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上
禮儀繁雜廣博，可與天地等量齊觀，治理國家設立國君，是人倫之始。三代遣留的文字，在經典誥命中很簡略，大概是秦末亡佚了。漢初叔孫通製訂漢禮，然而班固《漢書》的《禮樂誌》沒有記載。等到束漢洛陽時期，太尉胡廣撰寫《舊儀》，左中郎蔡邕著作《獨斷》，應劭、蔡質也都連綴記載時事，然而司馬彪的《禮書》沒有采用。曹魏繼漠末大亂之後，舊的典章盡數毀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彙集創作朝廷禮儀，然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的著作都沒有詳細記載。吳國是太史令丁孚修補漢代舊典，蜀國是孟光、許慈草創各類典製。晉初司空荀頡依照曹魏故事，撰寫《晉禮》，參考古今，代之以節製修飾，羊祜、任愷、庾峻、應貞都參予刪改彙集，編成一百六十五篇。後來摯虞、傅鹹繼承此種創製，但還未完成，中原就淪陷了，現在摯虞的《決疑注》，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束晉仆射刁協、太常荀崧，補充輯錄舊的文字，光祿大夫蔡謨又續修編輯朝廷舊事。宋初因循舊禮又加以改革，把事情委托給諸位儒生，那些過去史書詳細記載的，都不再重複記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要求製定禮樂，於是詔令尚書令王儉製定新的禮儀，設立研究禮樂的學士及任所，設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派擅長書寫的弟子二人。於是彙集前代禮儀，撰寫研究五禮，即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因為內容太多，不再記載。比如郊祭、廟祭、學校的儀式，冠禮、婚禮、喪禮記載的禮節，事情有演變沿革，應當著錄現代之事的，詳細記載在現在的禮誌中。至於車輿旗幟，和過去的同異，另立篇目。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為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製漢禮，而班固之誌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鹹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眾典。晉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鹹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仆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群儒，其前史所詳，並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製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備今誌。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主管官吏上奏說：“郊祭、殷祭的禮製，不清楚郊祭應在哪年?又用哪些祖先配祀郊祭?殷祭又在什麼時候?沒有郊祭之前能夠先舉行殷祭嗎?明堂也應該與郊同年祭祀不如果應當祭祀，又有沒有配祀者?如果不祭祀，殿堂及任職僚屬的毀棄設置如何規定?”八座、丞郎、通關博士商討。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遏議論說：“今年七月應當舉行殷祭，明年正月應當舉行南郊、明堂祭禮，都是祭祀沒有配祀。”殿中郎司馬憲議論說：“南郊祭禮沒有配祀，饗祠與過去相同；明堂祭禮沒有配祀，應當廢除祭祀。至於殷祀可同在今年十月舉行。”右仆射王儉議論說：依據《禮記。王製》，天子先舉行夾祭後舉行四時祭祀，諸侯先四時祭祀後夾祭。《春秋》載魯僖公二年夾祭，第二年春擁祭，從此以後，五年殷祭一次。《禮緯．稽命征》說：“三年一次夾祭，五年一次椅祭。”《春秋經》、《禮記》所論述的諦祭、拾祭和四時祭祀，說得很詳細，早先並不以先殷祭後郊祭為嫌忌。至於郊祭配祀的重要，事情要根據王者創業的功績，因此杜林議論說“漢代帝業的崛起，並非得自堯，應當用高帝配祀天帝”。魏高堂隆建議用舜配祀天帝。蔣濟說“漢代時的奏議，說堯已經把帝位禪讓給舜，不能作為漠的祖先，舜也已經把帝位憚讓給禹，不能作為魏的祖先。現在應當用武皇帝配祀天帝”。晉、宋沿襲的即是前麵的格式。另查考《禮》以及《孝經．援神契》都說“明堂有五個房間，天子每月在某個房間聽朝治事，施行教化，祭祀五帝的神靈，用有功德的君主配祀”。《大戴禮記》說“明堂，是明確諸侯尊卑的”。許慎《五經異義》說“施布政教的宮室，所以叫做明堂。明堂，是興盛的樣子”。《周官。匠人職》說明堂有五個房間。鄭玄說“周人的明堂五個房間，帝是一個房間”。早先沒聽說有文王的寢廟。《鄭誌》載趙商問道“有人說天子廟的樣式像明堂，這是說明堂就是文廟嗎”?鄭玄回答說“明堂主要祭祀上天，用文王配祀罷了，好比是郊祭天用後稷配祀”。袁孝尼說“明堂是效法上天的宮室，本是祭祀天帝，而用文王配祀，用其父配祀天是可以的，扯著天帝遷就人鬼，就是不義”。太元三年，孫耆之建議說“郊祭用來祀天，所以用後稷配祀；明堂用來祀帝，所以用文王配祀。由此而言，郊祭的是皇天神位，明堂即是上天的神廟”。徐邈說“既然說到配祀。就一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壇，但明堂不是文廟”。《史記》說趟綰、王臧想建立明堂。在當時也沒有郊祭配祀。漢又在汾陰設五處祭壇祭祀，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沒有郊祭的配祀。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複以何祖配郊？殷複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複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雲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議論者有人說舉行南郊祭禮的當天，已經祭上天，如果又因為沒有配祀而特別在明堂祭祀，就是一天兩次祭祀，逭對道義是個玷汙。查考古代郊祭本不在同一天。蔡邕《獨斷》說“先在南郊祭祀，祭祀完畢，接著到北郊祭祀，再接著祭祀明堂、高廟、世主困，叫做五供”。馬融說“郊祭天帝的祭祀，都在夏曆正月，五氣行事，有的休止有的興旺，各在相應的時節，舉行四六郊祭，四季合成一年，功績勞作助以形成，也在這月一起總祭明堂”。這就是南郊祭祀、明堂祭祀不在一天的證明。近代予以簡省，所以明堂與郊祭同在一天，還沒有繁雜玷汙的嫌疑。為什麼呢?因為它們作為祭祀雖然相同，祭祀的對象卻不同。孔晁有言，說五帝輔佐天帝化育萬物，所以有配祀的禮儀，就是祭上天。至於四郊和明堂，則是原本的祭祀場所，譬如功臣隨從帝王享祀，豈能就廢棄他們的私廟。況且明堂有配祀的時候，南郊也祭上天，這就沒有顧慮在同一天，現在為什麼嫌棄在同時呢。另外《禮記》載“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在一年之中祭祀一遍”。《尚書．堯典》說“都是有秩序而不紊亂”。《詩經》說“尊顯恭奉上天，懷有求多福之義”。根據這些意思，四方、山川之神，還是必須享祀，五帝作為大神，在道義上是不能省略的。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用武皇帝配祀天，文皇帝配祀上天，可見黃初年間的南郊明堂祭祀，都沒有配祀。另外郊祭的日期及犧牲的毛色，意見也多有不同。《郊特牲》說“郊祭用辛日，是從周開始的”。盧植說“辛的意思是使自己清新潔淨”。鄭玄說“采用辛曰，是人應當齋戒使自己清新潔淨”。漢魏以來，有時采用丁曰有時采用己日，然而采用辛日較多。查考典籍，辛日是恰當的。《郊特牲》又說，郊祭的犧牲繒帛應當采用正色。繆襲根據《祭法》，說祭天地用紅色小牛，是周王室所崇尚的，魏把醜月作為正月，犧牲應是崇尚白色。《白虎通》說，三王祭天，一律用夏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夏曆得到上天的運數。魏采用不同的曆法，所以犧牲的顏色不同。現在大齊受命於天，采用以寅月為正月的曆法，郊祭宗廟祭祀采用的犧牲，一律依照晉、宋。認為應在今年十月殷祀宗廟。從此以後，五年殷祀一次。明年正月上辛曰，舉行南郊祭祀。應該在同一天，回去祭祀明堂。另外利用第二個辛曰，饗祀北郊。都沒有配祀。犧牲的顏色，一律依照舊的典章。
