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的陵墓，昭皇後應遷殯拊葬。祠部疑問是否應舉行祖奠、遣奠、啟奠等祭奠以及九飯禮儀。左仆射王儉建議：“像大殮一樣祭奠。賀循說‘拊葬帝王陵墓的墓都舉行祭奠，就像安葬前在廟朝舉行的禮儀。’範寧說‘將要鑽土下棺時舉行祭奠。’雖然不稱她為祖，但不能沒有祭奠。”采納了這一建議。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後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啟諸奠九飯之儀不。左仆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雲‘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範寧雲‘將窆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後神主在廟，今遷祔葬，廟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雲‘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仆射王儉議：“範寧雲‘葬必有魂車’。若不為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雲‘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複五陵，宋朝敬後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主管官吏又上奏：“昭皇後的神位在宗廟，現在遷殯拊葬，在宗廟虞祭安慰神靈，神位既然已經安置在宗廟，改葬遷靈，豈能虞祭鄭玄注釋改葬說‘從祀宗廟的廟，禮儀應該與拊葬陵墓的墓相同，。事情怎能容許不同前代說應當沒有虞祭。”左仆射王儉建議：“範寧說‘下葬一定要有魂車，。如果不是為了回歸，神靈將停駐何處?世間改葬，都是就近墓地祭祀神靈，怎能不舉行祭祀而毀棄呢?賀循說：‘鑽土下棺之後，在墓地祭奠，完成葬事’。雖不是正式虞祭，也要粗略相似。晉代修複五陵，宋朝敬後改葬，都有虞祭。現在舉行虞祭沒有什麼可疑慮的。”采納了這一建議。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仆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為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係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箋表，不得奔赴。”從之。
紐二年，皇太子妃去世，前宮的官員對應服何種喪服有疑問。左仆射王儉建議：“《禮記。文王世子》‘父親在此是兒子，國君在此就是臣下’。而且漢魏以來，太子宮僚齊備，奴仆的禮節，具體講是服三個月喪。從前庾翼妻子的喪事，王壘、墜叢說府中衙役應該服妻子去世的喪服，何況作為臣下禮節的重要呢?應該依照禮製為舊君的妻子服齊衰三個月，有官職在身的，都應當請假，早晚前往哭吊的事，都由束宮承擔。現在遠方沒有任職朝廷的臣下，在任職的官署服喪兩天半，仍舊穿喪服行喪，派人送上哀悼文書，但不能趕赴奔喪。”采納了這一建議。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銘旌。仆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於殯東，大斂畢，便應建於西階之東。”
太子妃享受的喪服是斬衰，使用乘黃，商量為她設立銘旌。仆射王儉建議：“禮製，塗棺之後，祝把銘旌放在靈柩的束側，大殮完畢，就應該立在西階的束側。”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斃，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雲何？又用幾翣？仆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效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複立旒，複置何處？翣自用八。”從之。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去世，樹立九旒的幡旗。主管官吏又請示：“舉喪曰樹幡旗不?如果樹幡旗，應該裝飾幾條旒以及上麵怎樣畫龍的升降又用幾種棺飾?”仆射王儉建議：“旒本是顯示等級的禮儀飾物，與喪事無關，如今公卿以下，平常沒有機會顯示禮儀等級，所以才在喪事中樹裝飾旒的幡旗。柬宮太子按品級享有與上公同等的禮儀，太子妃與太子一體，按道理禮儀不容有區別，沒有緣故不與常規相同，另外樹立喪事幡旗。大明舊的事例，是不經過詳細計議，就草率地實行。現在應當考核禮典，不能再仿效沿續錯誤。吉禮的隊列自有桁轄，凶禮另有幡旗，如再樹立裝飾旒的幡旗，放在什麼地方?棺飾自然用八種。”采納了這一建議。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鹹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主管官吏上奏：“大明舊的事例，太子妃的宮中有石刻墓誌。大家議論墓誌銘不是出自禮典。近代宋元嘉年間，顏延創作王球墓誌。曆代世族都沒有碑文，所以用墓誌紀念功德。自此以後，王公以下，都遵照采用。太子妃身份重要，禮儀不同於一般人，既然有了哀策，我認為不需要墓誌。”采納了這一建議。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製，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複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複俟祭。宋懿後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
