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逾，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效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鹹服。而世屬僥幸，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卻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疒甫}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協，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於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鹹棄，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雲：‘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
傳說：“用禮來治理天下，老百姓就會有廉恥而且會糾正過錯。”讓老百姓不觸犯刑法，不如讓老百姓不逾越禮法，如此說來，帝吳的時代輿伏犧氏的時代相比，應該說是有所不如了。至於天地剛剛形成的時候，萬物運動變化其形體就顯示出它的喜怒哀樂，承受天地之氣而顯示出它的善惡，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獄刑罰被看輕，恩澤仁政先施行，是為了摒除災害，使老百姓達到安逸和諧，好像琴瑟一樣，不忘記準則，類似於春秋化成萬物，好像堯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戰陣，軒皇有轡野的軍隊；像雷鳴電閃一樣顯示威勢，這是高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戰場上擺開陣勢殺敵和把罪犯殺死後在市朝陳列示眾，都是要嚴肅天刑，懲罰為首作亂的人，推論他們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興起仁義之師，羽山一帶全部歸服。但是世人心存僥幸，世事敗壞，國政混亂，禮教衰落，訴訟和刑罰不斷出現，於是孔子說：“審理訴訟，我和別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訴訟的事件完全消滅了才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藏起各種武器，師法大自然養育人民的原則，效法堯禹的做法，在治理國政中施行恩澤，威權之中含有禮樂，有時是通過觀察言詞來弄清楚旨趣，有時是通過仔細聽取言詞來察看言外之意，有時是通過彰明善行來激發真情，有時是通過鏟除惡行來推崇根本。至於用威勢來確定霸業，把天下納入正軌，用成王、康王的事來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造就是所說的酌取遣存的善行來愛民治國。至於敗壞倫常，行道違背了明察審慎，造就像夏癸殘害百姓，商辛禍害四海，衛鞅無容身之地，韓非的暴虐讓人無法忍受，與那《甘棠》詩所詠唱的，並沒有達到一致。秦文當初創造了誅減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抽脅一項，牢獄裹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樣，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漢王劉邦與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用來安撫他們，漢文帝用刑措之道統治，於是百姓歡悅，感到交了好運氣。但是監獄隨著主意的變化而變化，法令和心意一樣變動，在宮闕下被迫交出玉杯，皇後宮妃也走在出逃的墾路上，像王迂倒掉肉醬那樣悲痛，身被刑罰，全宗族都被係入獄。何況是多次晚上被囚禁在京兆，在長安的市肆上被示眾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個跟著一個，京城裹囚犯相繼到來，也是經常有的。而在即將滅亡的國家，刑法全都廢棄，刊削律條以應法令之急需，為了適意而放寬執法，在涅桓帝、漠靈帝那樣的末世，不就是那樣的嗎!毯明帝時，宮室大規模地興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嚴厲，有超過規定期限的，皇帝親自把那些人召來審問，那些人話還沒有說完，腦袋就已經搬了家。王肅上疏寫道：“陛下按刑罰殺掉的，都是些該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了解情況，恐怕會做出叛亂的事來，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交給官吏，宣布他們的罪行。這樣，同樣是處死犯人，但是不弄髒宮廷，不會引起官員們的驚恐和惋惜，不會引起遠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殺死容易，要活過來難，氣斷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聖人很看重這種事。盂軻說：“殺死一個無辜而奪得天下，這種事仁者不會去做。”
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於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眷，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統的妙法，采取自古以來的刑法，於是命令有關官員，製定法律。當時下詔書在全國範圍內頒布新法，國家統一了法律，人民感到十分安適。頒布的法律雖然分條綱設立，但是人們說它簡明實用，對上昭示了皇帝的眷愛，對下匡救民心，道因為有法律而不衰敗，德因為有刑罰而長久建立。到了晉室策劃南遷以後，有一百零二年，向往從前的法度，酌取流布的恩澤，江左都不例外，遠方的少數民族前來歸順。孝武帝時，會稽王司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樹結的黨羽，賣宮並私自設獄，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敗壞，晉室的法度完全亂了套。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屢，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眾棄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後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