右仆射王儉議：“案《禮記·王製》，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跡，是故杜林議雲‘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雲‘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雲：‘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雲：‘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誌》趙商問雲：‘說者謂天子廟製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後稷配也。’袁孝尼雲：‘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太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後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雲趙綰、王臧欲立明堂，於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雲：‘郊天之祀，鹹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雲，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複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洛誥》‘鹹秩無文’。《詩》雲‘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雲：‘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雲‘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雲：‘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雲，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雲天地絺犢，周家所尚；魏以建醜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雲，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詔令說“可以。明堂可另外詳議”。
詔：“可。明堂可更詳”。
主管官吏又上奏說：“明堂在禮中找不出明文規定，衹是以《孝經》為準。私下探尋設立祭祀的本意，大蓋是文王作為配祀時就祭祀，不作為配祀就不祭。我們認為既然配祀上天，就要以帝作為神主。現在雖然沒有配祀，也不應不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對禮儀每每有所折衷，他說‘郊祭是天壇，那麼明堂就不是文王廟，，這確實是明顯的證據。內外百官已經議定，如另加谘詢查訪，終究不會有不同說法。依據儒家和史籍，盡其一管之見。既然聖上旨意猶豫，諸位下臣不敢詳言，應當廢除還是設置，仰仗聖上裁定。”下韶說“依照舊製”。
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雲‘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說：“查考從前各代繼承帝位，有的仍舊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開始，晉、宋以來，沒有統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舉行過郊祭，不清楚明年應舉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舊交由通關八座丞郎博士商議。尚書令王儉建議：查考秦作為諸侯時，雜亂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統一天下，也沒有確定的祠祀。漢高祖秉受天命，沿襲雍地的四峙又建造了北時，開始祠祀五帝，但沒有確定郊祭壇。文帝六年，根據新垣平提議初建渭陽五帝廟。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時，後來經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才在汾陰設立後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設立太一祠，從此以後，兩年郊祭一次，與雍地分別祭祀。成帝剛即位，丞相匡衡在長安確定南北郊祭地點。哀帝、平帝之際，又恢複在甘泉、汾陰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請依照匡衡的建議，恢複在長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確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陽。魏、晉沿襲，全都依據漠代典製，雖然在時間上有所差別，但大多隔年舉行一次。至於繼承帝位的國君，參差不統一。應該有確定的製度。查晉明帝太寧三年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九月駕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號就郊祭；簡文帝鹹安二年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七月駕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號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二月駕崩，孝武帝繼承帝位，第二年改年號郊祭。這是晉、宋兩代明確的例證，勉強可依照。認為明年正月應當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後，仍舊隔年祭祀。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更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並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後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複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複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製。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鹹安二年南郊，其年