主管官吏上奏：“穆妃喪禮卒哭之後，神靈還在途中，遇到初一、十五，是否應當舉行祭祀?”王儉建議：“既然已經舉行虞祭卒哭，在宗廟祭祀，本來就是用祭祀排列昭穆，不全同於卒哭之後的常祭祀，所以有初一、十五的祭祀。藩屬國不依照臨時製度，宋江夏王妃的喪禮卒哭儀式之後，初一、十五舉行祭祀。帝室既然通過卒哭儀式解除了喪事，沒有理由還有初一、十五的祭祀。靈位雖然沒有進入宗廟靈堂，然而船舫之中實際成了臨時的宗廟，好比桓玄以及宋高祖時長沙、臨川二國，都有遷移宗廟的禮儀。豈還能說靈位在途中，就舉行殷祭由此而言，初一、十五不需要再舉行祭祀。宋懿後當時的喪事沒有提到這事，更可知道當時的意見。”采納了這一建議。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為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為有疑不？”左仆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雲“積分而成月”。《公羊》雲“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鹹謂三年期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雲“含閏以正期，允協情理”。今杖期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準例，益複為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並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
建元三年，主管官吏上奏：“皇太子的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當年閏九月。不知道應把閏月算為月數還是應把閏月附在正式的月份後?如果在月數裹計算閏月，南郡王兄弟就應在這年四月的最後一天舉行小祥禮，對於該月舉行祥祭，是否有疑問?”左仆射王儉建議：年三百六十天，《尚書》有明確的解釋，文公納聘禮娶親，《春秋》加以嘲諷。《穀梁傳》說“時分積累形成閏月”。《公羊傳》說“上天沒有這個月”。雖然如此，《左傳》認為告朔是符合禮的。因此先儒都說三年服喪期，年數包含了閏月，服喪期在大功之下，閏月算為月數。閏月，是各年多餘的日子積累而成，相當於不正常的月份，所以吳商說‘把閏月包含在正常的一年之中，符合情理，。如今服喪一年使用喪杖的喪禮，雖然在十一個月後舉行小祥儀式，但是祥祭縞服，必須在一周年時服用。凡是喪期削減一年的喪禮，要效法正規的喪服製度。祥祭與縞服相距二月，喪期削減一年的小祥禮，也要按照此理。再者從名義的角度要求，小祥禮本來就以一年為限，據倫理事例考察，那麼相距必須是兩個月。現在因為喪期削減一年而先舉行祥祭，不能說這樣祭不是在一周年，事情既然屬於同一律條，情理上也就沒有不統一的，年份包含閏月的道理，自然不言自明。假使祥祭在這個晦日，那麼距縞服禮三個月，依照正規事例，更是講不通。我認為應當等到五月的最後一天再舉行祥祭．這是國家重大的禮典，應該共同仔細商議。與通關八座丞郎一起，研究異同。
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製，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期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製？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製，有何不可？”
尚書令褚淵反駁王儉說：“喪期削減一年的禮製是用健在的尊親抑製對死者的感情，所以祥祭縞服禮製完備，可是不明確年月。如今在十一個月後舉行祥祭，可見是遵照期服喪製。既然用月數計算，就應當計算閏月而完成典禮。如果仍把閏月包含在一年之中，那與喪服製度有什麼不同。懷疑的人正是因為祥禮期限應當計算閏月，所以月數有差別。積累剩餘時分形成閏月，是曆法天象所弘揚的。計算月數時把閏月計算在內，所以有剩餘的月，計算一年包含閏月，所以導致堆積。符合情理順從禮製，有什麼不可以?”王儉又回答褚淵的辯駁說：一年包含閏月的意思，是通達的儒者所難以接受的．祥禮本來應在一周年舉行，因喪期削減一年而未成。就事而言名義及事情本身都得以保存，就哀悼而論情感沒有什麼差異。從跡象上雖然是計算月，可按道理實際是計算年，閏月是年份剩餘時分的積累，所以應當包括在一年之中。一周年兩次祥祭，由於活著的尊親所以削減喪期，祥祭期限不計算閏月，就像計算年所表明的，縮減、延伸兼而著明，兩種禮製都實行。經書傳記的本意，就在這點吧假使五月舉行小祥禮，六月就閏月，那麼祥祭距離縞服，事情分在兩個月，造就是十一個月像一周年前，兩個月放在一周年後，名稱有自己的分區，不能混雜。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衹寫前一個月，本不說閏月，這又符合上文的明確含義。鄭、射、王、賀衹是說一周年喪期包含閏月，本來不再區別杖期之內的祥祭，認為不需要再說。成休甫說“大祥禮之後舉行禪祭，有閏月另外計算”。表明杖期內的祥祭，不能與服喪後期相比。既然像那樣施恩，照例就應如此。褚淵又依據舊的禮義問難王儉十幾次，王儉就事加以解釋。
