又丞相桓公曾經論道，《禮》記載二十五個月大祥。為什麼越過周年取閏，而成了二十六個月呢?”於是啟奏說：“有人認為閏月附在七月後，宜用閏月除喪服。有人認為閏月之名雖然附在七月之後，但實際上三旬就是一個月，所以應該在七月除喪服。臣等與中軍將軍桓衝參酌詳審，一代的大禮，應當依據經典。三年守喪，十三個月練祭，二十五個月結束，這是《禮》上的明文。《陽秋》之義，閏月在年內，就略去不計。表明閏月在年外，那就不應該取閏月以越過周年忌日的重要祭禮，這是禮製中大祥期滿除去喪服必用正式的周年的原因。”月末己酉，皇帝除去喪服穿禮服。徐廣評論說：“凡是辨明義理，如果沒有明顯的依據和明文可以用來作為準則決定取舍，那就一定有疑難。禮法有疑義時從重，治喪之製有疑義寧可更悲哀，順於事理人情，本來有現成的論斷。王彪之不能援引正確的義理，用來說服人，衹是用名位壓人，君子虛心接受，心中沒有厚薄，難道是這樣嗎!執政者因而施行，大概是不對的。”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修複，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後臨朝，後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後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魏武於正月崩，魏文在造年七月設各種伎樂歌舞表演，這是魏不因喪事而取消娛樂活動。從武帝以來，國家有大喪，就取消娛樂活動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之喪未除喪服，到元旦朝會群臣也取消樂舞。穆帝永和年間，因為中原陵墓沒有修複，連年元旦朝會群臣都取消樂舞。這時太後臨朝聽政，太後父褚裒薨，元旦朝會群臣又取消樂舞。孝武太元六年，因皇後王氏之喪，也取消娛樂活動。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司馬道子議論說：“先帝崩後，結婚嫁娶不準作樂，以一周年為限。”
漢儀，太皇太後、皇太後崩，長樂太仆、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製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漢代規定，太皇太後、皇太後崩，由長樂太仆、少府大長秋主持喪事，三公負責喪葬製度事宜，其他依禮儀規定。魏、晉也與天子之禮儀相同。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後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製，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製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製所依，蓋漢帝權製，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製，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製，更以意製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複諒闇終製。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誌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製者非製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複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製。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仆射盧飲、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雲：“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後、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雲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來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製。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飲、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後崩，到時將遷到峻陽陵，依舊製，安葬完畢後，皇帝及群臣除去喪服穿禮服。在此之前，尚書祠部奏請按照博士張靖的意見，皇太子也依規定一起除喪服。博士陳逵議論，認為“現在所依照的製度，是漢皇帝的權宜之製，這種規定出自有關部門，不是正禮。皇太子沒有國事，自然應當服滿喪期”。下韶再詳審討論。尚書杜預認為：“古代天子諸侯服父母之喪開始與齊縯斬繚相同，安葬之後除去喪服，住在服喪之處，不穿孝服守喪直到服喪期滿，不與士入平民同禮。漠氏承秦製，普天下為天子穿喪服三年。漢文帝看到下民服喪不能時間太長，卻不知道古代的禮製，另外按自己的意旨製定祥撣之祭，除去喪服穿禮服。魏氏衹以到下葬為限，繼位之君不在居喪之所服滿喪期。