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大臣蕭瑀說：“朕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張弓射箭，自以為懂得如何識別弓箭的好壞。近來得到十幾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們拿給做弓箭的師傅看，弓箭師傅說：‘都不好。’我詢問其中的原因，弓箭師傅說：‘木頭的中心不端正，那麼它的脈理就是歪斜的。這樣的弓雖然剛勁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卻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從這件事中我領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過戰爭取得天下的，所用過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識別弓箭的要領；更何況我得到天下的時間還很短，對於治理國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對弓箭的知識掌握得多。然而，我對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頗，更何況治理國家的要領呢？”從此以後，唐太宗定期召見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書內省的官員，每次召見，唐太宗都要賜給他們座位並與他們悉心交談，仔細詢問宮廷外麵的事，以便對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麵詳細的了解。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麵，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麵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中書省所草擬頒發出的文告命令，門下省頗有不同看法，有時還發現錯誤，有沒有指出糾正？本來設置中書省、門下省，原是為了相互防止發生過錯失誤。人的意見，常有不同，有正確的也有反對的，追根溯源都是為了公事。但有的人對自己護短，不願聽到指出自己的過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裏暗自怨恨；有的為了避免和人家搞壞關係，互相顧惜麵子，明明知道不屬政事的範圍，仍馬上施行。這種遷就一個官員的私情，可以立刻成為萬民的大害，實在是亡國之政，你們特別需要注意防範。隋朝時候內外大小百官，辦理政事沒有主見，而釀成禍亂，人們多不能仔細想想其中的道理。當時那些人都以為災禍不會落到自己身上，當麵說好話，背後搬弄是非，總認為沒有什麼；到後來大亂一起，家和國統統丟失，即使有脫身的人，雖沒有遭到刑戮，也是吃盡苦頭僅免一死，還會受到世人的輿論譴責。你們身為大臣特別應該滅除私情，秉公辦事，堅守正道，凡事互相啟發幫助，不要上下一個腔調。”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複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國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麼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國家，大都崇尚清淨無為，以百姓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卻是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飽學經史的儒雅之士。漢代的宰相沒有誰不精通一種經書的，朝廷上有什麼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都引經據典，參照經書來決斷，於是，人人懂得禮教，國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卻重視武功，輕視儒術，或施用刑律來治理國家，從而導致儒術受到破壞，古代淳樸的民風也蕩然無存。”太宗聽後深有同感。從此以後，官員中凡是精通儒學，又懂得治國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並委以重任。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貞觀三年，太宗對身邊的侍臣說：“朝廷設置中書、門下這樣的機要部門，選擇人才擔任官職，他們的任務和作用其實是很大的。皇上下達的詔書和命令如果不正確，他們必須大膽地指出來。然而近來我卻發現他們隻會唯命是從，順水推舟，沒有一個人敢直言進諫，朝廷的官員怎麼能夠有這樣唯唯諾諾的作風呢？如果一個官吏隻知道發布詔書，抄抄寫寫，又何必千辛萬苦地選擇官員，委以重任呢？從今以後，上傳下達的詔書如果不妥當，官吏必須直接指出來，不能因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儀，心中有數卻沉默不言、假裝糊塗。”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複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四年，太宗問大臣蕭瑀：“隋文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蕭瑀答說：“他是一個勤於政務，遵從禮儀，很有自製力的帝王。每次上朝處理政務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與他一起坐談國事，宿衛之士，廢寢忘食，他雖然說不上仁義開明，卻也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太宗說：“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性格謹慎周密，但內心並不能明察秋毫。心裏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錯誤，即使小心謹慎卻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來是靠欺騙前朝皇帝的遺孤寡婦，奪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總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個官員，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斷決定，勞神費力，盡管日理萬機，最終卻事與願違，而且事情也不是都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雖然知道這點，卻不敢指出來。丞相以下的官吏，處理政務都隻是敷衍應對。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樣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頭萬緒又變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奪。隻有將政務交給百官商議，由宰相籌劃，事情才會穩當，才可以奏請皇上，下令天下執行。隻靠一個人殫精竭慮是不行的。如果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這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何況還有更差的呢？而日積月累，長此以往，錯誤必然更多，國家不滅亡才怪！為什麼不廣泛地任用賢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關注政事，嚴肅法紀，誰還敢胡作非為呢？”唐太宗於是下令，凡是詔策有失誤的地方，官吏必須上奏指出，不能隻按照聖旨上的意思辦事，必須盡到一個做臣子的職責。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係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貞觀五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治理國家和養病沒有什麼不同，病人感覺好起來，就格外需要將息調護，如果觸犯禁忌，就會導致死亡。治理國家也是這樣，天下稍微安定的時候，尤其需要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如果就此驕奢放縱，必然弄到衰亂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責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謹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誇。至於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於你們了，既然君臣是一個整體，就理當協力同心，發現事情做得不穩妥的，要盡量把意見講出來，不要有什麼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講真心話，實在是國家的大害啊！”