儉又答淵難曰：“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期，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跡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期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記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雲期則沒閏，初不複區別杖期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雲‘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於浸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
祠部郎中王珪之的意見，說：“喪禮碰到閏月的處理，服喪在功、衰以下，小祥禮趕上閏月，就略而不說。現在雖然減除一年喪期，祥祭的名義還存在，不同於其他的喪服等級。把閏月計算為月數，有辱追念敬慕先人的心，把遠當作近。既然有剩餘時分，閏月又不是正式的月份，包含在一年之中，健全禮製，在情理上是可以的。仆射王儉的意見，論據詳明廣博，應敬加附和讚同。現在司徒褚淵開始雖然疑問辯難，又經過往返問辯，還未同意王儉的意見。應依舊由八座丞郎共同集思廣議為是。在來年五月最後一天舉行小祥禮，祥祭、攆祭自然依照正常的期限。上奏禦覽，頒布內外。”下詔說：“可以。”為皇太子穆妃服喪，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請教左仆射王儉：中軍南郡王舉行小祥禮，是否應該等聞喜公一起?穆妃七月二十四去世，聞喜公八月發喪，計算小祥禮十一個月的期限，應該在六月舉行。南郡王以為應當同在六月，那麼大祥禮再推延一個月，應當在八月，不再是正規的月數，衹在於保存親情之義，如果分別舉行祥祭，倚廬、堊室相隔，黑白喪服混雜，不知是否當有這些疑慮?王儉說：發送死者有終了，恢複正常生活有節度，遙遙無期不是喪服製度所申明的，祥祭縞服明確表示了喪事的終結。相互等待的意思，經傳中沒有記載。世人多以為倚廬堊室衰麻喪服，不應該有區別，所以相隔一二個月，有的就推延到一起舉行。造就是所謂放任情感徑直行事，沒有通曉禮的本意。從前撰寫《喪記》，曾經闡述過這個意思。從遠方歸來奔喪的人，自然是有事耽擱而未能趕上祥祭，住在家中的兒子，有什麼理由不更換喪服。禮經中有除去喪服歸來祭祀的，這是經傳遣存的記載，是不必等到一起的明確證據。假如應當等到一起祥祭，那麼相隔經年，也必須要等到一起，就會終生披麻戴孝，宗廟長期得不到祭祀，遣是不可以的。假如說不應當等到一起，那麼旬月的間隔，也不容許推延。為什麼呢?禮製區分倫次，禮義不是白設的。現在間隔長的不等到一起，間隔短的必須等到一起，既違背禮的規定，而且用心也一無足取。假如顧慮兄弟住在一起，吉禮凶禮混雜，那麼古代有兄弟各有宮室的說法。如果沒有不同的宮室，那麼從遠方歸來的兒子，自然應當另外開一個門，履行完喪禮儀式。祭奠靈位，是隨住在家中的人，兩周年之後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奔喪禮》說“在官位者不祭奠”，鄭玄說“因為死者的靈魂沒有在這裹”。不能及時聽說噩耗，確實因為身在遠方。在官位不祭奠，更有可以心安的理由。這些自然都各有緣由，與嫡子庶子無關。庶子在家裹，也不需等待嫡子。何況太子妃是王室嫡係，中軍處於嫡長子重位，朝廷又施行從權的禮製，進退之禮就更沒有什麼可顧慮的。我認為不應當等到一起舉行祥祭。中軍舉行祥祭縞服的那天，對聞喜公衹是表示哀悼而已，不接受吊唁。等到忌日換上喪服，兄弟也應當聚到一起表達追念之情，不接待客人。這是國家的大典，應當由通關八座丞郎共同研究同異，然後上奏皇上。司徒褚淵等二十人都同意王儉的意見，請求作為永久的製度。皇上下詔說“可以”。
祠部郎中王圭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為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製，於情唯允。仆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禦，班下內外。”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去世，南郡王聞喜公的臣屬對為主上母親服喪有疑問。王儉又建議：“《禮經》‘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之喪，，先儒說‘庶人在官府就好比是府史之類人’。另外諸侯屬下大夫的妻子要為諸侯的夫人服七個月的總衰，此製輕微疏遠，所以不能盡禮。現在皇孫自然是藩屬國的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的嫡子之妻。宮中臣下都能夠作為諸侯妻子盡禮，王國官員怎敢衹是表示對夫人的禮敬。應當穿單衣、戴白便帽、紮素帶，在中門外就哭，每次哭吊都要進去，與宮中官員相同。”