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嚐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唐太宗容貌威武嚴肅，百官中覲見的人，見到他都會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況後，每當見到有人奏事時，總是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希望能夠聽到諫諍，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貞觀初年，太宗曾對公卿們說：“人要照見自己，一定要有明鏡；一國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一定要借助於忠臣。君主假如自以為聖明，臣下又不去糾正，要想國家不傾危敗亡，能辦得到嗎？於是君主失掉他的國，臣下也不能獨自保全他的家。至於像隋煬帝殘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閉起來不講話，最後終於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而導致滅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誅殺。前事不遠，你們今後每當看到事情有不利於百姓的，必須直言規勸諫諍。”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國家。隻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處共事，如魚得水，那麼天下才可以平安無事。我雖然不算明君，幸虧你們多次匡正補救過失，希望憑借你們直言鯁議，以實現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回答說：“我聽說木材彈上墨線就能鋸得筆直，君主聽從規諫就能成為聖明。所以古代聖明的君主必須設諍臣七人，說的話如不被接受，就一個接一個地以死相諫。陛下開拓思路，采納臣民忠言，我等處在不避忌諱的聖朝，實在願意把愚昧之見都講出來。”太宗稱讚他說得好，下詔規定今後宰相入宮商量處理國家大事，必須讓諫官跟著進來，聽一聽如何處理，有話敞開說，皇上一定虛心采納。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後將廢湣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舉兵廢後，遣使收華，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誌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明智的君主能時時反省自己的過失，並且不斷加以改進，然而昏庸的君主總是力圖掩飾自己的短處，蒙蔽視聽。像隋煬帝，他自以為是，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又拒絕別人的意見，這樣就再也沒有人敢於直言不諱了。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許這算不上什麼大罪過。商代的時候，箕子假裝發瘋來保全自己，孔子還評價他仁義。後來隋煬帝被殺，虞世基難道就該一同去死嗎？”杜如晦說：“君主身邊有敢於直言的大臣輔佐，雖然自己治國無道，也不會失去天下。孔子曾經讚揚過忠臣史魚，說：‘衛國的大夫史魚真耿直啊，國家有道義的時候他直言進諫，國家失去道義了，他還以死相諫。’虞世基怎麼能因為隋煬帝無道，不接受忠言，就閉口不提意見呢。他身居要職，卻苟且偷生，不肯辭官隱退，這和箕子裝瘋離去，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過去晉惠帝的皇後賈後要廢掉湣懷太子，司空張華非但不據理力爭，反而阿諛順應賈後，苟全性命。直到趙王倫起兵廢掉賈後，派使者捉拿張華時，張華說：‘賈後廢太子的時候，我不是不想阻止，隻是怕賈後不會采納我的意見。’使者說：‘太子沒有罪卻被廢掉，你貴為三公，怎麼不站出來說話？即使你的意見不被接受，你又為什麼不辭退歸隱呢？’張華無言以對，於是他被斬殺，株連三族。古人說得好：‘危難卻不扶持，傾倒卻不支撐，用這樣的宰相有什麼用呢？’所以君子雖然麵臨危難卻依然能堅守節操。身居高位的張華既然不能成全自己的節操，而保全自己的性命，君臣之間的正常關係已經不複存在。同樣虞世基身為宰相，在該進言的時候卻保持沉默，他的確該死啊！”唐太宗聽後很讚同杜如晦的觀點，說：“你說得對。君主必須有忠臣輔佐，才能夠自身平安，國家太平。隋煬帝難道不是因為身邊沒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過失，才使得罪惡和災禍越來越大而導致滅亡的嗎？如果國君行為不當，臣下又不盡職，隻知道阿諛奉承，苟全性命，凡事隻知道說好，那麼這樣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諛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諛，那麼距離國家的滅亡就為期不遠了。現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盡職守，戮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業。你們一定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及時地指出並糾正我的過失，我們君臣之間切不可因為開誠布公，指出彼此的過錯而相互誤會和怨恨。”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司空裴寂說：“近來有人上書奏事，條數很多，我都貼到臥室的牆壁上，出入時看看想想。之所以要這麼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當一想到治國大事，有時要到三更以後才睡覺。我也希望你們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嚐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貞觀五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自古以來，帝王大都由著自己的性子高興或發怒。高興的時候就胡亂賞賜，功過不分；發怒時就任意殺戮，是非不明。天下大亂，一般都是因為肆意妄為造成的。因此我非常警覺，無論白天黑夜，無不銘刻在心，希望各位大臣永遠都能夠對我的缺點大膽地提出批評。同時，你們也應當接受別人的批評意見。切不可因為別人的意見和自己不一致就不承認、不采納。如果一個人不接受別人的批評，那他又怎麼能去批評別人呢？”
貞觀六年，太宗以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召而謂曰：“朕曆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幹，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仍賜絹有差。
