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雲：‘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嚐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貞觀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天下無知的人多，聰明的人少，聰明人不會做壞事，無知的人卻屢屢觸犯法律。國家赦免寬宥的恩典，都是給那些不軌之徒設立的。古話說：‘小人的幸運，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發表意見了。’凡是‘保養稂莠之類的雜草，就會傷害到田中的禾苗，將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會傷害好人’。從前‘周文王製定刑罰，對觸犯刑罰的一概不予赦宥’。還有蜀先主劉備曾對諸葛亮說：‘我曾和陳元方、鄭康成往來，常聽到他們講說治亂之道，他們已經講得很齊全了，但從來不曾講到赦宥。’因此諸葛亮治理蜀國，十年不赦，而蜀國大治。梁武帝每年幾次赦宥，終於導致傾覆敗亡。這種謀求小仁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大仁的損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來，絕不頒發赦令。如今四海安寧，禮義盛行，特殊的恩典，數不勝數。隻怕赦宥會使無知的人常存僥幸之心，隻想犯法，而不能改正過錯。”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
貞觀十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國家的法令，一定要簡約，不可以一個罪名定很多種處罰條令。條款太煩瑣，官員不能夠完全記清楚，反而會生出許多奸詐的事端來，如果要開脫犯人的罪名，有人就會援引從輕的處罰，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別人頭上，就會用從重的處罰。這對國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現在，我們應該仔細審定條款，不要使各條款之間互相牽連。”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發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複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對侍臣們說：“皇帝詔書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會滋生出許多奸詐行為來。《周易》說‘像出汗一樣發號施令’意思是說皇帝的詔書，像汗水流出身體，一旦發出就不可收回。《尚書》說‘謹慎地下達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堅決執行，不可反悔’。漢高祖時，國家並不富裕，蕭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製定出的律令，都整齊劃一。如今我們應仔細思考這個問題，不可輕易頒發詔書，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審定，讓它有一個固定的形式。”

長孫皇後遇疾，漸危篤。皇太子啟後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後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長孫皇後生了病，日漸危重。皇太子承乾對皇後請求說：“所有的醫藥都用遍了，現在母後的尊體仍不能痊愈，請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後痊愈。”長孫皇後說：“生死都是命裏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長壽命，那我向來沒做過什麼壞事；如果平素行善都無效，那又有什麼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國家的大事，佛道不過是皇上有意識保留的一種外來宗教罷了。常怕做出有違事理體統的事情，現在怎能因為我一個婦人而亂了國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說的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