學者們很久以來就認為這樣不對，然而終究不從經傳中去推究，考察其中的行事，祇說王者三年的服喪期，應當穿繚麻滿二十五個月。繼位之君如果這樣，那麼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喪服。雖然有誌於專心服喪，受到各種因素的交替製約而不能實行。到現在君王都依照漢文的輕典，是由於居喪守孝的人不守禮製。現在皇太子與皇上同體，應恢複古製，卒哭之祭後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服滿喪期。從義理上說既不應該不除喪服，又不取法，是使喪禮純正的方式。”於是尚書仆射盧斂、尚書委鑿蟹問絲預所依據的證據是什麼。絲預說：“古書說三年之喪期從天子起，這是說天子沒有一年的喪期，衹有三年的喪期。不是說居喪三年穿喪服，與士人平民同禮。所以皇後、太子之喪，而叔向說有三年之喪兩件。周公不說高宗服喪三年，而說在居喪之所守喪三年，這是解釋不穿喪服守喪的文字。叔向不譏刺景王除去喪服，而譏刺他宴飲奏樂太早，表明安葬之後應該除去喪服，可是違反了居住在守喪之所守喪的禮節。《春秋》中，晉侯設宴招待諸侯，子產輔佐鄭伯，當時鄭國簡公還未下葬，請求除去喪服以後再聽取命令，君子說這樣很符合禮義。宰晅前來饋送惠公仲子的助喪之物，傳中說‘吊慰活著的人沒有趕上葬後的安神禮，。這都是安葬之後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的證明，先儒原有的說法，也常常可以見到，衹是學者沒有好好考慮。《喪服》中，諸侯為天子也穿斬績，難道能說一直穿滿三年嗎?向上考察七代，不知道帝王君臣上下穿喪服三年的有誰；向下推論將來，恐怕百代帝王將是同樣的道理罷。並不是一定辦不到，而是情況不允許，所以知道聖人不虛設不能實行的製度。仲尼說‘禮法的增減即使是百代也可以知道’，說的就是這個。”於是盧欽、魏舒認為他說得對，就讓杜預寫奏議，奏道：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仆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遝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叩首說：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論，認為“孝文權宜之製規定三十六天的服喪期，用代替月，道有盛有衰，禮不可能完美，皇太子應割舍哀情除去喪服”。博士陳逵等議論，認為“三年的服喪期，是人子用以表達哀情的方式，所以聖人製定禮法，從上到下都通用。因此現在規定，眾將吏遭父母之喪者，都給假二十五個月回家服喪。這是為使孝道篤厚，用來風化天下的方式。皇太子內心以極孝著稱，可是外表上卻要除去喪服，遣不是禮所說的與情相符的做法。不宜除喪服”。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仆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遝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製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汙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製禮，自上達下。是以今製，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盧欽、魏舒、杜預謹考察張靖、陳逵等的議論，都衹看到所學禮法的一個方麵，不懂得帝王服喪之事古今的共通之禮。從上到下，尊卑貴賤，事物各有自己所適宜的道理。所以禮有以多為貴的，有以少為貴的，有以高為貴的，有以下為貴的，都衹能根據本身所適宜。不然的話，那就本末不正，就不能長期實行。天子與群臣，雖然哀樂的感情相同，但所處的地位實在有別，所以禮也不能相同。《易》說“上古之時喪期沒有規定的時限”，《虞書》說“三年之中天下不奏樂”，這以後就沒有別的文字記載了。到周公旦，才說“殷的高宗住在守喪之所三年不說話”。注解說“諒，確實；合，沉默”。過了五百多年，子張對此有疑慮，就去問仲尼。仲尼回答說：“不僅僅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這樣，君王薨，百官都聽命於塚宰三年。”周景王有皇後、太子的喪事，安葬之後除去喪服而宴飲奏樂。晉叔向譏刺說：“三年服喪期，即使貴為天子也要服滿，這是禮法。現在王即使不能服滿喪期，宴飲奏樂太早，也不合禮法。”這些都是古代文獻中關於天子的喪事的記載。稱高宗時不說服喪三年，而說在居喪之所三年，這是解釋脫去喪服守喪的文字。譏刺景王時不譏刺他除去喪服，而譏刺他宴飲奏樂太早，表明安葬之後應該除去喪服，可是違反了在居喪之所守喪的禮節。堯崩，舜在居喪之所守喪三年，所以說不奏樂。由此而言，天子居喪，齊縯斬縯之服，菲杖絰帶，應當服滿喪期。安葬之後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期滿，三年不改變其父的為政之道，所以百官都聽命於塚宰。喪服已經除去，所以稱美不說話，表明不再枕著土塊睡在草墊子上，而荒廢國家大政。《禮記》說：“三年之喪，從天子開始。”又說：“父母之喪，不分貴賤都是一樣的。”又說：“喪服的上衣、喪車都不分等次。”這都是說天子居喪，衣服的規定與凡人相同，不穿喪服心存哀悼三年，也沒有服喪三年的記載。然而繼位之君，還是常常懈怠荒廢。自從廢止在居喪之所守喪之製後，就使得高宗在古代大為出名，使子張在那時產生疑問，造就是賢聖之所以譏刺的原因，而不是譏刺天子不穿喪服守喪期滿。