貞觀六年，唐太宗因為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見時對他們說：“我曾把從古以來臣子盡忠的事跡一一看過，如果遇到聖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夠誠心規諫，但如像關龍逢、比幹那樣的處境，就不免身遭殺戮株連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難。我又聽說龍可以馴養得聽話，但喉下有逆鱗。你們就敢於犯逆鱗，各自進上奏書。常能這樣，我難道還怕宗廟社稷會傾覆！每想到你們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懷，所以設宴共享歡樂。”還給每人賞賜了數量不等的絹。
太常卿韋挺嚐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境之難，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為斬袂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豈非各吠非主，誌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未睹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用沃朕懷，一何可道！”
太常卿韋挺曾經上書唐太宗，指出他治理國家的功勞與過失。太宗寫了一道詔書送給他說：“你所呈上的意見極其珍貴，裏麵的言辭和道理都值得稱道，我對此感到十分欣慰。春秋時齊國發生內亂，管仲的箭曾射中齊桓公；晉國蒲城的爭鬥，勃鞮曾用劍斬斷晉文公的衣袖。但齊桓公重用管仲，沒有猜疑；晉文公對待勃鞮仍一視同仁，沒有什麼差別。這是臣子心懷坦誠，為他們的君主效勞。你的忠誠，從行文中就可以看出來。如果你能一直像這樣實事求是，剛正不阿，那麼你的好名聲就可以永遠保全了。如果你在這方麵懈怠了，那是多麼可惜呀。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終地做後人的表率。這可以使後來的人看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發生的事一樣，這難道不是很好嗎？我過去沒有聽說過我所犯下了哪些過錯，也沒看見我所做過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這些功績都是依靠你們這些忠信、誠實的人的結果。你們不斷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議，用來告誡提醒我，豐富我治國的思想，如果僅僅依靠我個人的能力，哪裏值得一提呢！”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懾，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每當無事靜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對上不能使上天稱心如意，對下被百姓所怨恨。隻想得到正直忠誠的人匡救勸諫，好讓我的視聽能和外邊相通，使下麵沒有積怨。此外近來見到來奏事的人，常顯得心懷恐懼，連講話也變得語無倫次。平時奏事，情況尚且如此，何況要折麵諫諍，必然害怕觸犯逆鱗。所以每當有人諫諍時，縱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見怪。假如立刻發怒斥責，恐怕人人心懷恐懼，豈敢再說話！”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征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征對曰：“陛下虛心采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雲：‘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屍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為此也！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問魏徵：“近來朝臣都不議論政事，這是為什麼？”魏徵回答說：“陛下虛心納諫，本來應當有話說。然而古人說過：‘不被信任的人勸諫，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勸諫，就叫做屍祿。’但是人的才能氣度，各有不同：膽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進諫；被疏遠的人，怕不信任而無法進諫；貪戀祿位的人，怕不利於自身而不敢進諫。所以大家沉默不言，應付著混日子。”太宗說：“這些現象確實像你所說。我常想，人臣要勸諫，動輒害怕有死亡之禍，這和赴鼎鑊被烹殺、冒刀劍被斬殺又有什麼兩樣？因此忠貞的臣子，並非不想竭盡忠誠，竭盡忠誠實在太難了。所以夏禹聽了好的意見要拜謝，豈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如今敞開胸懷，接受諫諍，你們無須因為害怕而不敢把想說的話說出口。”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征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之。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能正確對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實在困難。這像會寫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誇自己有本領，別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來評量指責，雜亂無章的文辭和拙劣的技藝就會顯現出來。這樣說來，君主須有匡救諫諍的臣子，來指出過錯。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事情，若單靠一個人來了解判斷，即使再辛苦勞累，怎能把每件事都處理得盡善盡美呢？我常想念魏徵遇到問題時隨事諫諍匡正，多次切中我的過失，這好像用明鏡來照形體，美與醜都會顯現出來。”因而舉起杯子給房玄齡等幾位敬酒，勉勵他們也應這樣做。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複諫。”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雲‘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說：“從前虞舜製作漆器，夏禹雕飾祭器，當時勸諫的有十多人。飲食器皿一類的小事，何必苦諫？”褚遂良回答說：“從事精雕細琢會妨害農耕，編織五顏六色的彩帶會妨礙婦女的正常事務。首創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開端。有了漆器不滿足，必然要用黃金來做。有了金器還不滿足，必然要用玉石來做。所以諫諍之臣必須在事情的開端就進諫，等到已做完再勸諫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說：“你講得很對，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當，不論是在剛開始，或者是將做完，都應當及時進諫。近來我翻閱前朝史書的記載，有時臣下進諫，君主就回答說‘已經做了’，或者說‘已經同意做了’，終究不肯停止改正。這樣下去危亡的災禍在一反手之間就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