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左仆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為當同取六月，則大祥複申一月，應用八月，非複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為祥，廬堊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複生有節，罔極非服製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嚐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為衰絰永服以窮生，吉蠲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雲‘為位不奠’，鄭玄雲‘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為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製，進退彌複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禦。”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為允，請以為永製。詔“可”。
丞塱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右仆射王曇等人上奏：“據《喪服經》‘為國君的父親、長子服喪，都是服齊衰一年，。現在既然天子不用服喪三年，衹服喪一年，群臣應該降一等，就應當服大功之喪。九個月的功衰喪服，是為兄弟服喪，不能夠服尊者之喪。我們共同商議，認為應當加重喪服等級，減少月數，都服三個月的齊衰。至於太孫已經明確要服三年喪，南郡王的臣屬，應當服一年齊衰之喪。臨汝公、曲江公既然不是嫡係，就不用在宗廟中立已故太子的神位，二公的臣屬，都不用服喪。”皇上詔令就依照所議定的。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製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為國君齊衰’。先儒雲‘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為大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輕微疏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為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
又上奏：“案查《喪服經》雖然有‘國君的妾為國君的長子服喪依照國君行事’，兩漢以來，這一禮製長期廢棄，請沿襲從前的做法，不再實行古製。”皇上下詔說：“既然長期廢棄，停用為便。”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製，群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期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
又上奏：“據在下查考，皇上在文惠太子一年的服喪期內不演奏音樂，雖然對諸王本來也是服一年喪，然而太子是宗廟正統，在喪服上應該相同，除掉喪服，可以奏樂嫁娶的時間，就應當一致。我們認為對太子、諸王誠然都是用的嘉禮，但輕重有所不同。娶婦盼子嗣，事情並非全都吉祥，三日不奏樂，禮中有明文記載。宋代一年的喪期降為服大功，婚禮廢除音樂，表明私情，與前代典製相通。”皇上下詔說“依照你們的意見”。
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妾為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準，不複追行。”詔曰：“既久廢，停便。”
又上奏：“根據禮，祥祭除去喪服都在當天晚上換衣服，第二天早晨才舉行祭祀。查考連續幾代都是臨舉行儀式才更換衣服，與禮不相符。現在東宮因公除去喪服的日期，如果依照前例，皇太孫的喪服要在臨舉行典禮時改換。我們共同商議，認為要先哭吊完畢，然後祭祀。應當因公除去喪服的，都在自己府第改換衣服，然後進去哭吊，行奉祀撫慰之禮。”皇上下韶說“可以”。
又奏：“伏尋禦服文惠太子期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期，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期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建武二年，會見群臣，當時世祖的喪期沒有完結，朝廷對是否奏樂議論不決。祠部郎何佟之建議：“當年舜在堯的祖廟繼承帝位，其意義不是作為堯的後嗣，等到放勳逝世，禁絕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承成帝皇位，當時也不奏樂。懷帝丞裹元年，塞童的服喪期未完，當時逗立建議說，古代帝王承續帝位，雖然有繼承父位、兄位的不同，然而禮的輕重是相同的。”采納了造一建議。