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征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雲：‘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縱觀古代的帝王，有的興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樣。這都是由於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當時政治的得失，忠誠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勸諫，邪惡諂諛的人卻一天天得勢，君主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最終自然滅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宮，不可能對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萬不可以認為天下無事、四海安寧就不在意。可愛的是百姓指出君王的過失，可畏的是上位為難百姓。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們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無道，人們就把他廢棄而不用。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說：“從古以來的失國之君，都是因為在安定的時候忘記了危亡，在清平的時候忘記了動亂，所以不能長治久安。如今陛下擁有天下，內外清平安定，能夠留心治國的方法，經常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樣謹慎的姿態，國運自然會長久。我又聽古人說過：‘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載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認為百姓的力量可畏，確實講得很對。”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嚐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嚐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古人講過：‘國家在危急時不去支持，社稷顛覆時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這樣的人來做宰相？’從君臣大義來講，臣下能不竭盡忠心匡正補救嗎？我常讀書，每當看到夏桀殺死關龍逄、漢景帝誅殺晁錯時，未嚐不拋下書卷歎息。你們隻要能義正詞嚴地直言勸諫，使有益於政治教化，我絕不會以冒犯尊嚴、違背旨意而濫責罰你們的。我近來親臨朝堂處理政事，也有違背法令的地方，而你們卻認為這是小事，不據理力爭。凡大事都是從小事開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會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國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煬帝殘暴，死於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聽到有人為他痛惜的。你們替我想想隋朝滅亡的事情，我為你們想想關龍逢、晁錯被殺的教訓，君臣之間相互保全，豈不很好！”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說，恐敗亂國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鹹以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闕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征之力也。”顧謂征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貞觀七年，唐太宗和秘書監魏徵漫談自古以來的治理國家的得失時說：“如今大亂之後，不能急於實現大治。”魏徵說：“不對。大凡人在危難困苦的時候，就憂慮死亡，憂慮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進行教化。因此大動亂之後容易教化，正像饑餓的人對飲食容易滿足。”太宗說：“賢明的人治理好國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滅殘虐，廢除殺戮。大亂之後，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內做到呢？”魏徵說：“這話是對一般人說的，並不能用在聖明的人身上。如果聖明的人來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們就會像回聲那樣迅速響應，事情不求快也會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見成效，看來並非難事，三年成功，還該說太晚了。”太宗認為魏徵說得對。封德彝等人對太宗說：“夏、商、周三代以後，百姓日漸浮薄奸詐，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治國，漢朝以仁義雜用刑法治國，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沒有成功，怎麼會是可以教化卻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話，恐怕要敗亂國家。”魏徵說：“五帝、三王治國並沒有把百姓掉換過就能把他們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為王，關鍵在於當時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請看古書上的記載就可以知道。從前黃帝與蚩尤作戰七十多次，已亂得很厲害，而打勝以後，就能很快太平起來。九黎作亂，顓頊出兵征討，平定以後，仍不失其為治世。夏桀昏亂淫虐，商湯把他趕走，在湯統治之時就實現了太平。商紂專幹無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討伐，到他兒子周成王在位時，也實現了太平。如果說百姓日漸浮薄奸詐，再也不會淳樸，那到現在都應變得和鬼魅一樣，還能施行教化嗎？”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麼話來辯駁，可是還認為魏徵的話行不通。太宗堅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幾年之間，天下康複安定，突厥被打敗臣服，因而太宗對群臣說：“貞觀初年，人們頗有異議，認為當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隻有魏徵勸我推行。我聽了他的話，不過幾年，就做到中原安寧、邊遠的外族臣服。突厥從來就是中原的強敵，如今突厥的首領卻佩刀值宿禁衛，部落也跟著穿戴中國衣冠。使我取得這樣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勞。”又回頭對魏徵說：“玉雖有美好的本質，但藏在石頭裏，沒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塊碎石沒有什麼區別。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為流傳萬代的珍寶。我雖沒有好的本質被你雕琢研磨，多虧你用仁義來約束我，用道德來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這樣的功業，你也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工匠啊。”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征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雲‘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雲‘帝何力’於其間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出田，逐獸於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貞觀八年，太宗李世民對侍臣們說：“隋朝的時候，老百姓即使擁有財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從我平定天下以來，一心一意體恤百姓，沒有什麼差役攤派，每個人都能維持生計，守住自己的錢財，這些都是我賜予他們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種賦稅，即使多次賞賜資助他們，還不如不這樣做。”