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於誌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民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係，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雲，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
貞觀七年，唐太宗對太子左庶子於誌寧、杜正倫說：“你們輔導太子，平常應該為他講述百姓生活在民間的種種艱苦。我十八歲時還在民間，對百姓的艱難困苦非常清楚。登上帝位後，每逢商議事情如何處理的時候，有時還會出現疏漏，由於得到他人的諫諍，才有所醒悟。如果沒有忠心的人對我直言進諫，我如何能做到為百姓辦好事呢？何況太子長期生長在深宮之中，看不見、聽不到百姓的艱難困苦。而且君主是關係到天下安危的人，更不能動輒就驕奢放縱。隻要發個敕命，治罪大膽諫諍的人，那麼天下官員百姓肯定沒有人敢直言了。所以要克製私欲，勵精圖治，容納別人的忠言直諫。你們應該經常把這些道理講給太子聽，每當看到他有做得不對的地方，應該勇敢直諫，使他能有所獲益。”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可以自鑒。’”
貞觀十八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古時候有胎教世子的說法，我卻沒有時間考慮這事。但最近自設立太子以來，遇到事情都要對他教誨曉諭。見他準備吃飯時，便問他：‘你知道飯是怎樣來的嗎？’太子回答說：‘不知道。’我說：‘凡是播種、收獲等農事都很艱難辛苦，這些活兒全靠農民努力耕種。隻有不去占用他們勞作的時間，才會常有這樣的飯吃。’看到他騎馬，又問他：‘你知道馬是用來幹什麼的嗎？’太子回答說：‘不知道。’我說：‘這是能夠替人代勞的東西，要使它既勞作又得到休息，不耗盡它的氣力，這樣就可以常有馬騎。’看到他乘船，又問他：‘你知道船是怎樣運行的嗎？’太子回答說：‘不知道。’我說：‘船好比君主，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載船，也能推翻船，你不久將做君主了，能不畏懼嘛！’我看到他在彎曲的樹下休息，又問他：‘你知道這彎曲的樹如何能正直嗎？’太子回答說：‘不知道。’我說：‘這樹雖然彎曲，打上墨線就可以正直成材。做君主的雖然有時難免會做出一些荒唐的事，但是虛心接受諫諍就可以聖明，這是傅說講的道理，可以對照自己的行為作為鑒戒。’”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征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征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
貞觀七年，太宗對侍中魏徵說：“自古以來，君王能夠自我保全的很少，這都是由於他們從小生長在富貴的環境中，驕傲懶惰，貪圖個人享受，不了解親近君子、疏遠小人的道理。我想讓所有的子女都能夠見識古人的言行，希望他們以此作為自己的行為規範。”於是命令魏徵輯錄古代帝王子弟成功與失敗的事跡，編成《自古諸侯王善惡錄》，把它贈送給各個王子。序中寫道：

觀夫膺期受命，握圖禦宇，鹹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一十六族，爰曆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啟磐石者眾矣。或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鹹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後。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曲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勳庸，淮南、東阿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係，可不勉歟！
看那些接受天命、統治國家的君王，沒有一個不是分封自己的宗親，來守衛王室的。這些都記載於史冊，可以拿來討論探究。自黃帝分封二十五子，舜帝任命八元、八凱，經過周朝、漢代，直到陳代、隋朝，分裂河山，大封宗室皇親的非常多。這些被分封的諸侯有的得以保全，隨時代沉浮；有的失去封地，瞬間衰亡。然而考察他們的興衰成敗，那些功成名就的，都是開國時受封的王；國破家亡的，大都是後世繼位的子孫。原因何在呢？建國時封的王，經曆亂世，知道王國創建的艱難，知道父兄為建立國家所付出的辛勤勞苦，所以即使在位時也不驕縱。不論白天夜晚，從不懈怠政務，禮賢下士，厚遇人才，有的像漢楚元王那樣求賢，有的像周公那樣納士，即使忠心的話聽起來刺耳，也能虛心接受。這種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歡心。生前道德高尚，死後萬古流芳。到了子孫繼承王位的時候，天下太平興盛，他們從小深居宮中，備受婦人嗬護長大，顧慮不到處於高位的危險，哪裏還能知道老百姓的苦樂呢？親近小人，疏遠君子，寵愛美妾，輕視道德，違背禮法，胡作非為，藐視法令，不顧身份。自恃皇帝的恩寵，萌生抗擊嫡子的野心；倚仗一事的細微功勞，生出無窮的欲望。他們不遵循忠貞的正道，誤入為非作歹的歧途。武斷專橫，違背天命，迷而不返。雖然有漢代梁孝王劉武、晉代齊王司馬冏那樣的功勳，有漢代淮南王劉安、曹魏東阿王曹植那樣的才華，也不免摧折淩雲之翅，沉入涸轍之鮒的尷尬。丟棄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豐功偉業，落得梁冀、董卓那樣斬首示眾的下場，成為後世的警戒，不可惜嗎？皇上以聖人般的天賦，挽救危亡，功耀千秋，廓清宇宙，統一中原，民眾擁戴，安撫四方，親睦九族。吟誦《棠棣》之詩來增進兄弟之情，把維係宗廟的責任係於子孫。愛子之情，沒有一天不充滿胸懷。於是命令下臣，考證曆代曆史記載，用來作為行為處事的標準，交與子孫。我盡自己的愚忠，收集古代遺訓。凡諸侯君王有國有家者，他們的興盛是從不斷做善事開始，他們的衰亡也是從不斷作惡引起的。所以從中可以知道，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個人的聲名，不作惡不至於讓自己滅亡。可是禍與福都沒有定數，一個人吉凶的關鍵在於自己，是自己造成的，這僅僅是空話而已嗎？現在我收錄自古以來各個帝王做事的得失情況，根據善惡不同分類，一百家為一類，書名叫做《諸王善惡錄》，目的是想使太子和諸王子看到好的地方就不斷修正自己，可以揚名百代，永垂不朽；看到不好的地方就及時加以改正，免得造成更大的錯誤。跟從好的東西就能獲得好的名聲，改正過錯就沒有什麼危害。這些東西都關係著國家的興亡，豈能不以此共勉呢？