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雲：“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周景王有後、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雲服喪三年，而雲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製，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塚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複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雲：“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雲：“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製，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秦焚燒書籍，任意行事，違背古禮影響後世。漢祖草創，因襲不變。以至於全天下都穿重服守喪期滿，早晚哀哭，經曆寒暑，禁止嫁娶飲酒吃肉，其製度不合情理。因此漢文臨終下韶，入殮後就下葬，安葬之後製定了穿各種喪服的人祭祀除喪服的期限。造雖不合高宗在居喪之所守喪的義理，但與古製接近，所以傳於後世。當時預先修建陵廟，所以入殮下葬能在十二天內完成，因而定局製度。近到明帝，沒有陵廟存放牌位，五十天才下葬，哪裹還說得上三十六天的服喪期呢?這是因為當時經學疏略，不效法前代聖人的弊病。魏氏應從天命改朝換代，以安葬後為限，與古製相合，但是不注重在居喪之所守喪，輿前人所譏刺的毛病相同。自從泰始開元以來，陛下追效前代崇尚在居喪之所守喪之禮，自始至終謹慎地誠篤居喪，確實符合古製，超過了殷宗，天下歌頌，這確實不是張靖等人所能追溯到的。
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製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製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製。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製，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諸侯的禮製，應當是很完備的。諸侯厭惡這種禮法妨害自己而刪削典籍，現在保存下來的衹有《士喪》一篇，而戴聖的記載又參雜在其間，也難以作為準則。天子之位極尊，國家政務極大，群臣的人數極多，與凡人是不同的。所以剛去世的皇帝安葬之後，就在廟中柑祭，然後除去喪服。自己不除喪服群臣就誰也不敢除，因此委屈自己除去喪服。而在居喪之所守喪期滿，天下之人都說我們君王仁義。委屈自己順從權宜之製，都說我們君王孝順。不穿喪服守喪，我們君王還是如此純篤。所有的臣子，又怎麼能不勉勵自己崇尚禮製呢。這本是聖人的禮製，移風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導致和樂升平的原因，哪裹是僅僅穿著喪服而已呢!
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製，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製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
如果為難，再以權宜之製自己居喪，在屈伸厭降方麵有疑問，要以職事判斷，那麼父親在為母親服喪周年，父親去世服喪三年，這是以至親屈從於至尊的道理。被父親休棄的生母之喪，以至親屬屬，而長子不得穿喪服，體現至尊之義，升降都跟隨，不敢專獨。《禮》規定：諸子的職責是掌管國子的聚集訓練。國家有事時就把他們交給太子，一切聽他指揮。《傳》說“君王出行就留守，有人留守就隨行，隨行叫做撫軍，留守叫做監國”，不算是無事。《喪服》規定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都服喪三年。內宮之主，能說是無事嗎?考察漢製，孝文之喪，功禪之祭完畢後，孝景在未央宮穿禮服，薄後、寶後必定不能在另外的宮中穿齊綴斬綬，這是可想而知的。何況皇太子輔佐至尊，與國家一體，本來應該上遵古禮，下與近時之製相符，委屈自己除去喪服以寬緩下人，符合一代現有的禮典。
若如難者，更以權製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製，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製，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後、竇後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製，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
