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仇，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麵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湣，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征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於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複其國，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麵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雁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雲興複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貞觀四年，李靖打敗突厥頡利可汗，頡利統屬的部落很多都歸順了大唐，於是，唐太宗下詔討論安定邊境的政策。中書令溫彥博建議說：“請陛下仿照東漢建武年間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邊塞附近的辦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黃河以南地區，這樣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編製，作為中原的屏障，同時又不讓他們遠離本土、不改變他們的習俗，以便實行撫慰政策。如此，一來可充實空虛的邊塞，二來可體現朝廷對他們沒有猜疑之心。我認為，這才是包容養育他們的正當辦法。”太宗對溫彥博的建議很是讚同。秘書監魏徵卻堅決反對說：“匈奴自古以來從未這樣慘敗過，這是上天要誅殺他們，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現。他們世代與中原為敵，與老百姓結下了數不清的仇怨，陛下鑒於他們乃主動受降，因此沒有將他們處死。依臣之見，應當把他們發配到黃河以北地區，讓他們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漢時，他們是中原政府的禍患，所以當時朝廷常常派猛將去攻打他們，收歸他們在黃河以南的土地，在那裏設置郡縣加強管理。陛下如今讓他們在中原內地居住，並且降兵達幾萬，乃至十萬之眾，幾年以後，他們的人數還會成倍增長，讓他們生活在我們身邊，離京城如此之近，將來可能會成為心腹之患，所以千萬不可把他們安置在黃河以南。”溫彥博反駁說：“天子對於萬事萬物，不管天上飛的，還是地上長的，隻要歸順，都應該收養。如今突厥兵敗，餘部前來歸降，如果陛下對他們不加以憐憫，反而棄他們於不顧，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雖愚鈍，但卻認為陛下不應采取抑製少數民族的政策，而應把他們安置在黃河以南地區。常言道：讓瀕臨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懷仁愛之心，那麼終將不會有叛亂發生。”魏徵據理力爭地說：“晉朝取代魏國的時候，胡部落常常在周邊地區活動，江統勸說晉武帝把他們逐出塞外，晉武帝不聽，幾年之後，胡部落勢力大增，將很多地方據為己有，前車之鑒不遠。陛下如果采納溫彥博的意見，讓他們居住在黃河以南地區，將養虎為患，貽害無窮啊。”溫彥博又說：“我聽說，聖人之道無不通達。突厥的殘餘部落，前來投奔我們，以保全性命。把他們安置在中原內地，傳授給他們禮教法令，選拔他們的首領，派衛兵駐守那裏，讓他們畏懼大唐的威嚴，感激大唐的恩德，這有什麼可擔憂的呢？漢代光武帝在位時，讓突厥的單於定居內地，成為漢朝的一位藩王，曆經整個漢朝時期，突厥都不曾叛亂。”稍停片刻，他繼續說道：“隋文帝興師動眾，耗盡了國庫，扶持突厥可汗，讓他回到舊地，後來可汗背信棄義，把隋煬帝圍困在雁門，企圖謀反。現在，陛下仁慈寬厚，聽憑他們的意願，無論是河南、河北，任由他們選擇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眾多，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長，他們內部不統一，力量分散，怎麼會對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給事中杜楚客與溫彥博同一陣線，說：“北方異族人麵獸心，難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們臣服。現在讓他們的部落散居在黃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長此以往，必有禍患。至於隋煬帝在雁門關被困一事，雖是因為突厥背信棄義所致，隋煬帝昏庸無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敗滅亡，怎能歸咎於中原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扶持政策？認為讓他們複興而種下禍根是沒有道理的。少數民族不會擾亂華夏民族，這是先哲們總結的經驗。讓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讓行將滅絕的東西延續下去，這是古代聖賢通行的原則。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訓，大唐將難以長久啊。”唐太宗聽後，對他的意見非常讚許，於是對異族采取懷柔政策，這在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後來唐太宗采納溫彥博的策略，從幽州至靈州，設置了順、佑、化、長四州安置歸順的突厥部落，從這以後，到長安定居的突厥人達萬家之多。
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防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台，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自從突厥頡利兵敗後，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領前來歸降，大唐政府都把他們封為將軍中郎將，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員就有一百多人，與大唐自己的官員幾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隻有拓跋氏沒有歸順，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來來往往，不絕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認為這樣做徒勞無益，隻會白白地消耗財物，於是上疏說：“我認為，要安撫邊遠地區的人，首先應當使內陸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邊境的少數民族，猶如樹上的枝葉，如果用破壞樹根的辦法來使枝繁葉茂，那麼，要想樹木長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來，賢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為根本方針，以駕馭夷、狄等少數民族為權宜之策。所以《春秋》說：“戎、狄這些少數民族猶如豺狼虎豹，不可讓他們滿足；華夏民族是近親，不可將他們遺棄。”自從陛下君臨天下以來，國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樂，兵力得到了加強，四方少數民族俯首稱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對他們加官封爵，我認為這樣做太浪費國家的財資，而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黃河以西的百姓，是抵禦強悍少數民族的前哨。那裏人煙稀少，凋敝蕭條，加之隋末的戰火，老百姓遭受的損失尤其嚴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們根本無法安居樂業，匈奴被削弱之後，才開始進行農業生產，如果現在就役使他們，恐怕會使他們元氣大傷。臣固然愚鈍，但還是請求陛下停止安撫勸降。並且，古人說，對於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來稱臣也不要接納。在周朝，王室愛撫百姓，但同時也抵禦少數民族，所以延續了八百年的帝業；秦朝對抗擊胡人不以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漢文帝畜養兵士以待變故，所以天下安寧富庶；漢武帝神武鷹揚，對少數民族連年征伐，致使勞民傷財，國內空虛。後來雖然有輪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後，國庫也幾乎消耗殆盡，於國於民都沒有絲毫益處。如今，遠有秦、漢的教訓，近有隋代的前鑒，異族的動靜變化，可謂清晰可見。