傳說“三皇作出規定後人民不違反，五帝刻畫刑罰圖像而人民知道了禁令”，這正是《書》中所說的“在器物上刻畫五種常用的刑罰。用流放的辦法寬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為治官的刑罰，用木條打作為學校的刑罰”。這樣，那麼對犯了罪該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頭巾，對該施劓刑的人就染紅他的衣服，對該施臏刑的人就染黑他的雙腳，對該施宮刑的人就讓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樣，犯了死罪是最嚴重的刑罰，用布做衣裾，沒有領邊，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棄他。舜命令皋陶說：“五刑各治其罪，五類治罪分別在野外、市、朝三處執行。犯有五刑罪寬判為流放各有處所，分別流放到遠近不同的三個地方。”與前代相比起來，刑罰已經多了三倍了。夏後氏統治天下的時候，五刑之類一共有三千種。殷朝沿襲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減。周朝用輕、中、重三種刑法治理國家，用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這五聽來體察民情，門左邊立嘉石，右邊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類尚有二千五百種。於是設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問群臣，二刺是問群吏，三刺是問萬民；一宥是寬宥不了解，二宥是寬宥過失，三宥是寬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馬法》說：有時是興起軍隊征伐不義的人，對不進獻的就要討伐，對不來朝見君主的諸侯或臣屬就要誅滅，對搞亂嫡庶順序的耍拘囚，對變動禮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後徂征，穆王斯耄，爰製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撲。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為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雲爾。
傳說：“殷朝周朝是樸實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後前往征討，穆王變得昏亂，於是開始製定刑法，用來治理天下，為非作歹的人很多，離亂總是出現，造就是所謂“夏有亂政而創製《禹刑》，直有亂政而創製《湯刑》，固有亂政而創製《九刑》”。古時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鋸，行輕刑用鞭撲。從此以後，詭詐越來越多。武皇壺還認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來治理國家，於是命令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
漢朝自從王莽篡位之後，原有的典章製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興以後，注意各種訴訟之事，常常在上朝時聽理訴訟，親自裁決可疑的事情。當時剛好在離亂之後，刑法鬆弛，犯人罪名定得輕，沒有懲戒罪人的辦法。梁統於是上疏說：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
臣下見到了元帝初元五年，減輕本該處斬首刑罰的法律三十四條，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間，減輕本該處以斬首刑罰的法令共八十一條，其中四十二條，親手殺人的都減死罪一等，這已被標定為常法。從此以後，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輕，官吏把殺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當，導致失去了約束。
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製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禦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臣以為刑罰不能隨便地致力於從輕，而要致力於適當。統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事務。愛人就應當為人除害，治理事務也應當除去禍亂。因此，五帝時有流放和誅殺遣樣的刑罰，三王時有大辟和刻肌這樣的刑罰，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禍亂。因此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又說“治理財產端正盲辭，禁止人為非作歹就叫義”高帝登基以後，製定約令法律，傳給後代，可以經常施行。文帝寬厚仁惠，蘊藉自持，值康平時世，順應時勢賜給百姓恩澤，減省肉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襲原來的典章，天下達到太平。武帝時正趕上中原強盛，財力有餘，調兵遣將，征伐遠方的敵人，兵役多次征發，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俠之士違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設立遁匿的條律和知縱的法律。宣帝聰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領，用以統治國家，下臣們奉行法令，都沒有失去準則。元帝時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寧。孝成帝、孝哀帝承襲太平繼接皇位，在位的日子短暫，聽訟裁奪的時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數年之間苟且從事，減損先帝原有的法令，牽強地解釋法律，共有一百多處，有的對於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讓百姓稱心。臣下謹上表列舉特別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們的事情，奏陳如下。希望陛下同時擁有五常，履行九德，順應時務撥亂反正，廣施恩惠以救助時艱，然而反過來因循末世的小節，衰微的軌跡，實在不是回複當初反歸根本，靠著改元除舊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詔令有關官員，把初元、建平年間的穿鑿之處都舉出來，考察它們的輕重得失和教化風俗，足以了解政教的處境，選擇那些好的采用，選擇那些不好的進行改正，製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萬代施行下去，那麼這是天下的幸運。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跡，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