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都讚同王儉的意見。下詔說“可以”。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應當舉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後，世祖想更改郊祭期。尚書令王儉陳述：查考《禮記。郊特牲》說“郊祭是迎著冬至的來臨，隆重地報答天的恩賜，而以冬至日作為主體”。《易說》“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曆”。盧植說“夏曆是在冬至後，《傳》說驚蟄舉行郊祭，就是這個意思”。那麼就是圜丘祭祀與郊祭各自舉行，互不妨礙。鄭玄說“以寅月為正月，晝夜的劃分開始白晝變長”。王肅說“周於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穀物豐收”。《祭法》稱“燔柴於太壇”，就是圜丘祭。《春秋傳》說“驚蟄郊祭”，則是祈求穀物豐收。謹查檢《禮記》《春秋傳》二書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盧植、王肅二人的說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減省圜丘、祈穀之禮並入南北郊祭，即是現在的郊祭禮，用意在於報答天的恩賜，兼有祈求穀物豐收的意義，既然不全是為了祈求農業豐收，何必非等到驚蟄。史官衹看到了《春秋傳》的意思，沒有懂得《禮記》的含意。另外查檢景平元年正月三辛醜舉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舉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這些都是近代明確的例證，並不以先郊祭後立春為嫌。如果有人認為正月初一這一時間有所不便，那麼晉成帝鹹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親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禮重要，百官都要列席，雖然是在潔身清心的致齋之中，照樣舉行不會有疑慮。現在齋戒期內遇到初一，這就要遵照前麵的例子。如果聖上之心恭敬有加，務求嚴格整潔，初天，可讓散官預設防備，凡是不參預致齋禮的，在止車門外另立幃帳作為官署，假如天色有異常，就排列在宮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據實際情況予以允許，我認為沒有必要麻煩更換日期。聽從了這個意見。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雲：‘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雲：‘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雲‘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並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醜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複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鹹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準。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議：“郊祭與明堂祭祀，本來不應在同一天。漢東京《禮儀誌》南郊祭禮完畢，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稱為五供。蔡邕所依據的也是如此。近代減省，所以郊祭與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應該有個定準。”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誌》‘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準。”
太學博士王佑建議：“明年正月的第一個辛，應當祭祀南郊，第二個辛曰，舉行明堂祭祀，第三個辛，饗祀北郊。”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建議：“漢元鼎五年，在辛巳舉行祭禮，此後郊祭的期，沒有一點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憚，連帶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漢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國都舉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後漠永幹以後，明堂建於國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個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雖然郊祭有確定的日期，明堂卻還沒有一定的時曰。為什麼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說就會遵從，如果經禮沒有文字記載，就難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不在寅醜日祭祀。而且禮規定的祭獻，沒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陽與報答上天恩賜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漢書》的五供，就應當先祭北郊，然後祭明堂。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獻，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議：《鄭誌》說“正月第一個辛日，在南郊祭祀後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創建明堂，郊祭回來後就祭，這是采用《鄭誌》的說法。這大概是作《鄭誌》的人的錯誤，不是鄭玄的本意。鄭玄的話是說“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鄭玄注釋《月令》季秋大饗帝說“大饗，全麵祭祀五帝”。又說“在明堂的大饗，用文王、武王配祀”。當時是在秋天，離驚蟄還早。另外《周禮．大司樂》記載“凡是舉行大的祭祀活動，都在當地住宿”。查檢在當地住宿的意思，是因為日出舉行祭祀的緣故；如果天黑之後舉行祭祀，就無須預先在當地住宿。如果是日出舉行祭祀，怎麼會要等到郊祭回來。束京《禮儀誌》中沒有記載祭祀的時間日期，可是《鄭誌》說“郊祭天帝供奉犧牲的夜晚，夜漏沒有流到八刻進獻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犧牲的夜晚，夜漏沒有流到七刻進獻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進獻奏樂。要等到郊祭回來。魏高堂隆上表建議“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廟”。查考高堂隆這話，是仔細研究時序而確定的製度，因此《周禮》、兩漢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禮記》在辛日郊祭，《尚書》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適，應該臨時謹慎選擇。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並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醜。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建議：“《春秋傳》在正月第一個辛日郊祭，《禮記》也說在辛日郊祭，惟獨《尚書》說丁巳日郊祭供獻犧牲。先儒認為早於甲曰三天的辛，晚於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規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許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應是郊祭明堂祭祀都舉行。”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誌》雲‘正月上辛，祀後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誌》之說也。蓋為《誌》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雲‘大饗，遍祭五帝’。又雲‘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誌》不記祭之時日，而《誌》雲：‘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製，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議：“《孝經》鄭玄注說‘上帝也就是天的別名’。根據鄭玄的意思，帝和天說起來沒有什麼區別。近代同時祭祀，也是很有根據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時用武皇壺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來配祀上帝，這就是遵照從前的規則行事了。”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雲郊之用辛，《尚書》獨雲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驍騎將軍江淹建議：“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說一天兩次祭祀就玷汙了神靈，無須改正。”
