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瞻、孔琳之
孔琳之字顏琳，會稽山陰人。祖父孔沈是晉朝的丞相掾。父親孔貵，是光祿大夫。
謝瞻，字宣遠，一名簷，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為桓偉安西參軍，楚台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為柳建威長史。尋為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
孔琳之剛強正直，有誌向有能力，喜愛讀書作文，通曉音樂，特別會寫草書和隸書。本郡任命他當主簿，沒有應命，後來他被征用為本國的常侍。桓玄輔佐晉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為西閣祭酒。桓玄時朝廷議論，想廢除金錢，用穀子和布帛交換。孔琳之論述此事說：“《洪範》中說的八大政事，把貨幣放在吃飯後麵，難道不是因為交易行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項嗎？如果不讓金銀為貨幣，百姓把精力投在鑄錢上，那麼必定妨礙他們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錢是對的。今日農民隻管種穀物，手工業者隻管製造工具，士農工商各人隻管經營他們的事業。又有哪個人用心於造錢呢？所以聖人製造無用的錢，而使有用的物質流通，既沒有浪費多餘費用，又減輕運輸的艱難。這就是貨幣表現為龜殼貝殼，曆朝曆代都沒有廢除的原因。穀物布帛是寶貝，用來作為吃飯穿衣。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劃分出來作為貨幣，那麼必定有很多損害。而且穀物布匹在商販的手中損壞，在加減乘除中消耗。這樣做的弊端，古人已說得很清楚。所以鍾繇說：‘奸詐的百姓，爭著用濕穀物來抬高價值，製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貨幣。’魏代曆朝用嚴刑懲治，但沒有效果。所以司馬芝認為用錢不僅使國家富裕，也可以減少刑罰。貨幣之所以沒有采用完全由於戰亂長期存在，以至廢棄是有原因的，漢代末年便是這樣。今日錢已使用，再廢除它，那麼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錢財。如今搜集天下的穀物，以滿足天下人的飲食需要，有的倉庫充足，有的隻是鬥把左右的儲存，自然是貧窮百姓依靠富人，達到這一步，完全依靠貨幣。一旦廢除貨幣，那便是被拋棄的東西，有錢無糧的百姓都坐而待斃，這是廢除金錢馬上會產生的禍害。況且今日用錢的地方不窮，用穀的地方也不富。另外人民用錢已習慣了，改變它必然導致混亂。俗話說：‘獲利不超過一百倍，人們是不會改換他的職業的。’況且錢比穀物用起來更方便，魏明帝時，廢除貨幣用穀交換，三十年時間，因為不方便人民生活，於是朝中進行大討論，深通政治經濟的大人物，無不認為應該再用錢，人民沒有反對意見，朝中沒有異議。那個時代尚且舍棄穀物而用錢作為交換工具，足以說明用穀物交換的弊端，已被當年的人們深深認識。世人或者認為魏朝不用錢很長時間，積累了很多錢，所以最後又用了錢，有利公家有利於國。其實並非如此。當年晉文公之所以後賞賜舅犯，而先賞獎成季的忠信才謀，就是因為他認為權謀雖然有利於一時，不如誠信有利於萬世。魏國時一些名臣賢人在朝，君子並列，仔細謀劃天下，商討有利有害的各種大事，決定經營國家的根本方法。如果穀物確實比貨幣方便，應該不隻追求一時的方便，而離開永遠有用的順利，這是顯而易見的。這實際上是因為積累的弊端太多而想變革，改造舊的方式罷了。晉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寧，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百姓樂業，自然穀物豐收，布帛充滿，幾乎家家豐衣足食，從這時的史實來看，錢也不妨礙人民的富裕。近些年來戰亂不斷發生，饑荒交迫。貧寒沒有解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撥亂反正，改革製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視增加農業投資，給人民因時製宜，順其自然，遊子蕩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達到了大家努力種田種地，曠野沒能多餘的土地了。從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達到，更不用擔心衣服飲食了。我認為拯救時代弊病，不需要廢去金錢。”
弟晦時為宋台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以素退為業，不願幹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誌用凡近，榮冠台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