皇帝把梁統的意見下交給三公、廷尉討論，都認為嚴刑峻法，不是聖明君王亟須辦理的事，不能同意。梁統又上書說：“有關官員認為臣下呈上的意見不可施行。現在臣下所說的，並不算嚴刑。我認為高帝以後，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綜合經傳研究的話，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嚴刑峻法。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受到召見，就像回答尚書近臣一樣，親口陳述我的意見。”皇帝命令尚書去詢問意見，梁統又用同樣的意見回答，極言政刑應該改革。他的意見最後沒有被采納。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時，常常到聽訟觀省察甄別洛陽各種訴訟。明帝天性明察，能夠獲悉下麵奸邪罪惡的情況，所以尚書上奏裁決刑罰接近嚴峻煩瑣。
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複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於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
到了章帝的時候，尚書陳寵上疏說：“先王的政令，獎賞不過分，刑罰不過度，與其不得已，寧可過分地獎賞也不可過度用刑。因此唐堯著書說‘用流放的辦法寬恕犯了五刑的人，因過失造成災害，可以緩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寬判為流放的分別流放到遠近不同的三個地方，都要嚴明恰當，。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禁囚犯地方的斷決；周公作《立政》，告誡成王不要在各種獄訟的事情上犯錯誤。陛下登上皇位以後，沿襲了這些指導思想，但是有關官員在辦事過程中，並沒有完全奉行。審理案子的人急於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執法的人多做欺詐放肆的公文，違背事實，依靠拷打做奸邪的事，有的人假公濟私，作威作福。治理國政就像把琴弦調緊，大弦太緊了小弦就會斷，因此子貢抨擊臧孫施行嚴酷的法令，讚揚鄭僑施行仁政。當今聖德充盈，施及上下，應該趁著這個時候，光大先前聖王的事業。清除煩法苛政，減輕杖刑，用來濟助眾生，增廣至德。”皇帝采納了陳寵的話，在定罪和行刑時，盡量從寬。後來又韶令有關官員，禁絕使用鈷鑽等各種使人極端痛苦的舊法令，解除妖異邪惡的禁令，消滅舞文弄法使人獲罪的情況，議定了五十多個事項，明確地寫在條令上。此後訴訟秩序穩定。
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棰楚為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鑽钅讚諸酷痛舊製，解祅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獄法和平。
永元六年，陳寵又接替郭躬擔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請求刪除，說道：“臣下聽說禮經共有三百種，講禮儀細節的有三千處，因此《甫刑》上規定了死罪二百種，五刑之類共有三千種。禮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入的，禮中去掉的就歸到刑中，相為表裹。現在的律令，犯罪應該處死的有六百一十種，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種，贖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種，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種，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種，耐罪多一千五百種，贖罪多七十九種。《春秋保幹圓》說：‘帝王每三百年減免一次刑法。’漢朝建立以來，經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漸增加，科條無窮無盡。而且法律有三家說法，各家的說法都不一樣。刑法繁多，應該命令三公、廷尉統一律令，應合經義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種，耐罪、贖罪二千八百種，合計為三千種，典禮相應。其餘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條，全部可以刪除。要使百姓改變看法，用以實現廣遠深入的教化，達到沒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並無窮無盡地流傳下去。”這些建議還沒有來得及施行，恰好陳寵抵罪，建議於是無聲無息。陳寵的兒子是陳忠。陳忠後來又做了尚書，大略依照陳寵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條，寫成《決事比》，用以減除議罪的弊端。又上疏請求刪除蠶室刑，解除髒吏三世禁錮，因神經失常導致狂暴殺人的可以減重罪，母子兄弟在替對方死時判決赦免替代的人，這些建議都采納施行。雖然時常有所刪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雜，沒有經過纂集。
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為廷尉，複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複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