又奏：“案禮，詳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建武二年正月，主管官吏因為世宗文皇帝在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是第二個忌日，二十九日大祥禮，三月二十九日祥潭禮，天子以及群臣表露哀悼的禮儀，應該有一定的標準。下達太學、國學及八座丞郎商議。博士陶韶認為：“名稱確立意義就會產生，這是自古以來的製度。文帝為嫡係祖宗，排位昭穆，祥禮、忌日、樟禮當天，皇帝應穿祭服，出太極殿致哀，百官也穿祭服列位相陪。”太常丞李揭建議說：“查考尊號既已追封，喪服就應依照正式規定，但是已經遵從臨時製度，所以沒有提到苴杖。至於其功德既然可與鑽木取火相比，天地也為之變化，怎能不受感動。而且晉景獻皇後去世，群臣用對諸侯妻子的禮儀服喪。追尊的皇後，都要享受皇後的禮儀，迫尊的皇帝，自然應當與皇帝享受同樣的禮儀。雖然為臣為子服製相同，然而禮隨著時代而變化，天子猶如飛龍中興朝運，不是用武力成事，按道理沒有必要改變常服飾。衹是帝王為國家表率，也應當穿哀悼禮服出正殿表示悲痛，百官痛哭，一切依照常規禮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喪禮製度，分為兩個部分。虞祭拊祭是表現追念亡者的感情，小祥是克製生者的禮儀，這大概就是至深的親情可以表露，極度的痛哭也要抑製。文皇帝雖然沒有作為國君施行德業，教化百姓，但追尊為至高無上的皇帝，確是緣於其天性。現在說到臣下應遵守的禮製沒有實際內容，議論到自己事情也是虛的。聖上駕禦宇內，更承受上天眷愛，祠祀七代宗廟，不是依照夏商周三代，所以周年忌及祥祭、樟祭，沒有先例仿照舉行。”太學博士崔愜讚同陶韶的意見，太常沈俠讚同李揭的意見，國子博士劉警等人讚同謝曇濟的意見。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胤堯，及放勳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於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製未終，於時江充議雲，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
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春秋》的意義，臣子繼續君主宗親的事業，雖然恩義有別，但用的禮是一致的，都為的是敦厚孝敬的感情，加重有關喪服的禮義。皇上雖然上繼高皇帝，曾經北麵為臣，但現在秉承天運統治天下，教化百姓，凡是父親、老師、國君的恩情，照理不容更替。我認為世宗的祥祭忌日，皇上應穿哀悼禮服登上殿堂，群臣共同致哀，事情完畢，百官到宣德宮祭拜上表，還要到陵園致哀，弘揚追念思慕之義。”尚書令王呈等十九人讚同何{駐的建議。皇上下詔說“可以”。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群臣泄哀之儀，應定準。下二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為“名立義生，自古之製。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捴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製，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後崩，群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後，無違後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吊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議：“夫喪禮一製，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盡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緣於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己則事虛。聖上馭宇，更奉天眷，祗禮七廟，非從三後，周忌祥禫，無所依設。”太學博士崔愝同陶韶議，太常沈倓同李捴議，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曇濟議。
海陵王去世，百官集會致哀，當時實行戒嚴，朝廷議論對穿軍服赴會猶疑不決。祠部郎何佟之建議：“不能穿羊羔皮衣、黑色帽子吊唁。照理不允許穿軍服參加喪禮。宋泰始二年，為孝武帝舉行大祥禮那天，當時百官進宮哭吊，都在宮門換下軍服，穿上便衣，哭吊完畢出來，仍舊穿上軍服。”采納了這一建議。
祠部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嚐經北麵，方今聖曆禦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宗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弘追遠之慕。”尚事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讚曰：周公、孔子製作禮儀，訓示規範百王。共有三千之數，禮、義、廉、恥得以伸張。增減法度，興廢憲章。軍隊典禮國家祭祀，社稷宗廟郊祭學校禮儀。冠禮婚禮朝會禮，喪服標誌凶喪之禮。國家保存是因為有大德，從前的亡國要引以為戒。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吊，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於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夾，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