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雲‘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準。”
尚書陸澄建議：前人遺留的文字事實，存在於舊的書籍之中，郊祭宗祀地點相近，論情勢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說明意義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時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燒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還不在同一天，郊祭與明堂祭祀應當不在同一天，例證就更明確了。陳忠《奏事》說‘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廟，十七日祭世祖廟’。仲遠的五祀，紹統的五供，和陳忠的這項奏議，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廟祭祀各在一天，摯虞《新禮》建議明堂與南郊祭壇相隔三處壇場，是裏祭天饗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證。另外上帝不是天，過去的人說得已經很詳細。現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應當依照古製在北郊祭祀之後。漢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備大駕，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車駕省去十分之二，現在祠祀明堂，不應配備大駕。
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厘革。”
尚書令王儉建議：西漢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東漢也不在同一天，魏、晉沿襲舊製，沒有分辨異同，宋代設立明堂，衹是依據從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沒有通曉祭祀天地的宗旨．為什麼呢?郊祭壇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陽偏西，雖然奉祀有所根據，然而煩瑣簡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議，在情理上更有說服力。《春秋感稍符》說“王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這樣北郊祭祀應在明堂祭祀前。漢、魏時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親自主持，晉泰寧年間有詔書，但未來得及遵行。鹹和八年，北郊祭壇才得以營建，太常顧和執意由皇帝親自祭祀。康皇年間，已經遵照采納。宋代沿襲，沒有來得及改革。現在應該皇上親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個辛祭祀皇天，第二個辛曰祭祀後土，最後一個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親自主持。車騎服用的儀製，一律遵照選製。南郊用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衣冠冕等禮服，各祭祀都用。詔令說“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座曇隆啟奏說：我看見南郊祭壇場地周圍，永明年間建造了瓦房，式樣宏偉壯麗。查考經史，無所依據。翻檢《周禮》。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義，在南郊建祭壇，是就著陽位。所以要高大寬敞，貴在昭顯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氣物。自秦、漢以來，雖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壇場地中間，並沒有另外建宮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國家是質樸虔誠尊奉上天．不樹立抬高自己，處事要兼通曠達，務求開明長遠。宋元嘉年間南郊祭祀，到時臨時設置小的幃帳作為退下來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間稍加修繕擴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壯麗，前些年工匠終於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會在祭祀上天時昧心興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記》說“掃地祭祀，在於它的質樸；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沒有任何修飾”，“以樸素為貴”。我私下認為郊祭應當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確謙恭肅敬為宗旨。或許上可以得到上天神靈的準允，下可以滿足眾人的期望。下詔說“交付外官詳議”。國子助教徐景嵩建議：“我翻檢《三禮》，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確祭祀選取的犧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沒有記載國君休息之處的儀製。現在幃帳與瓦房的結構雖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應力求沿襲。”太學博士賀踢建議：“《周禮》‘王祭上帝，擺放氈案，設置皇邸，。國家有變故而舉行祭祀，也叫旅祭。氈案，是在幃帳中用氈作床，沒聽說在郊祭壇場設置宮室。”兼左丞王撞建議，掃地郊祭上天，認為郊祭壇場沒有建築房屋。都與曇隆意見相同。
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雲‘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
驍騎將軍虞炎的建議，認為“所施予的誠樸，衹是在一個祭壇，漢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從竹宮望拜，休息的殿堂離壇場既然很遠，郊祭典禮完畢，旋即駕臨此處。瓦房與幃帳，無所謂簡慢”。祠部郎李揭建議：“《周禮》載‘凡是祭祀都要張開旅祭帳幕，陳設屍次’。有屍次就要有幃帳。仲師說‘屍次，是祭祀的屍所居住的更衣幃帳，。凡是有關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麵，設立屍次的言論，理應與宗廟相關。古代就撐開帳幕，現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廟的旅祭帳幕，既然可以改為房屋；郊祭的氈案，為什麼不能轉變成房簷屋脊?”曇隆的建議沒能實行。