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編成《漢議》，上奏說：“國家的大事，莫遇於載籍。載籍這東西，能決斷嫌疑，明辨是非，獎賞和刑罰應有之義，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後來的人們永遠有所借鑒。因而膠束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辭官回家，朝廷每當討論政事，總是派廷尉張湯親自到小巷子裹，向董仲舒詢問利弊，董仲舒於是撰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條，動輒用《春秋經》來回答問題，說得很詳盡了。逆臣董卓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焚燒，什麼都沒有遺留下來，自從開天辟地以來，再也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了。現在皇上東行，巡省許都，排除險難，運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寫《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以及《春秋折獄》，共二百五十篇，刪除重複，節寫成文。又集《議駁》三十篇，按照事類編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見於《漢書》的有二十五篇，見於《漢記》的有四篇，全都進行刪敘潤色，用以保全本來麵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創作的。《左氏》說：“即使有姬薑這樣的名門望族，也不舍棄窮苦人；即使有絲麻，也不舍棄茅草。，大概是用來在短缺的時候代用的。因此臣下鬥膽顯露愚鈍之才，廁身於明哲之士的後麵，雖然不足以治理國家，普遍地有利於時世安定，希望加以審視，增加和闡明聖德。希望陛下在處理紛繁政務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獻帝認為很好，於是過去的做法保存了下來。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雲：‘雖有姬薑，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鹹以為宜複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
當時天下即將動蕩，百姓違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樣，刑罰已經不足以懲治惡行，於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遼東太守崔蹇、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等人，都認為應該恢複肉刑。漢朝既然不商討這些法令，所以就沒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輔佐漢室，尚書令荀或廣泛地詢問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認為：“古時人民敦厚篤實，好與壞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簡單，一點兒過失都沒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動接受懲罰。末世社會逐步衰落，風化敗壞，政令擾亂了民風，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說‘在高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亂已經很久了’。現在卻想用古刑法來治理人民，用廢棄的東西來對付百姓，這不是所謂的和時代一起消長。紂王砍了早晨涉水人的腳膽，天下人都說他無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國君，如果每個國君都砍掉一個人的腳，那麼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個紂王，尋求天下安寧，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罰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門心思想死，大約多是逐漸變壞，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旦絲攪亂變璽，坦庭禍害塞厘，蠱遺、莖查成為社會的大禍患。不能製止人最終為非作歹。即使像鱉聖那麼忠心，像主塑那麼誠信，像逐墮那樣足智多謀，像巷伯那樣受盡冤屈，像史遷那樣有才，像王巫那樣達觀，一遭受刀鋸之刑，就永遠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國稱霸，速蕩赴任壑整，§必鎮守邊關，都不再施行這種刑罰。蓮塑打開改惡的道路，都是為了這一原因。因此德性完美的國君，深謀遠慮，棄短就長，不隨便革除政令。”朝廷認為這個意見很好，最終沒有改。
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複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厖，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誌在思死，類多趨惡，莫複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複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到了魏國建立時，陳紀的兒子陳群任禦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複肉刑，讓陳群申述他父親的觀點。速登極力陳說恢複肉刑的好處。當時鍾遜任相國，也讚同助成這個意見，但是奉常王愷不同意這一觀點。魏武帝也難以憑一個藩國改變塑目的製度，這一建議就放置起來沒有施行。於是就製定甲子科，犯了鉗左右腳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當時缺少鐵，所以用木來代替。又嫌漢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論處的判決可以減半，使罪人按減半判決。