君子對於禮，有的是直接奉行，有的是變通減省；有的是按照常規照章實行，有的是采用權宜之計去掉，保存在內心而已。禮不是指玉帛之類，喪事難道僅僅是指繚麻之類的孝服嗎?這既是臣等所說的治國的製度之大義，而且更貼近現實，也有不妥之處。現在皇太子至孝篤誠，出自於自然，思念號眺，在停放靈柩的宮中匍匐不起，剛去世的皇後已經祭奠過後，去而不複回，必然會想象她平時的一言一行，在陵墓彷徨。如果不變服在居喪之所守喪，那麼東宮的臣仆，從道理上說也不能除去喪服。這是永福官屬，將獨自穿喪服行事，出入宮禁，也難以實行下去。現在將吏雖蒙恩都有二十五個月的假為父母服喪，但是如果是大臣，也要改變他的喪期。從前翟方進認為自己是漠丞相，服喪三十六天，不敢超過國家典章的規定，何況皇太子呢?臣等認為皇太子應如前麵所
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雲非玉帛之謂，喪雲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製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彳旁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仆，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製。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逾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製。
奏，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滿三年。
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製除衰麻，諒闇終製。
於是太子就按照厭降的說法，順從國製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滿三年。
於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采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
當時內外之人猛一聽到杜預的異議，都很奇怪。有人就說他違禮以趨合時事。當時杜預自己也不解釋，回去讓博士段暢廣泛收集典籍中的有關議論，作為證據，要使大義昭彰，足以留傳到將來。段暢接受杜預的意旨，於是撰集書傳中的舊說，把書籍中記載的事實和成說一條條列舉出來，作為確定的證據，以弘揚他的宗旨。傳記中有與現在的議論相同的，也列舉出來，廣泛列舉兩種說法，以表明所憑藉的準則，以證明這件事。其文辭繁多不載。
武帝楊悼皇後既母養懷帝，後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詔述後恩愛。及後祖載，群官議帝應為追製服，或以庶母慈己，依禮製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眾議不同。閭丘衝議雲：“楊後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武帝楊悼皇後撫養了懷帝，皇後遇難時，懷帝還年幼，到他即位，親自下詔書敘述皇後的恩愛。到皇後將要下葬行祖祭之禮時，群官議論皇帝應為她追服喪，有的認為作為庶母慈愛自己，依禮服小功五月之喪，有的認為撫養自己的庶母如同生母服齊線，眾人說法不同。間丘衝議論：“楊後撫養聖上，這是私情。現在以恩禮追封號，不能拊祭於世祖廟。帝王沒有慈養的喪服，認為可在下葬行祖祭之禮時，穿素服三天哀哭而已。”於是聽從他的說法。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後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製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末，成恭杜皇後周年忌日，主管部門奏議，至尊滿一年應該改服。下詔說：“君和親，是禮教中最重要的，權宜之製衹是近代才出現的。”於是照舊穿素服，這本不是漢、魏的禮典。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啟：“先王製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江虨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製緦麻三月。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皇帝想服重孝。江彭啟奏：“先王製定的禮法，應該是穿鰓服。”下韶想降格為周年喪期，江彭又啟奏說：“壓抑私情，就是尊崇祖先。”於是穿鰓麻三個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後褚氏崩。後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後道矣。服後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後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於是帝製期服。