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雲‘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鹹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後土，後辛祀明堂，禦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製。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鹹用。”詔“可”。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議雩祭依照明堂禮製。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周禮．司巫》說“如果國家大旱，就率領巫師歌舞求雨”。鄭玄說“雩，是天早時的祭祀。天子對上帝，諸侯以下對上公的神靈”。另外《女巫》說“幹旱就歌舞求雨”。鄭玄說“讓女巫在幹旱時的祭禮上跳舞，是崇拜女陰”。鄭眾說“用女巫求雨”。《禮記。月令》說“命令主管官吏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於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樂舞。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卿、士中有益於百姓者的神靈，祈求穀物豐收”。鄭玄說“陽氣興盛就會長期幹旱。山川百源，是能夠產生雲雨的地方。眾多水流產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歎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說是在南郊祭壇的旁邊，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從靴鞟到祝敔類樂器是演奏盛大的音樂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龍、後稷之類。《春秋傳》說龍出現時舉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應當在四月”。王肅說“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傳》說龍出現時舉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禮》是在五月裹寫明雩祭的意思”。晉永和年間，中丞啟奏，雩祭禮製足在國都南郊建壇，祈求上帝諸侯神靈，用八列六十四個童子跳舞，歌唱《雲漢》詩，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報。當時博士建議，說原來有祭壇，漢、魏卻另加探討。《月令》說“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說“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卿、士的神靈”。那麼大雩所祭祀的，衹應當是五精之帝罷了。勾芒等五位神靈，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據鄭玄的說法，應當在庭中配祀。鄭玄說“雩祭壇在南郊祭壇的旁邊”，而沒分辨東西。據查有關地的法則是崇尚右，雩祭壇較郊祭壇地位要低，理應在左邊。應當在郊祭壇的東麵，壇場的外邊建築雩祭壇。既然是祭祀五帝，那麼雩祭壇的形狀應當是圓的。查考雩祭壇的高度廣度，《禮記》、《春秋傳》沒有明文，依據《覲禮》設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築祭壇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種玉器，禮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領諸侯親自禮拜，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體上可以仿照。就是說現在修築祭壇應當高四尺，其廣度應以四圈為限，直徑四丈，周長十二丈，分四層。陳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禮儀。皇查用世擔在明堂配祀五帝，現在也應當在雩祭壇配祀。古代初春時舉行郊祭祈求穀物長勢旺盛，初夏時舉行雩祭祈求雨水好，兩種祭祀雖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樣的。禮製中衹有冬至曰回報上天，起初沒有得到雨水後酬謝帝。現在雖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報答的禮儀，按理不容許另外有酬謝報答之類活動。禮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節省費用，周祭祀靈威仰像後稷一樣，各用一頭牲畜，現在祭祀五帝、世祖，也應當各用一頭牛犢，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禮儀。逮皇童時喪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樂。至於天旱時歌舞雩祭，大概是表達感歎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歡樂，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讀祭辭，衹是祈求上天神靈恩澤罷了。禮製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現在的女巫，都不練習歌舞，臨時演練，恐怕無法盡快熟悉。依照晉朝的意見，使用童子，或許是一種適當的選擇。司馬彪《禮儀誌》說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陰的意思。現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祭祀中歌唱的詩，以及各種供品，就讓主持者搜求置辦。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啟：“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準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泰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啟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群望。”詔“付外詳”。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眾人商議明堂祭祀，都主張用世祖配祀。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莊嚴的祭祀。鄭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據二者共享奉祀。應當用祖和宗兩人配祀，讓文、武雙雙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認為應當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議：“周代的文王、武王還推讓後稷配祀上天，認為文皇帝應當推讓世祖配祀帝。雖然是讓尊祖去配祀了，但對聖上父親也是個榮耀。”左仆射王晏的建議，認為“如果采用鄭玄的祖宗是通稱，那麼生前建立功德，死後留下尊稱，曆代配祀帝的，何止兩位?現在祖宗配祀上帝，應準許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豈不變成了文廟!”下韶說“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議說：根據《祭法》“有虞氏諦祭黃帝郊祭學，以顓頊為祖，以堯為宗”。