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為禦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複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讚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籓國改漢朝之製，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魏文帝受揮後，又討論肉刑問題。仔細討論還沒有結果，適逢有戰事，又停下了。當時有大女劉朱，拷打兒媳非常狠毒，前後有三個兒媳自殺，判處劉朱減免死刑送到尚方關押起來，因此下了怨毒殺人減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變士人庶人罰金的法令，男犯判決罰金，婦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責罰之例，因為她形體裸露的緣故。
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複寢。時有大女劉硃，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硃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當時沿用秦漢的舊刑律，刑律的文詞是魏文侯的老師李悝起草的。李悝編集各國的刑法，著成《法經》。認為帝王治理國政，沒有比解決盜賊問題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從《盜賊》開頭。盜賊必須揭發收捕，所以著《網》《捕》二篇。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製造些問題寫成《雜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減去的條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關於罪名的法令。商君學習了以後，用以輔佐秦國。漢朝沿襲秦朝的舊製，蕭何確定律令，刪除參夷連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見知的律條，加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增加舊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計六十篇。又把漢朝的時候判斷獄訟，編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以及司徒鮑公撰著嫁娶辭訟確定為《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個朝代都有增減，全都是把同類的結集成篇，把相關的條律編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數十條律令，事類雖然相同，但是判罪輕重並不一樣。而整個的遣詞造句，前後相承，雖然總體上看不是同一篇，實際上是把以前的采入了。《盜律》有賊傷的條例，《賊律》有盜章的文辭，《興律》有上獄的法令，《廄律》有逮捕的事，諸如此類，雜糅沒有準則。後人發揮文意，各自撰著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儒生撰的章句共有十多家，每家都有數十萬字。凡是判罪所應當遵循的條律共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多字，字敷越來越多，讀者閱讀的難度越來越大。天子於是下韶，衹用鄭氏的章句，不得雜用其他人的。
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製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製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製，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衛覬又上奏說：“刑法是國家很注重，而人們私下評議時所輕賤的；獄吏是老百姓的性命所托，而選用的人看不起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因為這個緣故。請求設置律博士，一批批地教授學生。”這意見很快就施行。但是刑律文字繁多，事例數量大，舍本求末，斷獄的官吏如廷尉獄吏範洪接受囚犯絹布二丈，就比附輕法論處，獄吏劉象接受屬下偏辭拷打囚犯張茂致死，比附重法論處。範洪、劉象雖然都被處死，但是得以從輕或受冤枉的一個接著一個。當時太傅鍾繇又上疏請求恢複肉刑，皇帝詔令把這個意見交給下臣討論，司徒王朗的意見又不相同。當時討論的有一百多人，意見和王朗相同的居多。皇帝以吳蜀還沒有平定為理由，又把這件事壓下了。
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眾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範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複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製，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製《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
後來，天子又下令改定刑律，命令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說等刪減舊法令，廣泛地采用漢朝律令，製定為魏律，創製《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計一百八十餘篇。它們的序言大略是說：
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製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
從前的律令之所以難以了解，是因為六篇篇少的緣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類就少，事類少有的罪行就會被漏掉。因此後人逐漸增加，更與本體相分離。現在製定新律令，應該包括全部事類，增加篇幅條目。
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
舊刑律沿襲秦朝《法經》，僅僅增加三篇，但是《具律》沒有改變，仍在第六。犯罪條例既不在開始，也不在末尾，不是篇章應有之義。因此編集犯罪條例，寫成《刑名》，放在刑律的開頭。