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於座右，用為立身之本。”
太宗看了連聲稱好，對諸位王子說：“此書應放在你們書桌的座右，用作你們立身處世的根本。”

貞觀十年，太宗謂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眾，惟東平及河間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等鑒誡，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嚐夢中見一人雲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郭林宗、黃叔度，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讚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唐太宗對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王子說：“從漢代以來，帝王的兄弟兒子處於榮華富貴之中的很多，唯有東漢的東平和西漢的河間王最有名，他們能夠保全自己的祿位。如西晉的楚王司馬瑋這等奸佞之人，死亡的不止一個，這是他們都生長於富貴之中，驕傲自大、好逸惡勞造成的。你等應引以為戒，深思熟慮。我挑選有才能的人，作為你們的師友，你們必須聽從他們的敬告規勸，不要擅作主張，自以為是。我聽說隻有德行能使人信服，相信這都不是信口亂說。我不久前曾夢見一個人叫做虞舜，不禁肅然起敬，這不是因為我敬仰他品德的緣故嗎？要是夢見桀、紂，我一定會感到憤慨而砍死他。桀、紂雖然是天子，要是今天稱別人為桀、紂，他一定會十分生氣。顏回、閔子騫、郭林宗、黃叔度等人，雖然是普通老百姓，今天要是大家稱讚別人像這四個賢人，別人一定會大喜。可見，一個人立身處世，可貴的是德行，哪用得著談及富貴呢？你們位列王公，衣食豐足，更應能夠加強德行修養，這豈不兩全其美？況且君子小人本來就不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做善事就是君子，做惡事就是小人。你們應當自我克製、自我勉勵，使你們的善行一天天地遞增，不要放縱自己的私欲，使自己陷入刑戮之中。”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曆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年，唐太宗對房玄齡說：“我看曆代平亂創業的帝王，都生長在民間，都通情達理，能識別人情真假，少有導致敗亡的。到了後來繼承王位的君主，生下來就享受榮華富貴，不知道人間疾苦，導致國家動亂滅亡。我從小以來，經曆了很多艱難險阻，知道天下很多的事情，但仍然害怕自己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至於像荊王他們這些人，從小在宮中長大，見識短淺，哪能想到這些問題呢？我每天一吃飯，就要想到耕種的艱難，每天一穿衣，就想到紡線的辛苦，我那些王子兄弟能學我嗎？選一些賢良的人作為他們的老師，使他們習慣與品德高尚的人接近，這樣才能使他們少犯錯誤。”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或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夫為臣子不得不慎。”
貞觀十一年，太宗對吳王恪說：“父親疼愛子女，這是人之常情，是不通過教育就可以知道的。兒子能盡忠盡善就對了。若兒子不遵循教誨，廢棄禮法，必然自取滅亡，父親即使疼愛他，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從前漢武帝駕崩了以後，昭帝繼位，燕王旦向來自高自大，不願服人。霍光輔佐昭帝以禦書誅殺了他，身亡國滅。所以作為臣子的不得不謹慎。”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治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製。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聖人造製，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裏，京師蒙福；或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宣帝雲：‘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民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皆衝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貞觀年間，年齡小的皇子都被授以都督、刺史的爵位。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進諫道：“過去兩漢都用郡國的方法治理國家，除郡國外，分封諸子，一個個割地封爵，原襲周代的做法。現在我們唐代采用郡縣製，沿用的是秦的體製。皇子年齡小，都授以刺史的爵位。陛下難道是想用骨肉親情來安定四方，認為聖人創設的製度，都很高明嗎？但是我認為這種方法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為什麼呢？刺史和都督，人們仰仗他得以安寧。這些職位若遇上好人擔任，那麼轄境之內就太平；如果遇到一個不好的人來管理，整個州縣就民生凋敝。所以皇上愛撫體恤百姓，常常選擇賢能的人。有的被稱為如同河流一樣澤被一方，使京城享受到他的好處；有的被百姓歌頌讚美，並且立下生祠紀念。漢宣帝說：‘與我一同治理國家的，是享受兩千石俸祿的有才能的人。’按我的想法，陛下皇子中年齡尚小，還不能統領百姓的，請暫時留在京城，用經學教導他們。一則他們畏懼您的威嚴，不敢違法亂紀；二則出入觀習朝堂儀式，自然地成長自立。時間長了，自然養成習慣，懂得為人處世的方法。能符合條件的，再派遣他們到州郡任職。我認為漢明帝、章帝和三個帝王，能夠友愛子弟，此後，後世以它作為準則。從帝王三代來看，諸王數百人當中，隻有兩個王稍微不好，其餘的性格都正直謙和，希望陛下詳察。”太宗讚揚並且采納了褚遂良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