孝武寧康年間，崇德太後褚氏崩。太後是皇帝的堂嫂，有人對服什麼規格的喪有疑問。博士徐藻議論，認為：“侍奉父親與事君恭敬相同。又，禮法規定，其夫屬於父親的行輩的，其妻都屬於母親的行輩。那麼夫屬於君輩，妻也就是後輩了。為太後服喪應以侍奉母親的樣子。魯譏刺違反上下位次的祭祀，以表明尊重尊者。現在皇上親奉康、穆、哀皇及靖後的祭祀，表達的敬意與父相同。怎麼能以君輩恭敬他，而因自家的親戚關係不服喪呢?認為應當服齊綴一年。”於是皇帝服一年喪。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後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後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製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製。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後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隆室四年，繼太皇太後奎壓崩，服喪的規格有疑問。尚書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書婁胤、孔安國、祠部郎j鑪議論：“太皇太後名位很正，與皇帝同體，道理和製度都具備，感情和禮法更加順暢。《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然稱為夫人，禮儀喪服就要從正。所以成風稱了夫人之號，文公為她服三年之喪。子對於父親的生身父母，體尊義重。再說從禮法上說，祖不壓孫，本應依禮服喪沒有疑問，而根據情理設立製度。如果覺得禮法中沒有明文規定，那麼有疑問時從重，認為應當像為祖母一樣服齊績一年。永安皇後五服之外無服喪關係，衹要一舉哀哭悼，百官也服一年之喪。”詔書同意。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孝武帝左五十五年，淑媛速旦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主管官員參酌母以子貴，贈淑媛眉夫人，置家令主持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論：“《喪服傳》稱以與尊者的關係為準，那就不為私親服喪。又有，君父不為之服喪的，子也不敢服喪。所以王公之妾之子為其生母服練冠麻衣，下葬後就除去喪服，如果不在五服之內，就不服喪。”聽取了他的意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後製三年之服。
立五二十一年，耋亙瞳崩，孝武太後服三年之喪。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禦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雲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無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雲‘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複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為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製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雲：“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期故也。”於是從之。
元年三月，皇太孫司馬尚薨。主管官員奏，禦服齊繚周年。下韶交群臣議論。散騎常侍邀墮認為：“諸侯的太子，是否接受了天子的爵命，其尊卑是不同的。《喪服》說為嫡子服長殤之喪，說的是沒有接受爵命的，接受了爵命就不算殤了。”中書令卞粹說：“太子一出生，本來就很尊貴，不須等接受爵命後才尊貴。像謝衡所議的接受了爵命後不算殤，那麼無喪服之子應當服斬繚三年；沒有接受爵命而夭折，那即使是十九歲也服大功九個月。是否接受了爵命，其中的升降很細微；斬縯和大功，其中的輕重相差得很遠。而現在注解說‘諸侯不降低嫡子之殤的規格，是重視嫡子’。不願意無喪服之禮，以大功作為重視嫡子的喪服，那麼即使是接受了爵命，很明顯也不再有三年之喪的道理。男的能保衛國家，女的能奉行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了已成之事，所以不算殤，不是說的孩童。做夭折者的繼承人尊之如父，還是不能加重禮典而衹能服殤喪，何況以天子之尊，而為無喪服之禮的夭折者服成人之喪嗎?凡是應該重視的殤喪，士大夫都不穿喪服，而讓至尊獨自服重喪，從來沒有聽說過。”博士蔡克之議與卞粹同。秘書監摯虞說：“太子出生時，就行成人的禮儀，那麼殤喪之理就應該去除了。太孫也與君同體傳重，依所處的地位服喪，完全不按年齡。天子沒有服殤喪的道理，因為沒有一年喪。”於是采用他們的議論。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群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製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幹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製。”詔叢之。