《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逾封、矯製、《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複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係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係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嗬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辨，《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複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則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製，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製，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複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製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製，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盜律》中有劫略、恐猖、和賣買人，科條中有持質，都不是偷盜的事，所以分開，寫成《劫略律》。《賊律》中有欺饅、詐偽、逾封、矯製，《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複免，事類眾多，所以分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和各種逃亡痕跡，《金布律》中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所以分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中有告反逮受，每科中有登聞道辭，所以分出《告劾律》。《囚律》有係囚、鞫獄、斷獄的方法，《興律》有上獄的事，科條有考事報讞，應該另外成一篇，所以分為《係訊》、《斷獄律》。《盜律》中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中有嗬人受錢，科條中有使者查驗賄賂情況，這些事情相近似，所以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自征發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條中有擅作修舍事，所以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乏興，以及舊典法中有奉韶不謹、不承用韶書，漠氏施行有小過錯不改正不聽從命令，每每用不承用詔書乏軍腰斬，又用《丁酉詔書》來減罪，《丁酉詔書》是漢文帝頒布的，不應該再用作刑法了，因此另外作為《留律》。秦代原來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朝初年沿襲秦朝不改，後來因為費用太多逐漸減省，所以後漢祇設置驛騎而沒有車馬，但是刑律上還寫著先前的文字，那麼這是形同虛設了，所以刪除《廄律》，把其中值得采用和符合法令的擷取出來，寫成《郵驛令》。那些控告謀反抓住檢驗的，另外歸入《告劾律》。向上反映事變的，寫成《變事令》，拿驚人的事向上告急，與《興律》烽燧以及法令相合的，寫成《驚事律》。《盜律》有把髒物歸還失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報償，法令有平庸坐髒事，把它寫成《償髒律》。刑律開始創製時，沒有免於連坐的條文，張湯、趟禹開始創製監臨部主、見知故縱的條例。那些看見而且了解罪犯卻故意不檢舉揭發的，全都與罪犯同罪，罪犯逃跑了不檢舉揭發的，都按贖罪論處，沒看到又不知情的，不算犯罪，因此條文簡約但條例宏通。科令製度中，每條有違科，不知不覺，與免於連坐，不再分別，但是免於連坐的情況很多，應該寫一個總的免坐條例，以便少寫一些條文，因此又製定坐免的條例，作為《免坐律》。律令中各有教製，本條沒有從坐條文的，都從此取法。確定增補的有十三篇，加上原來的五篇，合起來共十八篇，對正律九章來說算作增加，對旁章科令而言則是減省了。
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製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製，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
更改漢朝舊律，凡是在魏朝時無法施行的，都廢除，另外依據古義製定五刑。死刑有三種，髡刑有四種，完刑、作刑各有三種，贖刑十一種，罰金六種，雜抵罪七種，共三十七種，作為律令的開頭。又改動《賊律》，衹以言語冒犯宗廟園陵，稱為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但不涉及祖父祖母、孫子。至於謀反大逆，則在事發的時候收捕，有的汙瀦，有的梟菹，誅滅三族，不寫在律令中，是為了嚴格禁絕這種醜惡行為。殘殺格鬥殺了人，因為被揭發而逃跑，可以依照古義，判決死者的兒子兄弟可以追殺他。趕上赦免和過失殺人，不得報仇，這是用來阻止互相殺害。懲治殺害繼母，和殺害親母的罪行一樣，這是防止與繼母鬧矛盾。刪除異子的律條，是要使父子沒有異財。毆打哥哥姐姐加到五年的刑罰，用以申明教化。囚徒誣告別人謀反，罪行牽涉到親屬，和善人不一樣，這是用來為難囚徒，使他減省刑罰不再誣告。修改投書棄市的律條，這是為了減輕刑罰。訂正篡囚棄市的罪行，這是為了斷絕凶暴強橫做義事的行為。二年以上的刑罰，刪除家人乞鞫的法令，這是要減省煩瑣的獄訟。修改為各郡不得白行選擇伏日，這是要統一風俗。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
這些都是魏世所修改的，大略就是這個樣子。在正始年間，天下太平，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最終也沒能有結果。其中文字非常多，不載錄了。