桓玄又打算恢複肉刑。孔琳之認為：“唐堯虞舜製定刑律，夏禹建立法製。大概因為敦樸和刻薄的風俗不同，但是達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樣，寬容和嚴厲交替使用，不斷地改變政策適應時代。《尚書》說：‘刑罰有的時代重，有的時代輕。’說的是刑法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三代時期，風俗淳樸，政事簡明，所以當時很少有人犯法；世紀末期，風俗巧偽而政事繁多，所以人們動不動便觸犯刑法。如果三千條刑法在世紀末通用，必然導致鞋價上漲的問題，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樣，肉刑不可以全部恢複的原因。漢文帝表現他的仁厚心腸，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開，於是改變古代的法令，在當時被稱為刑法廢除的時代。名義上是輕了，實際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傷害百姓。所以孝景帝即位後，繼續緩和減輕刑罰。刑罰緩和以後而百姓又目無法紀。因刑罰又威懾不了邪惡的人，就要使刑罰達到適中。這也是古人加以稱讚，曆代詳加商討但又沒有解決的問題。兵荒之後，人民犯法更多。斬首的刑罰，本來是斬去右腳趾。漢文帝一錯，沿襲而沒有改變，所以前人感到遺憾，研究它們而又沒有得到解決。鍾繇、陳群的看法小有不同，但都希望用斬去右腳趾代替砍頭。如果按他們說的去做，必然使很多人活下去。免除死亡，刑法確實是減輕了，但人們對於明顯的處罰總是謹慎的，對於看不清的東西總是忽視的，忽視遠方的東西，注意眼前的現象，所以古人鼎盤之上刻有箴言，把用韋玉做的弦佩帶在身上，用以警戒自己細微的地方。況且小人們尤其糊塗，眼中看不見的東西，便忽視而不戒備，每日呈現在眼前的，便心驚肉跳。由此看來，犯了重罪必須處罰，犯了輕罪也不能逃避懲處。這樣就可以保全人們的性命，使人口增加，仁心救人，功效顯著。另外今日所可憂慮的，逃犯首先需要考慮。多次反叛的沒有消除，應該讓那些逃亡的人無處藏身，用以警戒還未觸犯刑律的人，永遠鏟除罪惡的根源。至於其他的法條，應該按老刑罰來。這還談不上適中，可貴的是窺一斑而知全豹，立一條而增進全麵地改革。”
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裏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遣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五。
桓玄喜歡別人依附順從於他，但是孔琳之不能這樣，所以不被其賞愛。孔琳之接著升任楚台員外散騎侍郎。遇到母親去世，離官去職。守孝期滿，被任為司徒左西掾。他又以父親退休為名辭讓了。當時司馬休之當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孔琳之為長史。孔琳之父親去世，他又辭官了。守孝期滿，補任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在任上都很稱職，成績顯著。
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當時要求朝中大臣談論和陳述建議。一些人認為應該修治學校，減輕刑罰，明確職責和賞罰條例，舉薦人才，重視農業，緩輕征役。孔琳之在眾人建議之外又提議說：“璽書和官印，為的是明確官職真假，向人們表示它的權威。官員中沒有比皇帝更大的，爵位沒有比公侯更顯貴的。而傳國璽寶，曆代連續使用。繼封的文印，也是代代相傳，它的可貴在於古老和沿襲，而不需要改換製造。今日隻有尉官這一職務，隻用一種印綬。至於朝中內外各種官職，每次升任便全部改換印綬，研究它的本來意義，我還是不能明白為什麼。如果認為每個官員姓氏不同，和繼承的情況不同，那麼還不像不同朝代的差異。如果談官職的尊卑，雖然公卿的官職很高貴，但沒有帝王那麼重要。如果因為某官曾遭受斬殺的懲罰，同時也忌諱那個官職，那麼漢朝用秦朝的傳國璽，保存了四百年，沒有聽說秦子嬰因為本身被殺國破家亡，而漢帝王便沒有用傳國璽的。以帝王公侯如此尊貴的身份在傳國璽的使用上毫無懷疑，普通的卑小官職，又為什麼嫌惡前人用的官印呢？在古籍上沒聽說這種情況，按事推理也不合道理。反而一年到頭，不斷地刻印鑄印，浪費工夫，消耗物質。金銀銅鐵的花費，簡直說不清有多少，這是不能繼承優良傳統使政治簡明易行的。我認為各個官職都各用一種印綬，不需反複改鑄。如果有新設置的官，或者官員多印綬少，或者印文消失，然後才能鑄造，那麼上則有利於國家，不僅是小的好處。”