魏氏舊製，國家有大喪，群臣穿孝服，用帛做綬袋，用布做劍衣。新製定的禮法規定，因為傳中稱“除去喪服後沒有什麼東西不能佩帶”，說明服喪時就沒有佩飾。另規定齊繚斬繚之喪不佩帶劍綬。摯虞認罵“《周禮》中武賁氏，是士大夫之職，都執兵器守衛王宮，國家有喪事，就穿喪服執戈盾守門，下葬時跟在車後哭。又有，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執幹戈在宮禁內外設警戒。表明在辦喪事時，大概要重視宮禁的防衛。除去喪服後沒有什麼東西不能佩帶，指的是服飾之類的東西，不是說防衛的武器。應製定新禮規定用布做劍衣照舊，其他都依新製度”。韶書同意。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以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稿車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舊例，將下葬時，設吉凶儀仗隊，都配鼓吹樂器。新禮法因為禮書沒有吉駕引導隨從之文，臣子不應脫去衰麻喪服而穿彩色衣物，所以除去吉駕儀仗隊。又有，喪事不奏樂，禁止各種音樂，所以除去喪事的鼓吹樂器。摯虞認為：“下葬有祥車空缺左邊的位置，就是現在的容車。安葬之後，中午回到停放靈柩之室虞祭。迎神而回。《春秋傳》中，鄭大夫公孫繭去世，天子追賜大轄，讓它跟在靈車後麵。《士喪禮》中，出葬時有蘗車乘車，用來裝載死者生前穿的衣服。這都是不僅有靈車，也有吉駕的明文。既然設有吉駕，就應有引導隨從，以像平時活著的樣子，以表明不致死的意思。臣子的縯麻喪服不能為自己的原因而脫去，為君父脫去就沒什麼不可以的。《顧命》之篇的記載足以證明逭點。宜製定新禮設禮服引導隨從如舊，穿喪服的鼓吹樂隊應除去。”下詔書同意。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製，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曆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漢、魏舊例，大喪及大臣之喪，牽紼的人唱挽歌。新禮法認為挽歌產生於漠武帝時役人服勞役時唱的歌，聲音哀切，於是用來做送終之禮。雖然音調淒慘，但不是經典所規定的，違反了禮製銜枚在口中的道理。正在號哭思慕之際，不宜用歌這個名義，取消挽歌。摯虞認為：“挽歌因有唱有和而成為淒慘之聲，銜枚在口中是為了盡哀，這也是用來感動眾人的方式。雖然不是經典中所記載的，但這是曆代實行的舊例。《詩》中說‘君子作歌，用來告哀’，用歌為名，也沒有什麼妨礙。宜製定新禮照舊實行。”下詔書同意。
鹹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雲：“《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雲，‘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幹。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遽主穆王之喪，而國製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盛寧二年，安平穆王薨，沒有繼承人，以母弟司馬敦上繼盧逗之位，遞送文書給太常問應該服什麼規格的喪。博士張靖答覆，宜依照魯僖公為盟公服三年喪的例子。尚書用文書責問張靖：“壬旺不以司馬敦為臣，塱屋聖不繼承擅玉之位，與因、堡的情況不同。”逐塹、塞旦議論，因為穆王沒去自己的封國，司馬敦沒有在諸侯朝中任職，不應服三年喪。從義理上來看，司馬敦應服本來的喪，一年除喪服，主持穆王的喪祭三年完畢後，就吉祭塞逗。逐筮說：“《禮》說，君的子孫之所以做兄長的臣，是治理國政的緣故。《禮》中又有替諸侯為兄弟服斬縯的，說的是鄰國的臣對鄰國的君，有如同本國之君的道義的原因。現在垂旺既沒去封國，不以兄弟為臣，司馬敦沒在諸侯朝中任職，沒有鄰國之臣的道義，與閔、僖不同，如文書中所說。衹是喪事無人主持，司馬敦既然奉詔繼國，受重托主持喪事，掌管他的祭祀。‘大功的入主持別人的喪事，有三年之喪的必須為他祭祀兩次，。鄭氏《注》說‘這是說死者的叔伯兄弟來做喪事之主。有三年之喪，是說死者之妻或是子幼小’。‘祭祀兩次，說的是大祥小祥之祭’。疆蛆及國臣從禮法上說都應當服三年喪，這是有三年之喪的人，司馬敦應當為他主持大祥小祥兩次祭祀。再說哀樂不相混，吉凶不相幹。宮禁中還在穿孝，哭泣未止。司馬敦忽然之間主持穆王的喪事，而國家喪服還沒除去，就不能以自己本身的喪服已經除去了而吉祭獻王。”
鹹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為從父，有司奏應服期，不以親疏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來繼，不複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製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製，義將安托！”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彩素之製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鹹寧四年，陳留國上疏，燕公是王之父，王出供奉明帝祭祀，現在是王的伯父，主管部門奏告應服一年喪，不能因親疏尊卑而降低喪禮的規格。下詔說：“王奉魏氏祭祀，所承擔的責任重大，不能以私親關係服喪。”穆帝時，東海國說，哀王去世一年後，繼位之王才來繼承，不再追服喪，群臣都已恢複了禮服，國妃也應一同除去喪服。