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係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鹹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製；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製，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製。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製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製。”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到了景帝輔佐國政，當時的魏法，犯了大逆不道罪的，誅殺範圍直到已經嫁出去的女兒。忸丘儉被誅死時，他兒子母丘甸的妻子苟氏應該連坐處死，她的堂兄荀顓和景帝是親家，上表給魏帝，要求饒她一命。皇帝判他們離婚。荀氏所生的女兒冊丘芝，是穎川太守劉子元的妻子，也連坐處死，因為懷孕而收捕在獄中。荀氏致辭司隸校尉何曾請求開恩，請求沒為官婢，用來贖母丘芝的性命。何曾可憐她，讓主簿程鹹上書說：“司寇修訂法典，建立三等的法製；甫侯製定刑法，敘述輕重的法律。衰落的時代變動多，秦朝設立重刑，漢朝又修改了。大魏沿襲秦漠的弊病，沒有來得及改革，施行的追加殺戮已經出嫁的女兒之法，實在是想誅滅醜類的親族。這樣，那麼法律貴在能夠適中，刑罰要注意別超越製度。臣下認為女人有三從的道義，沒有自作主張的道理，出嫁到了別的宗族，回來為父母奔喪時降低服紀，這是用來表明女子出嫁的禮節，區別在室的恩情。而父母有罪，追加處罰已經出嫁的女兒；丈夫的黨族被誅罰，又要跟著受到殺戮。一個人的身體，在內在外都受刑罰。女子既然出嫁，就成了異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孩子，就做了其他宗族的母親，這是推究罪惡時所忽視的。殺戮無辜的高昂代價，對於預防犯罪來說不足以懲戒奸亂的源頭，對於情理來說則有傷孝子之心。男子不因其他宗族而獲罪，女子反倒會因兩個宗族而被殺戮，追不是用來憐憫柔弱女子，彰明法製的恰當做法。臣下認為還沒有結婚的女子，應該跟從父母受誅殺；已經出嫁的婦人，就應當跟從夫家受處罰。應該更改原來的法律，並作為永久的製度。”於是皇帝下詔改定律令。
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衝、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係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製》，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製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複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製。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製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製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文帝做晉王時，為前代的律令條文和注釋煩雜而發愁，雖然經過了陳群、劉邵刪改，但是科條非常繁密，又叔孫、郭、馬、杜各儒在作章句時，衹宗法鄭玄，又過於偏頗，不能沿用。於是命令賈充改定法律，並命令和太傅鄭衝、司徒荀頡、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塾及吏部令史塋涇等十四人掌管這件事，就齟九章增加十一篇，沿用它的分類，訂正它的體例和編列次序，改舊刑律為《刑名》、《法例》，辨正《囚律》為《告劾》、《係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依據事類分為《衛宮》、《違製》，撰著《周官》為《諸侯律》，一共二十一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刪除了苛刻繁碎的條文，保存了清正簡約的，事件采納法典上的，但以對時事有益為宗旨。其餘不宜刪除的，如軍事、田農、酤酒，沒有能夠全都遵從人們的意見，權且設立法令，天下太平的時候將要刪去，因此不列入刑律，全都作為法令。施行製度時，以此設立教化，違反法令犯了罪的，按刑律論處。其中常事的品式章程，各自歸到官署，這有先例。刪減梟斬族誅從坐這些條文，刪除原有條律，謀反罪嫡母養母已出嫁的女兒都不再因父母被處決而受到牽連，減省勒令不許作官互相告發的條文，刪除捕亡、亡沒為官奴婢的製度。小過失和耽誤老少女人應當罰款和杖罰的，都下令減半。加重奸淫伯母叔母的法令，棄市。奸淫寡婦的，判三年刑。尊崇嫁娶的約定，全都以下聘禮為標準，不審理私下約定。嚴格禮教大防，以五服為準則裁斷罪行。律令合起來共有二幹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六十卷，先例三十卷。泰始三年，法律改定完成，上表給皇帝。武帝下韶說：“當年蘆包因為製定律令受封賞，叔孫通因為製定禮儀做了奉常，賞賜五百斤金，弟子一百人全都作郎。立功立事，是古往今來所看重的，應該加以封賞官祿．希望詳細考察各人的先後。馬上依韶書挑選一百名弟子，按照他們的才能授予官職，獎賞帛一萬餘匹。”武帝親自到場講授，使裴揩宣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於是頒布新法律。
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後來，明法掾張裴又注釋刑律，並上表皇帝，大要是說：
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製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
刑律從《刑名》開始，是用以確定罪製；到《諸侯》結束，是為了全麵反映王政。王政從上麵發布，諸侯在下麵奉行，禮樂在中間調節，所以有三才的說法，它們相莉相成，好像是一個整體。
《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係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製。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也。
《刑名》用來規定罪法輕重，訂正加罪減罪的等差，闡明各篇的多種義理，補充條文的不足，大略地舉出上下綱領。凡有犯了盜賊、詐偽、請賕的，都從造裹找到罪行，凡是作役、水火、畜養、守備這些小事，都從中定出恰當的名稱。控告審訊作它的心舌，收捕拘押作它的手足，斷獄為它定罪，名例統一它的體製。自始至終，往複無窮，變動無常，周轉流行到四麵八方，或上或下沒有一定之規，脫離不開法律之中。