弟晙，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嚐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嚐暫改。恐仆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鹹納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己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為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
又說：“喪事的辦理，在古代的典籍中沒有記載，完全是從後世興起的。老習慣成為規矩，成為一般的風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這樣做確實有原因，突然改革必然驚駭耳目。然而這些習慣如果不和人情相關，反而害了百姓。保存它們未必有用。去掉它們未必有害。而且該嚴格遵守古人禮法，改革後來的弊端。況且又損害人們的財物，成為人們的負擔呢。凡是士人的喪事儀式，都從百姓的裏巷中傳出，每次有這樣的事，動不動便花費幾十萬，損害人民的財產和氣力，但是並沒有好處。至於寒族平民，則家家竭盡全力。雖然有的家徒四壁，無不傾家蕩產。而所謂的葬禮，怎麼到這步田地呢？我認為應該遵守古代的葬禮，罷除過分的禮儀，懲罰那些不遵法規的人，向其餘的人示儆。”又說：“當年戰亂頻繁，饑荒不斷，米穀布匹綢緞都很昂貴，之後米的價格平複了，而綢布在今日反而貴了一倍。布帛綢緞價格既然昂貴，養蠶的人就多了，人們雖然加倍的勤勞，但它的高價總跌不下來。我認為導致這樣的原因是有的。在大亂之前，軍隊衣服隻用鎧甲而已，至於軍袍軍襖和軍襯衫必須打仗時才發，平時把它們放在倉庫中，永遠不會有損害。如今的儀仗部隊和遊行的使者，或者警衛士兵參加和迎送儀式的軍人，都用軍袍軍襖，不僅某一軍府，甚至其他各部隊都是如此。布綢容易損壞，不能長久保存，而且白天用它們來防寒，夜晚用它們來寢睡，不用一年便會毀壞。每年蠶棉豐收，容易按租稅折價購買，另外各軍府紛紛收購，動不動有幾千，所以布帛一直昂貴，確實因為如此，私人的衣服因此而缺乏，而官府又為它而虧空。我認為像待衛部隊，是必需它們的，其餘的部隊則必須仍舊用鎧甲，小小迎來送往的儀式，隻應分配軍仗器械，不用鎧甲和軍襖。用的人少了，布帛的價格自然跌落。”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曌，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誌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嚐致勤於錢。故聖王製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曆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製薄絹以充資。’魏世製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鬥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為宜複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他又說：“不以樸素的飲食為恥，隻有君子能夠做到。佳肴美宴，崇尚奢侈，已很長久了。今日雖然不斷地改正，但這個風氣仍未改變。他們真正喜歡吃的不過是一種菜肴，而吃起來卻有一大桌子，除了滿足口腹的欲望之外，都是為了悅人耳目。富人用它們誇耀自己，窮人因此而竭資殫產。這樣本來是人們非常痛恨的，但誰也無法不做。我認為應該粗略地製定規則，使奢侈和節儉達到一個適中的比例，如果有人還不改正，加以貶斥；那麼節儉美德的教化，馬上便可傳播。”
玄又議複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踴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複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製，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曆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眾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眾。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製。豈曰允中，貴獻管穴。”
孔琳之遷任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410)高祖兼平西將軍，用他當長史，又用他當大司馬琅笽王的從事中郎，任命他為高祖的平北、征西將軍長史，再升他當侍中。宋國剛剛建立。任他為宋國侍中。再出外當吳興太守。又因公免職。