魏徵聽了，回答說：“堯、舜在世的時候，百姓會對堯或舜說‘我靠種莊稼獲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們豐衣足食，自在快樂，尚可能對堯、舜說‘你對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現在陛下如此關愛百姓，百姓可能覺得這隻是滿足了日常所需而什麼都不知道。”魏徵覺得這些話說得還不透徹、清楚，還不足以讓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晉文公出去打獵，在碭山這個地方追趕野獸，進入了河水交錯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該從哪兒走出去。不久發現了一個打魚人，文公對打魚人說：‘我是你的國君，這路該從哪裏出去？如果你告訴我，我會重重地賞賜你。’打魚的人說：‘我願意帶路。’文公說：‘走出這個大澤再領賞吧。’打魚的人回答：‘鴻鵠要是生活在洶湧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遷徙到小河周圍，就會受到獵人弓箭的襲擊。龜鱉隻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無恙；如果跑到淺水灘，必然會受到打魚人的威脅。現在你在碭山追捕野獸，一直追趕到了這個地方，是不是走得太遠了呢？’文公聽了，大聲讚歎：‘太好了！’便命令隨行的人記下打魚人的姓名。打魚的人說：‘你憑什麼叫做國君呢？是國君就應該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衛邊疆，愛護百姓，減輕各種徭役賦稅，我也就得到好處了。國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鞏固邊防，外不結交諸侯，內又喪失民心，一旦國破家亡，我這個打魚人，即使擁有你豐厚的賞賜，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魚人於是堅決推辭，拒不接受文公的賞賜。”太宗聽了魏徵的話，稱讚道：“好！好！你說得太對了。”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貞觀九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當年剛剛平定京師，宮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沒有一個宮院不是滿滿的。可隋煬帝還是不滿足，橫征暴斂搜求不止，加上東征西討，窮兵黷武，弄得百姓無法忍受，於是導致了隋朝滅亡。這些都是我親眼見到的。因此我每天從早到晚辛勤努力、毫無厭倦，隻求清淨無為，使天下不生事端，從而做到徭役停罷，五穀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治國好比種樹，隻要樹根穩固不動搖，就能枝繁葉茂。君主能夠實行清淨無為，百姓怎會不安居樂業呢？”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治於下；或臣亂於下，君治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征對曰：“君心治，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裏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曰：“遵彥彌縫暴主，救治蒼生，才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務，而臣子在下麵兢兢業業地料理國事，相較於臣子犯上作亂，而君主清明，哪一個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說：“君主聖明，就能夠明察秋毫，對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滿朝百官誰敢不服，誰敢不盡心盡力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聽勸告，雖然有百裏奚、伍子胥這樣的忠臣，依然無法避免禍患，國家敗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說：“可能是這樣，但是我看到北齊文宣帝昏庸殘暴，大臣楊遵彥卻能夠用嚴明的政治匡扶朝綱，使北齊的統治得以維持，這又如何解釋呢？”魏徵說：“楊遵彥侍奉的是暴君，他能為天下蒼生做好事做實事，使國家幸免於難，的確顯得十分艱難。這哪能與國君威嚴聖明，臣子敬畏守法，敢於進獻忠言，君臣之間互相信任支持相提並論啊。”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複敢言，政道因茲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兼並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
貞觀十九年，太宗對周圍的侍臣說：“我看自古以來，那些由於驕傲自大、目中無人而導致亡國的君王，簡直多得數不清。我姑且不說年代久遠的事，像晉武帝滅掉吳國、隋文帝征服陳國之後，內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處處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沒有誰敢多說話，於是國政日漸鬆弛混亂。我自從平定突厥、打敗高麗、兼並鐵勒、席卷沙漠以來，讓它們一一成為我的疆土，可以說邊境上的外族無不敬畏天威，我國的聲威教化從此廣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內心滋長自滿情緒，常常自我告誡：要勤於朝政，廢寢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膽直諫，並且可以把它用於國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對待師長那樣的禮節對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這樣，那麼國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誌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複製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複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剛即位那幾年，國家接連發生旱災、霜災，糧食的價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進犯騷擾，州縣更加不得安寧。太宗憂心百姓，精心治理國政，提倡節儉，大力廣布恩德。當時，從京城到河東、河南、隴右一帶地區，饑荒更為嚴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絲才能夠買上一鬥米的境地。百姓雖然四處奔走尋找食物，但沒有一個人埋怨，無不安分守己。到了貞觀三年，關中一帶大豐收，百姓一個個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竟然沒有一個人逃散。太宗皇帝獲得人心竟到了這種程度，加上太宗善於聽取意見，喜歡儒家之說，真心誠意尋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選拔賢能的官吏，廢除舊製度的弊端，建立了許多好的製度，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使國家秩序井然。當初，太宗的兄弟加害於他，一同參與的達到一千多人。禍亂被平息之後，太宗仍然任用這些人在他周圍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蕩，從不互相猜疑。當時大家對此議論紛紛，都認為太宗能正確處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個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貪官汙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賄賂行為的，沒有一個得以赦免逃脫。在京城以外貪贓枉法的官員，太宗都會派遣專人，調查情況，根據他所犯的罪行進行嚴厲懲處。因此，貞觀年間的官員大多清正廉潔，謹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豪富商賈，都懾於皇帝的威嚴，一個個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淩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銷聲匿跡。出門旅遊或做生意的人，也不會碰上小偷強盜，國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戶戶的門也不用上鎖。又加上年年豐收，一鬥米才賣三四文錢。外出無論是從京城到嶺南嶺西，還是從山東到滄海，都用不著準備糧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輕易獲得。在泰山周圍的鄉村趕路，行人經過這裏，都會受到熱情的款待，出發時還有東西贈送，這些事情都是亙古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