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璿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
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
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鹹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裏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塚瑣語》太丁時事，且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記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
《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雲：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誌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曆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係日，以日係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雲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誌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幹寶、徐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誌。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雲，漢代劉向以戰國遊士為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複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雲：“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於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別，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為十二紀、十誌、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誌”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誌”。然稱謂雖別，而體製皆同。
曆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