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鬥，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製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
知法犯法叫做故，心裹認為正確叫做失，不忠心、欺瞞上司叫做饅，背棄信用、內藏奸巧叫做詐，沒有禮節叫做不敬，兩個訴訟人互相催促叫做鬥，友好的兩方互相傷害叫做戲，沒有變故就斬擊叫做賊，無意中誤犯叫做過失，違逆節操違反道理叫做不道，欺犯上司僭越而顯貴叫做惡逆，將行害人但還沒有動手叫做戕，首先倡議叫做造意，二人一起商議叫做謀，指揮眾人、提出計策叫做率，不和叫做強，攻擊惡人叫做略，三人叫做群，收取了不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叫做盜，貨財中的利益叫做髒：所有這二十種，是律義大略的名稱。
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鬥，皆為賊。鬥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鬥，鬥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嗬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
刑律，應當慎重地對待修改，審察其中的道理。如果不是承用詔書，又沒有故失的刑罰，應當聽從贖罪。謀反的同夥，確實不知內情的，應當給予刑罰。這是故失的變例。地位低的人與地位高的人爭鬥，都是賊。在爭鬥中使用了兵刃水火的，不能算作戲，比戲嚴重。向別人的房屋或道路上射箭，不能算作遇，這是被禁止的故失。在都城的人群中跑馬殺人，應當算作賊，因為與賊相似。過失與賊相似，戲與鬥相似，鬥時殺傷旁人，又輿誤相似，盜取傷人財物捆綁看守與強盜相似，嗬責人、收取財物與受賕相似，囚徒的言辭所關涉的與告劾相似，各種不聽理與故縱相似，劫持人質與恐嚇相似。諸如此類，都是沒有定規的變格。
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製，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並死不複加。不可累者，故有並數；不可並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
五刑不能核實，就用五罰來補正，五罰不能治罪，就用五過來補正，本意不壞卻做了壞事，用金錢贖罪。所以在律製中，生罪不超過十四等，死刑不超過三種，徒加不超過六種，囚加不超過五種，累計不超過十一年，笞刑加起來不超過一千二百種，刑等不超過一年，金等不超過四兩。月贖不計零頭的天數，日作不拘泥在哪一個月，數年頭時不擔心閏月。不因為加罪而判死刑，都判死刑的不再加罪。不能累加，因此有並罰；不能並罰，就累加刑罰。按累加諭處的，衹能算加起來的罪；與累加等同的，一並算到原來的數額。不在次序的，不算入總數。因為人而獲罪的輿人同，因為違法而獲罪的與法同。侵害活人損害死人，不能統一處罰；親疏公私，不能總是一種教訓。禮樂受到上麵的尊崇，所以頒下刑法；刑法規範下麵的行為，所以保全刑法。因此尊卑有序，仁義彰明，九族親睦，王道平坦。
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嗬為嗬人，以罪名嗬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嗬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
刑律中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關的，如利用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知道自己逃跑為縛守，辦事中有恫嚇威脅的話為恐嚇，不拿罪名嗬責為嗬人，以罪名嗬責為受賕，劫取索要他人的財物為持質。這六點，以威勢得到財物但名稱不同。即不索求自動給予為受求，先是監求而後索取為盜髒，輸入嗬責收受錢物為留難，斂取他人財物積藏在官府為擅賦，加上毆打為戮辱。諸如此類，都是用威勢得到財物而罪行相似的。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麵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鬥，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歡，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刑是掌管理的職官，理是尋求情的器械，情是心神的使者。心中有感應情就在裹麵發動，表現到言語上，直通到四肢，宣發到事業。因此好人心中愧疚而臉紅，內心害怕而臉上變色。論罪的人務必推究罪犯內心的真實想法，審察他的情感，知悉他的犯罪事實，近處取法自身，遠處取法萬物，然後才可以正確運用刑法。手心向上與乞討相似，手心向下與搶奪相似，兩手相捧與答謝相似，兩手指劃與訴說相似，手臂相拱像是要自首，捋起衣袖露出手臂像是要格鬥，矜持莊重與威嚴相近，神情怡悅與幸福相近，喜怒憂歡，表現在聲音和臉色上。是奸是真是強是弱，衹須察看他的目光和呼吸。有話說出口應當是告，動手犯禁應當是賊，喜子殺死怒子應當為戲，怒子殺死喜子應當是賊。諸如此類，除非是極為精通，否則不能完全弄通其中的道理。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刑律的名例，不是正文卻分明。比如到了八十歲，除了殺傷人，其他都不追究，如果誣告別人謀反要反坐。十歲時，不得告發別人；如果奴婢頂撞主人，主人可以告發殺死他。賊人焚燒他人的房屋積聚，偷盜贓物五匹以上的，棄市；如果焚燒官府積聚和偷盜，也應當一樣。毆打人和教唆的人罪行相同，如果讓人毆打父母，不能和毆打的人等同。比如得到遣物強取強討之類，沒有歸還髒物法隨例畀的條文。法律中各種不敬，不合乎禮儀範式，以及犯罪是為公還是為私，髒物是否已被個人占有，都是依照事實輕重采用法律，用事例去找出名稱。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製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理這個東西是玄妙之中最玄妙的，不能用一種方法來施行；律這個東西是幽玄之理中最深奧的，不能用一種體製去執行。有時是計算過失來定罪，有時是變化法度以遵循常理，有時是依照事實以推究真實情況，有時是有所選擇以順從時宜，有時是加重處罰以防止犯罪，有時是從輕處理以順從下情。公私廢避的大義，削除輕重的變化，都是為了隨時察看情況變化，使執法者隱蔽在還沒裁決的時候，采集到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