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昭陽單閼，盡閼逢執徐，凡二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1春，正月，辛醜，葬孝宣皇帝於杜陵；赦天下。1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劉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2三月，丙午，立皇後王氏，封後父禁為陽平候。2三月十日，漢元帝劉奭封王政君為皇後，封王政君老父王禁為陽平候。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劉奭下詔：把三輔、太常、各郡各封國公田及皇家林苑的節餘經費跟產物賑濟貧民，幫助創業；家產不滿一千錢的，供給或借貸種子、食糧。3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3劉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許廣漢同胞弟弟的兒子許嘉為平恩侯。4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4夏季，六月，傳染病流行，劉奭命禦廚房減少菜飯，減少音樂部的官員，減少皇家馬匹，救濟難民。5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5秋季，九月，函穀關以東十一個郡與封國，大水成災，發生大饑謹，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殘殺，煮吃對方屍體，漢政府轉運其它郡、其它封國的糧食救濟。6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禦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禦幸者勿繕治；太仆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劉奭早就聽說琅邪王吉、貢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經，德行廉潔，特派使節把二人征召到長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貢禹到了之後，被任命當諫議大夫。劉奭屢次謙恭地向他請教如何治理國家。貢禹說：“古時候，君王都很節約，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賦稅外，沒有其它賦稅遙役，所以家家戶戶都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多人，禦馬不過百餘匹。但是後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惡性發展，就越來越嚴重了。上行下效，臣屬也跟著奢侈。我愚昧地認為完全仿效太古，當然困難，但至少也應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跡。現在，宮殿的興建，告一段落，已經無可奈何了，而其它的開支，應盡量減少。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遊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誌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匈奴呼韓邪單於複上書，言民眾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製，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製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弟子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雲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係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即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製詔丞相、禦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眾。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丁巳，立子驁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己酉，地複震。上複征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願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係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亻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複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複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硃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嚐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遊，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鳩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塚，終帝之世。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才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複忌憚者也。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初，武帝灰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群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裏，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鹹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雲：‘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複其南方萬裏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裏，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禦史。禦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於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宮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是歲，上複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後土；赦汾陰徒。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醜，公元前四四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於參。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禦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複。省刑罰七十餘事。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禦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匈奴郅支單於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穀吉送之，禦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於鄉化末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於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到庭。”上許焉。既到，郅支單於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於困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長無匈憂矣。”即使使到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穀城，殺略民人，驅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裏。冬，十二月，丁末，貢禹卒。丁已，長信少府薛廣德為禦史大夫。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視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二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三月，赦天下。雨雪、隕霜，殺桑。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禦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禦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禦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禦史大夫。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禦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穀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遊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訴，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雲：‘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謅不當在位，曆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撥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嘩於民間。故《詩》雲：‘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々，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曆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方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裏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係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製詔禦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裏令。”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誌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複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複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匈奴呼韓邪單於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於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於北歸者。久之，單於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1春，二月，赦天下。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2丁酉，禦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禦史大夫。2二月五日，禦史大夫韋玄成當宰相；右扶風鄭弘當禦史大夫。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3三月一日，日食。4夏，六月，赦天下。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5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製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5皇上問給事中匡衡，詢問地震日食等天地變化的緣故，衡匡上書說：“陛下親自身體力行，為國家開辟太平道路，憐憫愚昧的官吏人民，誤觸法網，連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是國家之福！不過，據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後，作奸犯科的人並沒有減少，今作奸犯科的行為並沒有停止。今天剛剛釋放出獄，明日卻又犯法，重新坐牢，這是由於疏導他們的工作沒有抓住重點。現在的社會風氣，貪圖錢財，輕視道義，喜愛追逐聲色犬馬，把豪華奢侈當作目標，親族的關係日漸淡薄，而婚姻的關係卻十分密切，苟且結合，用身家來博取財富；萬變不離這種傾向，即使一年之內有數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認為改正之道，在於大刀闊斧，改變社會風氣。朝廷對於國家，就像築牆時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員如果怒目相對，那麼下麵的人就會產生爭鬥的禍患；在上位的人如果專權弄事，那麼下麵的人就會產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傷害，那麼下麵的人就會產生殺機；在上位的如果有貪圖錢財的大臣，那麼下麵就會有偷盜搶竊的人民；這是因為牆版是牆的根本。治理國家的人，最應該謹慎的，是提倡什麼。禮教的推行，用不著逐家拜訪，也用不著見人就去勸說；隻要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盡忠職守，朝廷尊重禮儀，文武官員相敬互讓，道德的行為，從內心發展到體外，從最近的人開始，然後人民才知道誰作為榜樣，努力效法，不知不覺中，善行日益增加。《詩經》說：‘商王朝首都的風俗禮儀高貴大方，是天下人的標準，誰都要模仿。’而今，在漢王朝首都長安，天子親自推行聖王朝的教化，可是社會風氣跟遠方並沒有差異，各郡、各封國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學習什麼，最後卻學會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養社會風氣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最先著手。我曾經聽說，天上跟人間的分際，精氣互相激蕩，善惡互相推展，下麵有所動時，在上麵可以看出跡象，太陰變化，則靜的東西會動（指地震），太陽變化則光明會被掩蓋（指日食），水災旱災，類似的災禍會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隻有憐憫天下人民，節省龐大開支，建立國家製度，接近忠良，疏遠奸佞，提倡大仁大義，矯正敗壞的風俗習慣，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發揚光大，美好的聲譽，傳播到國境之外，然後廣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禮儀謙讓的美德，可以複興。”劉奭欣賞匡衡的意見，升匡衡當光祿大夫。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奸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荀悅評論說：對於囚犯的赦免，隻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範。漢朝的興盛，恰在秦王朝戰亂之後，幾乎每個人都身負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辦理，挨家逐戶，都應誅殺。所以劉邦約法三章，頒發大赦命令，洗刷社會上的罪惡汙穢，使人民從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當時局勢，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後世，大家承襲了這個製度，不知道改革，已經失去時代意義。在惠帝、文帝時，根本沒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時，發生七國之亂，人心浮動，奸詐百出，到了武敵末年，賦稅沉重，差役頻繁，盜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劉據事件，巫蠱大禍，天下驚惶，人民生活困難，無依無靠。等到劉秀上台，平息災難，用來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當。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製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禦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複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