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監修國史的官員房玄齡說：“我發現《漢書》、《後漢書》記錄有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這些文章文辭浮華，無益於對帝王的勸誡，為什麼還要收錄在史書上呢？今後，如果有人上書議政，隻要言辭直率，道理中肯，有利於治國，不管我采納與否，都必須記載在史書上。”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製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隻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上書請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編成文集。唐太宗說：“我的詔書和命令，如果有益於百姓的，史書都已經記載了，足以流傳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訓，擾亂了政務，即使辭藻華麗，也終將貽笑後人，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他們都有文集傳世，可是他們的行為大都不可取，最後，社稷江山統統斷送在他們手中。君主聖明與否，關鍵在於他的品性和行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傳後世呢？”太宗最終不許編文集。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擔任諫議大夫，兼任撰寫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問他：“你的起居注，都寫些什麼呢？可不可以讓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來警戒自己。”褚遂良勸阻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記錄帝王言語的左史，和記錄帝王行為的右史。無論好壞全部記錄下來，以期望帝王不做對國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卻沒聽說過帝王自己要看關於自己的史書。”唐太宗說：“我有不好的言行，你們都記錄下來了嗎？”褚遂良說：“常言道，堅守道義不如盡忠職守。我的職責是記錄曆史，怎麼可以不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呢？”黃門侍郎劉洎說：“帝王有過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樣，人人都看得見。即使褚遂良不記錄，天下老百姓都會記住的。”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對房玄齡說：“我每看前朝的史書，懲惡揚善，足以規勸警戒後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來當朝的國史，為什麼不讓帝王親自看到呢？”房玄齡回答說：“國史既然善惡必書，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隻是擔心有與君主意見相抵觸的地方，所以不讓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說：“我的想法不同於古人。現在要親自看國史，如果記有好事，自不必說；如記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為鑒戒，並加以改正。你們把撰寫抄錄好的國史送過來吧。”於是，房玄齡等人就把國史加以刪減整理，成為按照年月順序記事的編年體，撰寫成高祖和太宗的《實錄》各二十卷，上表呈獻。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記玄武門之變說得很含蓄，就對房玄齡說：“從前，周公東征誅殺管叔、蔡叔，從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藥殺死叔牙，而使魯國得以安寧。我的所作所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為了安定社稷，以利萬民。史官執筆，何須隱晦？你們應當立即改刪虛飾之詞，把這件事的原委寫清楚。”事後，侍中魏徵上奏說：“我聽說，君主身居至尊之位，無所顧忌懼怕，隻有國史，足以懲惡勸善，如果寫得不真實，那麼讓後世看什麼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實錄》，很符合公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