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台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為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為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
永初二年(421)，孔琳之當禦史中丞。孔琳之通曉法律，執法嚴明公正。他彈劾尚書令徐羨之說：“我聽說臣子侍奉上司以守法為恭敬，而對下人以威嚴為整齊，然後朝廷法律明白，任事必然嚴肅。這個規矩一被打亂，那麼法製便會崩潰。我在本月七日參加皇太子的正會。會完了車準備回去，和其他人在門邊等待。有一個人乘了一匹馬在我的車前逮捕一個人並叫拉了開去。那個人一邊罵一邊捉人審問加以逮捕。每有公事，我常常擔心引起麻煩，叫手下人不要多管。而那個人叫罵不止，我便叫人把他叫來。那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喊，有兩個威儀士兵走來，打我的收逮那人的部下。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士兵的手，打我的部屬。倪宗說：‘中丞怎麼能行凶，敢抓令公的人。凡是中丞逮捕的，威儀們都可以捆起帶走。’我叫手下人，一點也不要動手，但他們氣焰猖獗，好久才散去。又有一群人在我的車旁，逮捕樊馬子，又一起按住馬子叫他跪在地下，把他帶走，不能回到禦史台。我想他們抓人是不法的，又沒有證據，而倪宗敢憑借權勢肆無忌憚，帶走有罪的人。尚書令徐羨之和我都乘坐車子。而鬧出這樣的事，凶氣囂張，有的說是徐羨之不禁止下人，有的說是徐羨之禁止了但沒有效果。放縱罪人而不禁止，不符合國法，禁止而沒有效果又說不通。罪犯侵犯法官，如此猖獗，容允倪宗等，一點也不糾彈，損害國家的權威，不成大臣的體統，不對他加以製裁，法律又有什麼地位。徐羨之在朝廷為首要官員，外麵管大小事務，朝廷寄巨大的希望於他，是官員的模仿對象。他卻不能守朝廷的法規，嚴肅風紀，以致使部屬放縱，淩辱法官。凶惡的氣焰，從京城竄起，真是自己有矮牆而親自逾越。而倪宗為搶奪的主犯。徐羨之放開不問，對這幾種不法行為，應該加以懲罰。我請求免除徐羨之的官職，以公的身份回到自己家裏。倪宗等人的搶走犯人的罪行，我已經叫掌故的禦史根據實情加以控告。”高祖下詔書說：“小人們難以管製，司空不用牽涉，其餘按奏文處理。”徐羨之當朝廷第一大官，不想讓別人看他犯了法。當時徐羨之兼揚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當他的治中。徐羨之叫孔璩之勸說孔琳之叫他算了。孔琳之不同意。孔璩之堅決要他這樣。孔琳之說：“我觸犯宰相，隻不過我一人有害，你絕對不會被我株連，何必這麼為人效勞呢？”於是朝中百官震動，不敢犯法。高祖很稱讚他，經過蘭台處時親自看他。孔琳之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再遷祠部尚書。他不經營財物，家中尤其貧困。
時責眾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恤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眾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曆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眾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肖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景平元年(423)，孔琳之去世，享年五十五，被追認為太常。他的兒子孔邈，有父親風格，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孔邈的兒子孔..，另有傳記，孔..的弟弟道存，在世祖大明年間，曆任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劉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劉子勳開建偽府，孔道存當侍中，代管雍州事務，劉子勳失敗後他自殺了。
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厘革後謬，況複兼以遊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裏，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複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