“周人檣祀學而郊祭稷，以文王為祖，以武王為宗”。鄭玄說“碲、郊、祖宗，是說祭祀時配祀。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吳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個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肅說“有祖宗之名的廟不毀棄”。如果真像王肅說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應該毀棄，為什麼衹稱蕩、契況且帝王的後人還在，舜會寧願為堯、題垣立廟，可世間相沿祭祀他們了嗎?連主查用直擔配祀叁歧，到漢武帝設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個人兼做兩處配祀，有違於聖典。自漢明帝以來，沒有再造樣做。所以明堂沒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認為先帝應將二帝列為祖宗，為高宗建新廟，與世回一起作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聖主尊父之義。先帝相對於逮皇童，論倫常次第是弟弟，論道義尊卑是臣下，設配祀的位置，應該在世擔下麵，二人並列，都麵朝西。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翽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床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曇隆。
國子博士王搞建議：“《孝經》‘周公郊祭用後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沒說武王。另外《周頌》‘《思文》，是用後稷配祀天，。‘《我將》，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關武王的內容，祇有《執競》說‘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廟祭祀武王詩，更知道明堂沒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議：《孝經》記的是周公攝政時的禮儀，《祭法》記的是成王歸位後所實行的禮儀。所以《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另外孝順沒有比用尊敬的父親配祀天更大的了，這說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難道能相對於成王說嗎?如果《孝經》所說的，的確是成王所實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說尊敬的父親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後稷配祀天的樂歌，《我將》是文王配祀明堂的樂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說法，那麼這
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愨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捴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屍次’。屍則有幄。仲師雲‘屍次，祭祀之屍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屍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製簷甍？”曇隆議不行。
二篇，都應該在成王歸位之後。請問周公祭祀後稷、文王，用什麼樂歌?另外《國語》說“周人諦祭學郊祭後稷，把文王作為祖，把婁工作為宗”。童周說“因公時，把塞工作為宗，其後改為把文王作為祖，把武王作為宗”。查考文王是因為文治而被奉為祖，逮王因為武功而被奉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鄭玄注釋《祭法》說“祖、宗說起來是相通的”。因此《詩經》說“吳天已有旨命，二後承受它”。注說“二後，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單個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鄭玄說“四季在國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氣，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順便祭祀一帝，則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賓客不容有兩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沒有具體對象。既然禮儀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雲：‘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雲：‘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雲‘旱則舞雩’。鄭玄雲：‘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眾雲：‘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雲：‘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雲：‘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眾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籲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鼙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後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王肅雲：‘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
眾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見為準。下韶說“可以”。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啟，雩製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於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雲‘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雲‘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雲‘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後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籲嗟之義，既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誌》雲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辨。”從之。
