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
貞觀七年，唐太宗封吳王李恪為齊州都督。唐太宗對侍臣們說道：“父子之間，哪有不想經常團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國事有所不同，必須讓他們出去擔當重任，作為國家的屏障。並且要讓他們及早明白自己的職責，斷絕他們對太子位置的野心。這樣，我死了之後，也能讓他們兄弟之間沒有危亡的禍患。”
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須製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說：“漢、晉以來，所分封的諸王都因為所給的權勢不合適，沒有預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會有滅亡的災禍。君主大都很清楚這種情況，但沉溺於私愛，因而沒有借鑒‘前車之鑒，後車之覆’的教訓。現在諸王當中，有的過於受寵，我擔心的不僅是他們倚仗寵愛而驕奢自大。從前魏武帝曹操寵愛陳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後，對陳思王監視禁閉，把他當成監獄裏的囚犯，這是由於先皇加恩太多，繼位的君主加倍提防他的緣故。這說明魏武帝寵愛陳思王，反而害了他啊！而且皇帝的兒子何愁不富貴，身封大國，食邑戶數不少，衣食無愁，還需要什麼呢？而且陛下每年還另外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全無規定限製。俗話說：‘窮了不用學節儉，富了不用學奢侈。’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創業的目的，難道僅僅是處理安置現在的子弟嗎？陛下現在應該製定長遠的規章，讓萬世遵照執行。”疏奏呈上後，太宗相當讚賞，於是賞賜馬周絹帛百段。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製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製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惑誌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施號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後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裏，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因為每天供給魏王府的東西遠遠超過了太子，於是向唐太宗進諫說：“古代聖人製定的禮義，是尊重嫡子，不重旁支的。作為太子，地位極其尊貴，日用的東西與錢財貨物不加限製，跟君主沒有什麼兩樣。庶子地位低下，不得與太子一樣享受同樣多的俸祿，這也是用來防止嫌疑，以便根除禍亂的根源。可是古代的聖王以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為基礎，然後才製定國家法律。他們知道有國家，必然有親疏貴賤，雖然一般人的子女也值得疼愛，但不得超過尊貴的太子，這種法體必須尊崇。如果不能確立各人的名分，就會造成應當親近的人卻被疏遠，應當尊敬的人卻被冷落的局麵。這樣，諂媚取巧之徒就會乘機興風作浪，以個人恩怨危害國家，捕風捉影。臣希望陛下為國家製定明確的法令，頒布執行，讓您的功勳流傳千代，成為後世帝王的楷模。陛下日理萬機，或許還有些事情做得不夠完美。我的職責是指正您的過失，不容許有沉默不言的時候。我發覺供奉給太子的東西比魏王還少，朝廷上下聽說了這件事後，都覺得做得不妥。《左傳》上說：“我聽說愛孩子要用禮義來教導他。‘忠、孝、恭、儉’，這是做人的基本準則。過去漢代竇太後和漢景帝不知道‘義’中所蘊涵的道理，於是嬌寵梁孝王，封給他四十餘座城池，封地達到方圓三百餘裏。梁孝王驕縱奢侈，大肆修建宮室，他的宮室四處可見，所費錢財更是數以萬計，他出入都城威風凜凜，不可一世；誰知他遇上不得意的事情，竟然發病而死。宣帝也嬌慣淮陽王，差點造成漢的敗落，最後仰賴退讓之臣的輔佐，才獲得幸免。何況魏王年齡還小，涉世未深，我希望皇上經常用禮義加以訓導，選擇良師教他興亡成敗的道理，既接受禮義方麵的教導，又接受文學方麵的熏陶。這樣既通過忠孝進行教育，又用道德禮義加以約束，必然能使他成為有用的人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聖人的教化方法。”太宗聽了他的話，十分讚許。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仆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嚐不傾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鹹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貞觀十六年，太宗對侍臣們說：“當今國家哪些事情最為迫切？請你們每個人對我說說。”尚書右仆射高士廉說：“使百姓得到休養。”黃門侍郎劉洎說：“安撫邊境的少數民族。”中書侍郎岑文本說：“《論語》上說：‘用德來感化他們，用禮來規範他們。’從這方麵來說，禮義最為緊迫。”諫議大夫褚遂良說：“不久整個中國都會懾服於陛下的恩威，一個個循規蹈矩，不敢胡作非為。但太子、諸王，都必須有各自的名分，陛下應該製定一個法令，留給子孫萬代，這是當今最為緊迫的。”太宗說：“這話說得對。我快五十歲了，已經感覺精力不足，身體日漸衰老。將我的長子立為東宮太子，另外我的弟兄和兒子將近四十人，我常常為此擔憂。但自古以來，無論親疏都沒有好的辦法。你們得為我尋訪有才德的人，來輔佐太子，還有各個皇子，也都需要正直之士來輔佐。不過侍奉諸王的官員，時間不宜過長，時間一久就會加深情感。王室禍亂，大多因此而產生。所以，諸王府的官員，不要讓他們的任期超過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