伊吾雖已是大唐的附屬地，但它遠在邊關荒漠之地，那裏的人非華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對於主動稱臣的，請陛下對他們嚴加約束，讓他們居住在塞外，這樣他們必定對大唐心懷畏懼又感恩戴德，永遠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對他們實施恩惠是虛，讓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實。近來一有突厥人歸降，朝廷就賞賜給他們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長歸降，還要加官晉爵，享受極高的俸祿，這樣做太浪費了。把中原百姓上繳的租稅，供養這些凶惡頑固的俘虜，讓他們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這對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禦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征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貞觀十三年，太宗親臨九成宮，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暗地裏糾結部眾，並支持突利可汗的兒子賀羅鶻乘夜偷攻太宗的禦營。事情敗露後，他們都被捕獲並斬首。太宗從此不再信任突厥，並後悔把他們的部眾安置在內地。於是將他們遣送回黃河以北地區，讓他們在原來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來統率他們。事後，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中原的百姓，實在是天下的根，周邊的少數民族，就如同枝葉一樣，損傷了根本，卻想枝繁葉茂，國家長治久安，是絕不可能的。當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議，因而感到勞費一天比一天嚴重。我考慮不周，差點失去了長治久安的好方法。”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征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於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後，唐太宗想在高昌設立州縣。魏徵反對說道：“陛下當初剛登上皇位的時候，高昌王最先來朝謁，後來經商的胡人多次告發高昌王不向朝廷進獻貢奉，加上他們對大國的使者不以禮相待，終於獲得罪名。如果朝廷隻對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還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撫他的臣民，擁立他的兒子。常言道：處罰有罪之君，安撫他的百姓，讓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遙遠的邊關。這是最好的治國安邊之策。現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設立州縣，必須經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裏守衛，並且幾年要更換一次人馬。每次換防，士兵們都往來奔波，死於勞頓的不計其數。士兵們還要添置衣物，離別親人，飽受背井離鄉之苦。十年過後，甘肅以西的地區肯定會人財空虛，而陛下始終得不到高昌一把穀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這其實是拆散有用的東西，去侍奉無用的東西。我看不出有什麼益處。”唐太宗不聽他的意見，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設置西州屬地，定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年調派一千多人馬駐守該地。
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後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挽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複。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裏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複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複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裏，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雲‘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葉渾遺萌，更樹君長，複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征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
黃門侍郎褚遂良也認為這樣做不好，於是上疏說：“我聽說，古代聖哲賢明的君王處理國政，都先使華夏諸族安定了，然後才平定少數民族，他們廣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幹預邊遠悍荒之地的事務。所以，周宣王征伐獫狁，將他們逐出邊境就撤軍了；而秦始皇頻頻出征邊塞，修築了萬裏長城，西起臨洮，東到遼東，以抵禦異族，但最後還是使國家分崩離析了。陛下滅掉了高昌國，使西域異族臣服於大唐的威儀，如今還要據守他們的土地，設立州縣。然而，朝廷發兵的時候，黃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幾年顆粒未收，十戶人家有九戶貧困，周邊各郡縣也都很蕭條，五年過去了，還是沒有改變。現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們背井離鄉，飽嚐思鄉之苦。離家的兵士還要自己操辦行裝，他們不得不賣掉糧食，拿走家中紡織的所有布匹，對他們的家庭來說，這無異於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歸黃泉了。此外，兵士當中有的人還犯有官司，他們在征戍期間借機逃亡，官府還要捉拿查辦，這為國家帶來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裏沙丘，冬天寒風凜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說：‘處於安樂之中不要忘記危險，國富民安的時候不要忽略了動亂的產生。’假設張掖郡戰火飛揚，酒泉郡烽煙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給一個人的糧米來增援嗎？必須調發隴右各州軍隊，攻擊敵人。就此而言，黃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終究是異族，怎麼能浪費中原的財物，去供養毫無益處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頡利，在西海吞並吐渾。可這些地方依然不安寧，殘餘的突厥部落要擁立自己的可汗，吐穀渾也暗中推舉自己的首領。如今，陛下應該讓高昌人自己擁立首領。這樣做，並非史無前例，古人說，有罪的人就誅殺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應當在高昌人中選擇可以擁立的人，封他為首領，送他回故國，讓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遠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這樣，中原就不會受到幹擾，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寧，如果這個安邊政策一代代傳下去，將會造福子孫後代。”但唐太宗沒有接納他的進諫。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貞觀十六年，西突厥派兵進犯西州地區，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西州有軍情，雖然還不足以構成危害，但怎能高枕無憂呢？過去我剛剛平定高昌的時候，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麹文泰的後代為王，歸還他的國土，可是，我竟然沒有采納他們的意見，現在後悔晚矣。過去漢高祖不聽婁敬不出兵匈奴的勸告，結果遭到平城之圍，事後漢高主大大犒賞了婁敬。袁紹不聽田豐的建議，與曹操大戰於官渡，結果大敗而逃，事後卻聽信讒言，將田豐殺死。我常常以這兩件事為誡，怎能忘記這些勸諫過我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