太祖做齊王，依據舊製設立五座宗廟。即位之後，設立七座宗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後共是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自祭祀太廟六房，遵照禮儀，叩拜完畢，接著到昭後廟室前，根據禮數應當倚門而立，皇上內心猶疑，想讓廟裹的執事去做，又想讓諸王代替祝令在昭後廟室前執爵主持。向彭城丞劉織問這事。劃職回答說：“如果都不到昭後的神座前，我認為太薄情。廟裹的執事就是代替皇上執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諸王不會願意代替他們。舊的廟祭儀式中諸王可以兼任三公親自主持，我認為這樣比較合適。”皇上聽從了。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鹹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後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仆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曆代配帝，何止於郊邪？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畢，拊祭於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畢，拊祭於太廟陰室。太祖崩，毀掉廣陵府君神主。鬱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毀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陰府君。明帝即位，恢複原狀。等到明帝崩，咐祭於太廟，因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區分世次．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雲‘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王肅雲‘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複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
史臣曰：先儒解釋宗廟的含義，根據高祖以下五代後親情斷絕，所以與自己有親情的祖廟有四輩。周代把後稷作為始祖，文王、武王作為遠祖，所以說周王立七個廟。夏禹沒有始祖，商湯不把契作為先祖，夏立五廟殷立六廟，其數字與此相符。漢代設立宗廟，違背經典古製。匡衡、責魚、墓邕等人，空有遷移毀棄的議論，長達四百年，竟然沒有完善的製度。魏代初年，宗親之廟衹有四代，吳國、蜀國的宗廟祭祀，失禮的地方已經很多。晉采用王肅的意見，把文帝、景帝作為一代，向上到征西，實際是六個廟。查考其用意，不區分兄弟長幼，應當是為君主立廟，所以同輩可以在七廟相容。等到楊元後崩，征西的廟沒有毀掉，就知道沒把楊元後列入世次。宗廟有七座廟室，可神主之數滿八個。江左賀循提議以後，弟弟不繼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廟的世次必定限製在七輩，神主則沒有一定的數字。宋代中央最初設立五廟，把臧後列入宗廟。依據禮義要求，宗親的廟也就是四個。在禮義上反而與鄭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說按照王肅的意見。白此以後，就沿襲舊的製度。夫妻是半道結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續的，好比是對下祭祀夭折的嫡子，與宗廟的數量無關，如果都到祖廟，禮義上沒法解釋。如果照伊尹的話，一定要到七代，那麼兒子為昭孫子為穆，不列入婦人。如果依鄭玄的說法，宗廟有親人的稱謂，妻的意思是齊，豈能說是胡亂的祭祀。況且照閎宮的品德，周代七廟沒有列入並不就是定數，楊元後享祀，晉代成為八廟也沒什麼損害。現在說的七廟，實際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國君，造福後世的製度不能完善。如果說太祖沒有列入，那昭穆的數字如何維繼，因此禮官應該謹慎。
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雲武王。又《周頌》‘《思文》，後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雲‘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
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議：“暫行製度：居喪期間，帝王不親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根據晉中朝《諒閻議》陳述說：暫行法典實行之後，喪禮就被取代了，事情興於漢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喪，沒有喪服之名，周王除去喪服，衹要舉行宴飲娛樂就會被譏笑。《春秋》的禮義，繼位的國君過年後即位，預告就要朝見天子聘問進獻，《左傳》說“凡是國君即位，卿要出訪各國，重申舊的友好關係”。又說“諸侯即位，小國要前來訪問，繼續結好示信，謀劃事情彌補缺漏，這是禮重要的內容”。至於居喪期間謀劃婚事，三年喪期未完就舉行諦祭，齊歸居喪期間仍舊打獵，杞公居喪不終止奏樂，都導致譏諷批評，應作為明鏡引以為戒。從這些記載來說，朝見、聘問、祭祀等典禮，哭完了之後就要準備舉行，婚姻、諦祭、打獵、奏樂等事情，三年之後再舉辦，通暢堵塞，興盛廢弛，各有緣由。又據《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都稱武王去世，成王繼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後，周公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會見諸侯，命令祝雍創作頌詞。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晉悼公”．平公即位之後，“更換喪服儆戒百官，祭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說，天子去世，國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廟的神主藏到祖廟中，這是禮。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後，各位神主仍遷回自己的廟”。《春秋左氏傳)“凡是國君哭泣完畢就要拊祭祖廟，拊祭祖廟之後要特別對其神主祭祀，在祖廟中蒸祭、嚐祭、棉祭”。先儒說“特別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廟寢中單獨用喪禮奉祀新去世的國君神主，不同於吉禮。在祖廟內蒸祭、嚐祭、稀祭，是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各廟的神主，各遷回自己的廟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禮。三年喪期完畢，在祖廟中舉行吉禮的碲祭，升入諸位神主之列，確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這些意見，都寫在經典誥命，史冊中很清楚，所以晉、宋沿襲，都遵照從前的製度，終止哭泣，因身負國家重任除去喪服，親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禮義，內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禮官提議，皇上不應親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喪三年的製度從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據《王製》聲稱“三年喪期內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舉行”。豈不知所謂從天子以下通行，本來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後脫掉喪服，因為事情要權宜處理，放棄喪服穿上皇袍，奉祀盡孝應加以申明，“越紼”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終止之後，還有什麼“紼”可越?