下韶說：“朝廷之所以依照權宜之製，是因為國事所迫，不是改變禮製。婦人傳重之義重大，如果依照權宜之製，義將寄托到哪裹!”於是國妃服滿三年之喪。孫盛認為：“廢棄三年之禮，開啟浮薄苟且的源頭，這是漢、魏的大失誤。如果認為丈夫應該因國事除去喪服，婦人可以服滿喪期，造就使吉凶的禮儀在宮中混雜，彩色和素色的服製內外錯亂，恐怕是於情於禮都有違失，哀樂都難以得當吧!”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於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嚐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穨，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台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說：“謹考察《喪服禮經》，‘庶子為母服鰓麻三個月’。《傳》說‘為什麼服鰓麻?以尊者為準則，不敢為自己的私親服喪。，這是《經》、《傳》的明文，聖賢的格言。而近來開國的公侯，以至於卿士，庶子作繼承人的，都各自放肆自己的私情，為庶母服喪，與嫡母相同。這是陋俗的弊病，溺於私情而傷害教化，如果放縱而不革除，那麼因循流傳下去將難以糾正。再說尊重尊者愛戴父母，雖然是禮的大節，然而壓親於尊，由來已久。《禮記》說，‘作為父親的繼承人，不為被休棄的母親服喪，是因為不祭祀，。還有，禮法規定，天子父母之喪，下葬之前，在服喪期參加祭祀天地社稷的典禮。這都是莊重嚴肅極為恭敬，不敢因私廢尊。現在身受祖宗遣業的重任，而以庶母之私情，廢棄祭祀之事。五廟的祭祀廢缺，衹因一妾的喪服，從情禮上考求，沒有比這更大的過失了。整個社會都是如此，沒有誰稍加批評。即使看法有所不同，但做事不敢有異。所以正禮於是衰微，而習非成俗。這正是《國風》為之思古，糾、雅》為之悲歎那一類的事情。當今天下漸漸安定，王化曰新，確實應該崇尚宣揚禮訓，以統一風俗。請台省機關考察整理經典，宣明國家法度。”沒有答覆。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於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製，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為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製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製，則大功九月。古禮今製，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製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台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嚐之禮，習成穨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謂宜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請為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製，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十八年，車胤又上言：“去年上言，近來開國公侯，以至卿士，庶子作繼承人的，為庶母服喪，與嫡母相同，違反了禮製，應當加以約束抑製。事情奏上一年多，沒有得到答覆，不明白朝中議論有什麼疑慮。如果認為所陳述的事情可能有謬誤，那麼經典中有明文；如果認為古今有所不同，那麼晉有現成的典章。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請求服齊繽三年，詔書讓他依照從前樂安王的舊例，服大功九個月。興寧三年，故梁王司馬璉又是生母去世，也請求服喪三年。《庚子詔書》依照太宰的舊例，同樣讓他服大功。如果嚴格按照周禮，那應該服鰓麻三個月；如果奉行晉製，那就是大功九個月。古禮和今製，都沒有服喪三年的說法，而近年以來，各自放縱私情，相互比擬沿襲，逐漸成為習俗。放縱下去而不加禁止，那麼聖典就要消亡了。尊敬尊者愛戴父母，是人的立身之本。王化所遵循的義理，是兩個方麵而已。所以先王製定教化，務要弘揚其中的最高準則，尊崇郊社之祭的禮敬，製定了在服喪期參加祭祀天地社稷典禮的規定，崇尚宗廟的祭祀，降低庶子的喪服，這是用來治理禮樂教化，使天下教化成功的方式。為王道而舍棄家事，為祖宗而壓抑私恩，難道不是上行於下，父行於子的道義嗎?如果尊敬尊者之心可以不時放棄，應該壓抑的私情遇到事情就要抒發，對祖宗的恭敬就會衰微，而君臣之間的禮儀就要受到損害了。對祖宗的崇敬衰微，事奉君王的禮儀損害，而想要人民安寧教化隆盛，這不是很難的嗎?誠摯之心所痛惜的，實在就在於此。職責之內的事情，不敢不言。請台省機構參詳審議。”尚書奏：“根據上書之言交主管者詳細考求。依照禮法，庶子輿尊者罵一體，不敢為私親服喪，這是尊重祖先恭敬宗廟的義理。近來衰微了，這種禮節就會廢棄。封國之君廢棄祭祀五廟的重任，士民百姓闕失祭祀之禮，逐漸形成陋俗，應該加以糾正。經過內外參酌詳審，認為應當按車胤上疏所說的辦，可以依照樂安王服大功為準。請求製定告諭文書如下，頒發到內外，以確定常規，使普遍依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