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任何事情都必須掌握根本。國家以人民為根本，人民以衣食為根本，經營農桑衣食，以不失時機為根本。要不失時機，隻有君主不生事勞民才能做到。假若連年打仗，營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農時，能辦得到嗎？”大臣王珪說：“從前，秦始皇、漢武帝，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大建宮室，人力既已用盡，災禍也就接踵而至，他們難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嗎？隻是沒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確方法。隋代滅亡的教訓距今不遠，陛下親自承受了隋朝遺留下來的弊病，懂得怎樣去改變，不過剛開始還比較容易，要堅持到底就很難。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終都能小心謹慎，從而善始善終。”太宗說：“你講得很對。安定百姓和國家，關鍵在於君主，君主能與民休息，百姓就歡樂，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縱欲，而不斷克製告誡自己的原因。”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複為災。
貞觀二年，京城大旱，蝗蟲成災。唐太宗親自到田野去看稻穀，看見蝗蟲猖獗，就撿起了幾隻並罵道：“百姓視稻穀為生命，你卻把穀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說老百姓有罪過，那麼責任也隻在於國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靈性，就應當隻啃噬我的心髒，不要危害百姓。”說完就要把蝗蟲吃掉，左右的臣子大驚，連忙製止說：“吃了恐怕要生病，萬萬不可。”唐太宗說：“我隻希望把災禍轉移到我身上，還怕什麼疾病呢？”說完便一口將蝗蟲吞下。從此，蝗蟲不再成災。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貞觀五年，主管大臣上書說：“皇太子即將舉行加冠禮，在二月裏舉行才吉祥，請陛下增加兵衛儀仗的規模，使禮節齊備。”太宗說：“如今百姓春耕剛開始，這樣做怕要妨礙農事。”於是下令將禮儀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上奏說：“按照陰陽家的推算，在二月裏舉行最好。”太宗說：“陰陽講究禁忌，我從不信那一套。如果一舉一動都必須依照陰陽家的話去辦，不顧天理道義，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麼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會萬事吉祥。並且，吉凶取決於人，怎能聽信陰陽禁忌呢？農時很要緊，不能耽誤片刻。”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鬥值五錢，其尤賤處，計鬥值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因為天下米價大都一鬥值五個錢，更便宜的，一鬥隻值三個錢。因此，他對侍臣說：“國家以百姓為根本，百姓又以糧食為生命。如果糧食不豐收，人們就不再為國家所有了。既然糧食對國計民生關係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隻希望能夠克勤克儉，不奢侈浮華，造福於民。我常常想賞賜天下百姓，使他們都富裕尊貴。現在我減少賦役，不占用他們農耕的時間，使他們能夠順應天時，把莊稼種好，其實，這就是使他們富裕。我還重視推行禮儀謙讓的風氣，讓鄉間的百姓，年輕的尊敬年長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實，這就是使他們尊貴。隻要天下都能這樣，我即使不聽音樂、不打獵也樂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