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醜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曆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川、贛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即所以致知，慎獨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誌，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縷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缺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冀傳之來世，以俟知者。”羲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為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為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為體，知以物為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才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為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文集

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苟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

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曆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為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為窮物之理，集義為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

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備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為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

釋氏之說，欲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嚐不善也。然不知心即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為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為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茫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絕人道者為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

或問：“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以存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