再依照範宣問難杜預，譙周論士人祭禮的意見，都不再是明確的根據。晉武帝服喪，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喪禮製，至於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為由，沒有馬上改變舊的製度。南遷江左以來，通儒碩學經曆得多了，但都謹守舊製不加改革，禮義豈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來說，公卿大夫，要親臨官署處理政事，新年伊始，要會見各國使節，雖然樂器停止演奏，可是懸掛樂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跡被凡俗的禮製所貶抑，怎能說他們的內心能平靜，是為了國家的緣故。宗廟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許其他祭事都籌備舉行，惟獨這一典禮廢棄呢?就是必須要廢棄祭祀，那應該三年一直空缺，然後恢複舊製，可是主管官吏整頓禮製，進退不一，更加違背典製初衷。我認為應該依舊山皇上親自奉祀。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雲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後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複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後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雲‘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雲‘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雲‘祖宗通言耳’。是以《詩》雲‘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注雲‘二後，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雲‘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為允。詔“可”。
永明九年正月，詔令太廟四季的祭祀，進獻宣帝麵起餅、鴨腔，孝皇後筍、鴨蛋、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後茗、柵、炙魚，都是他們喜歡吃的。起先是世祖蘿見太祖說：“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廟裹向我要吃的，可另為我建祠廟。”皇上於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時回青溪宮舊宅，宅內合為一堂，供奉二帝二後，犧牲服製，采用家人的禮儀。
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後為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後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為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後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後坐前，竊以為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為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於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於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複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
史臣曰：漢代的宗廟，分布在郡國，有所求才祭祀已經褻瀆了神靈，依據情分又疏遠了。雙層房簷的祠堂陵寢，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議，認為這是遷移毀棄。光武帝承繼漢王朝，南蛆晝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陸祠祀。建武三年幸臨疊醫園廟就是證明。張衝《南都賦》說“宗廟肅穆幽靜”。從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臨章陵，就到舊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設立宗廟，都在翅都。魏文帝薑翅二年，這屋宗廟沒有建成，親自在建始殿祭祀鴦童，采用家人的禮儀。世祖生發漢明帝一樣的夢，開始在舊的宮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禮義上也與從前的製度相合，也是一時的盛事。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後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雲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亙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後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後為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台初立五廟，以臧後為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製。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議：“現在祭祀有生魚一條，幹魚五條。《少牢顱食禮》說‘主祭者獻上魚、臘、膚，用十五條鮒魚’。上邊既然說‘臘，，下邊必然是‘鮮’。其數宇應該相同。稱‘膚，足以知道鱗皮沒有毀壞。《禮記》說‘用幹負祭祀叫商祭，用鮮魚祭祀叫艇祭，。鄭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現在完整。賀循《祭義》還是用魚十五條。現在鮮的就減省了，幹的全部用。我認為應該幹、鮮各兩條幹的稍微切斷頭尾，表示保存古義。”國子助教粟惠度建議：“《禮記》稱崇尚玄酒加工腥魚。玄酒不能多，鮮魚照理應節省。幹魚五條，是因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征五種等級的酒。現在要幹、鮮魚各兩條，禮義上沒有依據。”何謹之的建議未能施行。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製：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采晉中朝《諒暗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間，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逾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雲‘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雲‘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暗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搜，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嚐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搜樂之事，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